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0年11月的一天，两位操山東口音的中年干部来到云山垦殖场燕山分场办公大楼。他们从挎包里掏出一封山東省某县(记不清县名)县委、县政府的信函，内容是说该县连年大旱，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无着，恳求江西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信函后面还附有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省农业厅、省农垦厅加盖公章的“酌情援助”的意见、建议。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看了他们的信函后，心里嘀咕：我们场今年粮食收成诚然不错，但上调量增加，干部、职工口粮标准已由月人均36斤渐次降至现在的21斤了，哪里还有粮食支援他们呢?两位山東同志见我犹豫难语。抢着说：“我们知道江西同志把自己口里的都掏出来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要主粮大米；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些杂粮、瓜果什么的，只要能吃的就行……”
这话像一把利刃，在我心头猛扎了一下，我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拉着他们说：“两位请坐，我去向领导汇报一下。”
我找到分场党委书记李兰、场长李欣荣，将这一情况作了汇报。两人听后，大眼瞪小眼，相对无语，低头沉思。见此情况，我试探地问：“是不是……回绝……”李书记摇了摇手：“不。最近，省委有指示，要动员党员带头，每人每月再节约3斤粮食；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支援他们800斤粮食。”听到这话，我不由得高兴起来，当即对两位领导说：“我去回复他们。”
共产党员带头，每人每月从已经一再降低的口粮指标中再节约3斤粮食用以支援别人，现在的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事儿，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那的确是件大事、难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
1961年1月的一天，我与省农垦厅工作组老王去西洲大队了解一个情况。早上，我们在食堂吃了2两稀饭；等到走了七八里路，拉了两泡尿，到了大队部时，两人已是“咕噜”肠鸣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祈然看着我笑道：“怎么啦?肚子里打鼓呀!”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这两天闹肚子。”老刘紧追不放：“不是吧，是肚子提意见了吧?要不要安抚一下?”接着，他故作神秘地说：“不许外传。大队清仓多出100多斤红薯，要不要来一斤米的红薯?”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吃价’(很好的意思)。不过，我没有粮票。”老刘挥了挥手：“优待，免了吧。不过，没有菜。要嘛，我们上山采了些野芹菜，但味道苦涩些，吃吗?”我急忙说：“吃，吃，那是山珍!”就这样，我和老王吃了7斤2两红薯(折合一斤大米)和两大碗野芹，哼着小调回到了场部。我们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形可见一斑。
1961年2月，我回了一趟于都县老家。那时，交通不很方便，从南昌到赣州的汽车票难买到，我就买了到宁都的票，想从宁都再转车到于都。谁知在宁都又没买到往于都的票，我只好改乘宁都到瑞金的车，再从瑞金乘车到于都。
宁都到瑞金，沿途山多路窄。我们的班车简直就是“黄花鱼”，一路溜边，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迎面蒙着绿帆布的解放牌大卡车如“过江之鲫”。一辆接一辆风驰电掣般“嗷嗷”叫地开过来。我坐在这老牛破车般的班车内实在有点郁闷，忍不住发几句牢骚：“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你看人家解放牌神气活现。”我旁边坐着一位长者，看那架势，我分析不是老红军，也是老八路。他对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别急躁，人家是战略任务。”“战略任务?”我有点莫名其妙。“是的。”长者解释说，“它们装的是粮食，赣南的粮食。它运到南昌去，再由南昌上火车运往上海。”老者看到我还有些茫然，又接着说：“上海全市600多万人，只有一天的存粮：只要一天不运粮进去，立马就断顿。所以，省里从省军区、粮食厅等单位抽调车辆，组成数个汽车团，日夜加班运粮。赣南人紧张操劳的，也就是它——粮食!”
回到红军长征第一渡——于都老家。母亲对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欣喜地说：“还好。瘦了点儿，还没饿倒。”接着，母亲指了指楼上，说：“阁楼我已经收拾好了，你就睡那里吧。”“阁楼?”我纳罕：为什么不让我睡原来住的那间房?母亲解释说，“你大表嫂带几个妹子住了。”我以为大表嫂是来走亲戚的，母亲说：”大表嫂她们是来看病的。而今公社卫生院住满了看病的人，还租了很多民房，也住满了病人。“
我与母亲说话期间，大表嫂她们进来了。一阵寒暄、一番问候之后，大表嫂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为了完成粮食上调任务，他们那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社员的口粮标准已压至每月10多斤；许多人家都是“瓜菜代”，甚至以野菜充饥。由于营养不良，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针对这种状况，公社党委遵照上级的部署，利用农闲季节，分期分批集中病人在公社卫生院治疗，尽快使他们康复起来，以便能集中全力投入即将到来的春耕大生产。
大表嫂是妇女干部，我半开玩笑地说：“口粮标准这么低，是不是减产了，却向上面多报了产量?”
大表嫂一本正经地说：“表弟，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去年的确增产不多，不到一成，但我们上调的粮食任务却翻了一番。起初，社员们对减口粮想不通，有怨气。公社党委组织人员下去宣讲全国形势，讲清减口粮的道理。‘灯不拨不亮，理不讲不明’，道理讲透，思想通了，社员们都赞成说：‘我们少吃一口，受灾的阶级兄弟少挨一份饿，这是大好事，值!’”
好一个“我们少吃一口，受灾的阶级兄弟少挨一份饿!”这不是豪言壮语，但是，她是那么朴实，又那么大气，那么亲切啊!
我望着这些乡亲们，望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内心不由迸发出一句话：好样的苏区人!你们胸中装着全国人民，唯独没有考虑自己。
责编／木艮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看了他们的信函后，心里嘀咕：我们场今年粮食收成诚然不错，但上调量增加，干部、职工口粮标准已由月人均36斤渐次降至现在的21斤了，哪里还有粮食支援他们呢?两位山東同志见我犹豫难语。抢着说：“我们知道江西同志把自己口里的都掏出来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要主粮大米；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些杂粮、瓜果什么的，只要能吃的就行……”
这话像一把利刃，在我心头猛扎了一下，我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拉着他们说：“两位请坐，我去向领导汇报一下。”
我找到分场党委书记李兰、场长李欣荣，将这一情况作了汇报。两人听后，大眼瞪小眼，相对无语，低头沉思。见此情况，我试探地问：“是不是……回绝……”李书记摇了摇手：“不。最近，省委有指示，要动员党员带头，每人每月再节约3斤粮食；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支援他们800斤粮食。”听到这话，我不由得高兴起来，当即对两位领导说：“我去回复他们。”
共产党员带头，每人每月从已经一再降低的口粮指标中再节约3斤粮食用以支援别人，现在的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事儿，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那的确是件大事、难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
1961年1月的一天，我与省农垦厅工作组老王去西洲大队了解一个情况。早上，我们在食堂吃了2两稀饭；等到走了七八里路，拉了两泡尿，到了大队部时，两人已是“咕噜”肠鸣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祈然看着我笑道：“怎么啦?肚子里打鼓呀!”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这两天闹肚子。”老刘紧追不放：“不是吧，是肚子提意见了吧?要不要安抚一下?”接着，他故作神秘地说：“不许外传。大队清仓多出100多斤红薯，要不要来一斤米的红薯?”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吃价’(很好的意思)。不过，我没有粮票。”老刘挥了挥手：“优待，免了吧。不过，没有菜。要嘛，我们上山采了些野芹菜，但味道苦涩些，吃吗?”我急忙说：“吃，吃，那是山珍!”就这样，我和老王吃了7斤2两红薯(折合一斤大米)和两大碗野芹，哼着小调回到了场部。我们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形可见一斑。
1961年2月，我回了一趟于都县老家。那时，交通不很方便，从南昌到赣州的汽车票难买到，我就买了到宁都的票，想从宁都再转车到于都。谁知在宁都又没买到往于都的票，我只好改乘宁都到瑞金的车，再从瑞金乘车到于都。
宁都到瑞金，沿途山多路窄。我们的班车简直就是“黄花鱼”，一路溜边，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迎面蒙着绿帆布的解放牌大卡车如“过江之鲫”。一辆接一辆风驰电掣般“嗷嗷”叫地开过来。我坐在这老牛破车般的班车内实在有点郁闷，忍不住发几句牢骚：“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你看人家解放牌神气活现。”我旁边坐着一位长者，看那架势，我分析不是老红军，也是老八路。他对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别急躁，人家是战略任务。”“战略任务?”我有点莫名其妙。“是的。”长者解释说，“它们装的是粮食，赣南的粮食。它运到南昌去，再由南昌上火车运往上海。”老者看到我还有些茫然，又接着说：“上海全市600多万人，只有一天的存粮：只要一天不运粮进去，立马就断顿。所以，省里从省军区、粮食厅等单位抽调车辆，组成数个汽车团，日夜加班运粮。赣南人紧张操劳的，也就是它——粮食!”
回到红军长征第一渡——于都老家。母亲对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欣喜地说：“还好。瘦了点儿，还没饿倒。”接着，母亲指了指楼上，说：“阁楼我已经收拾好了，你就睡那里吧。”“阁楼?”我纳罕：为什么不让我睡原来住的那间房?母亲解释说，“你大表嫂带几个妹子住了。”我以为大表嫂是来走亲戚的，母亲说：”大表嫂她们是来看病的。而今公社卫生院住满了看病的人，还租了很多民房，也住满了病人。“
我与母亲说话期间，大表嫂她们进来了。一阵寒暄、一番问候之后，大表嫂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为了完成粮食上调任务，他们那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社员的口粮标准已压至每月10多斤；许多人家都是“瓜菜代”，甚至以野菜充饥。由于营养不良，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针对这种状况，公社党委遵照上级的部署，利用农闲季节，分期分批集中病人在公社卫生院治疗，尽快使他们康复起来，以便能集中全力投入即将到来的春耕大生产。
大表嫂是妇女干部，我半开玩笑地说：“口粮标准这么低，是不是减产了，却向上面多报了产量?”
大表嫂一本正经地说：“表弟，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去年的确增产不多，不到一成，但我们上调的粮食任务却翻了一番。起初，社员们对减口粮想不通，有怨气。公社党委组织人员下去宣讲全国形势，讲清减口粮的道理。‘灯不拨不亮，理不讲不明’，道理讲透，思想通了，社员们都赞成说：‘我们少吃一口，受灾的阶级兄弟少挨一份饿，这是大好事，值!’”
好一个“我们少吃一口，受灾的阶级兄弟少挨一份饿!”这不是豪言壮语，但是，她是那么朴实，又那么大气，那么亲切啊!
我望着这些乡亲们，望着这些熟悉的面孔，内心不由迸发出一句话：好样的苏区人!你们胸中装着全国人民，唯独没有考虑自己。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