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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首相，政治小说的开创者。其政治小说《西比尔》鲜明地折射出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批判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功利主义，试图为当时贫富分化的社会找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解救之法——恢复贵族传统和宗教传统。
【关键词】 迪斯雷利 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 《西比尔》 贵族 宗教
一、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迪斯雷利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度出任内阁首相。作为托利党的领袖，早年领导“青年英格兰运动”，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其“新托利主义”的政治主张，为陷入危机的保守党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迪斯雷利也是一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学生涯早于其政治生涯并跨越近半个世纪，一生创作11部小说，其中“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康宁思比》（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1844）、《西比尔》（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与《坦克雷德》（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 1847）——被公认为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迪斯雷利以小说言说政治，同时保留了小说艺术上的完整性，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政治小说。
迪斯雷利的政治哲学如“黎明渐亮的光”，逐渐从其政治小说中浮现。而创作于爆发严重社会危机的19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更是鲜明地折射出迪斯雷利的政治哲学。迪斯雷利注重传统的回归，在他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中，承袭过往是最为安全最具真理性的指导原则。他将英联邦的持续性发展归功于“可敬的古老遗产”，抨击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政党历史，认为这段历史是将“古老的遗产”逐渐丢弃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保守主义观念，迪斯雷利指出国家是一个连续性的实体，有其特有的传统和特定的民众；并提出形成国家政体的三要素，即贵族（Nobility）、民众（People）和教会（Church）。与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相比，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观更注重一种“天然的责任”，认为贵族应回归传统，在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更应恢复一种对于民众的强烈责任感，从而使得民众在慷慨的贵族所给予他们的保护和力量中重拾忠诚之心。此外，贵族还应与教会合作，共同为联邦服务。由此可见，迪斯雷利的政治观架构在对于传统的依恋与信任之上，并且，在他的整个政治构想中贵族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迪斯雷利所领导的“青年英格兰运动”深受当时欧洲盛行的“浪漫国家主义”的影响，极力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的功利主义精神。他曾在《为英国宪法辩》（1835）一文中指出：“尊重先例和惯例，敬畏传统总是遭到那些自负而肤浅之人的嘲弄，遭到那些信仰抽象哲学的绅士们的轻蔑；而在我看来，它们源于对人类天性的深刻认识，是对公共事务的细致观察，对自由的永恒性特征给出满意的解释。”在此，迪斯雷利试图动用传统的力量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抽象哲学”，将社会的演进视为一种与过去密切联系的过程，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种弃传统于不顾、急功近利改造社会的心态。迪斯雷利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深刻批判，在其政治小说，特别是“青年英格兰”三部曲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康宁思比》针对当时英国政党的弊端，谴责平庸而功利的贵族政治；《西比尔》关注当时英国民众的状况，揭露功利主义最为直接的恶果——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坦克雷德》探讨当时英国宗教的问题，力图为功利主义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寻求精神上的出路。
二、《西比尔》中的保守主义因素
（一）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
正如迪斯雷利所言：“各个政党的渊源和特征；由此而产生的人民的状况；在我们目前状况下作为一个主要的救治力量的教会，这是我打算涉及的三大话题……第二年，在《西比尔》中，我思考了人民的状况。”《西比尔》创作于1845年，以英国40年代的“英格兰状况问题”为社会背景。小说刻画了马尼、毛勃利等四个贵族家族、众多政治人物、底层劳动人民、宪章运动领袖以及社会主义改革者等一众形象，描绘了维多利亚前期病入膏肓的英国政治和社会图景，引起了人们对“英格兰状况问题”的反思。
《西比尔》突出了其政治哲学中关注社会公益和民众福利的一面，着力描写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维多利亚时期最为严峻的社会危机——民众的贫苦生活和悲惨境遇。迪斯累利借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者墨利之口表达了对 “两个国度”的担忧。当贵族青年艾格蒙特不无骄傲地称颂“我们的女王统治着史上最伟大的国度”时，墨利简短有力的“哪个国度？女王统治着两个国度”的发问，带来的是思考与沉默。进而他解释道：“两个国度，互不相干，毫无交集；对彼此的生活、思想及感受一无所知，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星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吃着不同的食物，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受不同的法律约束”，“我所指的是富人和穷人”。迪斯雷利视民众为政体的三要素之一，因此关注民众的状况一直是他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早在“青年英格兰运动”时期，迪斯雷利就提出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应面向贫苦大众，关注其政治和社会权利。1872 年，迪斯雷利提出，“托利党的另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二）贵族责任的重拾
对于“人民状况”的思考仅是小说的显在内容，其潜在主旨则在于指出一条政治路径以解决两个国度的分裂问题。在1839年的议会辩论中，迪斯雷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的旧宪政有一个明晰的原则，即‘占高位者担大责任’。而目前的宪政却丢掉了这一原则。旧的宪政将政权托付给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同时要这个阶级担负起伟大的公共责任；而新的统治阶级却没有通过行使社会责任将自己与人民大众联系起来，他们获取了政治地位却没有承担与之共存的义务。”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贵族之所以未能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在迪斯雷利看来，与贵族在工商业资产阶级影响下的功利化不无关系。小说创作于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之时，迪斯雷利虽与他同属托利党，但对其自由化的政治主张颇有微词，对托利党内部受功利主义影响的贵族颇为反感。小说着力刻画了四个贵族家族，这些贵族无一例外都具备某种精明审慎、审时度势、善于谋划的功利主义特质。主人公艾格蒙特的哥哥马尼伯爵本人更是爱尔维修的忠实信徒，他告诉艾格蒙特：“世间一切皆出于算计，并没有什么幸运可言。如果你能精准地计算，必定会是生活的赢家。”满腹功利算计的资产阶级特性取代了古老贵族的价值观念：偷猎者只要交了钱便可以自由出入马尼的领地；只要支付足够的补偿款，甚至铁路和工厂也可以进入他的领地。马尼这类新贵族早已失去了古老贵族的高贵气度，丢弃了对土地和城堡的骄傲和天然情感。与之相反，艾格蒙特身上寄托着迪斯雷利对于贵族的希冀。议会中，他像个真正的贵族那样承担起对民众的职责：“他宣称，千百万人的社会幸福应该是政治家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王权、主权、华丽的宫廷和强大的帝国都毫无意义。”艾格蒙特的宣言正是迪斯雷利所倡导的“同情下层民众，仰望至高神明”的托利主义贵族理想。 （三）宗教神圣的召回
宗教改革之后，世俗力量的壮大和与之相伴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胜利，使得真正给予穷人庇佑和精神依托的修道院失去了其原有地位。卡莱尔在《时代征兆》一文中指出：“在机器时代，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存在，即物质的、实际的、经济的状况；而不再关心精神存在，即道德、宗教、精神状况。”小说表现了教会失职与人们沦落之间的联系。描写了马尼镇上劳工的悲惨生活后，作者将矛头直指宗教：“这个不幸的种族曾仰望那寂然耸立的尖塔，那里寄托着他们现世的安慰，预兆着未来的平等；但是马尼的神圣教会忘却了她的神圣使命。”马尼的牧师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沦为伯爵府上的“马屁精”，自认为“一星期两回布道、让教民不忘谦卑、对生活充满感激，就算恪尽职守了”。毛勃利教堂这座昔日的“辉煌神殿”在世事变迁中沦为“乡村教堂”；尽管毛勃利地区人口激增，但教民人数却逼近于零。“西比尔”这一圣洁修女形象更多地带有某种宗教隐喻性，她的存在隐喻着某种超越功利的神性，一种理性算计无法“计算”的圣洁之美。她的两度出场都被设定在宗教性的神圣场所，都给艾格蒙特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她慷慨救济穷人，在穷人眼中是“上天委派来的天使”。同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形象在西比尔的身上若隐若现。小说开头描写的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的场景与西比尔第一次出场时的场景极其相似；而在西比尔参观特拉福德先生的工厂时，那里的孩子向她高喊“女王，女王”。西比尔与女王形象的重合，以及进而代表宗教神圣与君权神授的西比尔与代表贵族责任的艾格蒙特的结合，暗示了迪斯雷利希望恢复君主、贵族以及宗教的应有地位，重整被功利主义分裂的社会的政治理想。
三、结语
通过小说《西比尔》，迪斯雷利看到了功利主义盛行之下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并以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积极地寻找解决之道。他寄希望于贵族，特别是土地贵族，希望他们能够摆脱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重拾对民众的社会责任，复兴宗教的神圣权威——“在开明、尊敬的贵族的充满仁慈的领导下，团结各个阶层……恢复国王和教会的传统，从而恢复全民族的联合，并恢复人民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大力倡导恢复贵族传统和宗教传统，但其主张并非单纯地回归封建主义制度，而是“旧瓶装新酒”的政治探索。因而，对于传统的回归，迪斯雷利立场鲜明的同时又不失冷静客观。
【参考文献】
[1]Morris Edmund Speare， The Political Novel： Its Development In England and In America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2，61.
[2] Robert Blake， Disraeli[M]. Methuen
【关键词】 迪斯雷利 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 《西比尔》 贵族 宗教
一、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迪斯雷利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度出任内阁首相。作为托利党的领袖，早年领导“青年英格兰运动”，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其“新托利主义”的政治主张，为陷入危机的保守党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迪斯雷利也是一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学生涯早于其政治生涯并跨越近半个世纪，一生创作11部小说，其中“青年英格兰”三部曲——《康宁思比》（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1844）、《西比尔》（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与《坦克雷德》（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 1847）——被公认为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迪斯雷利以小说言说政治，同时保留了小说艺术上的完整性，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政治小说。
迪斯雷利的政治哲学如“黎明渐亮的光”，逐渐从其政治小说中浮现。而创作于爆发严重社会危机的19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更是鲜明地折射出迪斯雷利的政治哲学。迪斯雷利注重传统的回归，在他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中，承袭过往是最为安全最具真理性的指导原则。他将英联邦的持续性发展归功于“可敬的古老遗产”，抨击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政党历史，认为这段历史是将“古老的遗产”逐渐丢弃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保守主义观念，迪斯雷利指出国家是一个连续性的实体，有其特有的传统和特定的民众；并提出形成国家政体的三要素，即贵族（Nobility）、民众（People）和教会（Church）。与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相比，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观更注重一种“天然的责任”，认为贵族应回归传统，在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更应恢复一种对于民众的强烈责任感，从而使得民众在慷慨的贵族所给予他们的保护和力量中重拾忠诚之心。此外，贵族还应与教会合作，共同为联邦服务。由此可见，迪斯雷利的政治观架构在对于传统的依恋与信任之上，并且，在他的整个政治构想中贵族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迪斯雷利所领导的“青年英格兰运动”深受当时欧洲盛行的“浪漫国家主义”的影响，极力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的功利主义精神。他曾在《为英国宪法辩》（1835）一文中指出：“尊重先例和惯例，敬畏传统总是遭到那些自负而肤浅之人的嘲弄，遭到那些信仰抽象哲学的绅士们的轻蔑；而在我看来，它们源于对人类天性的深刻认识，是对公共事务的细致观察，对自由的永恒性特征给出满意的解释。”在此，迪斯雷利试图动用传统的力量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抽象哲学”，将社会的演进视为一种与过去密切联系的过程，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种弃传统于不顾、急功近利改造社会的心态。迪斯雷利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深刻批判，在其政治小说，特别是“青年英格兰”三部曲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康宁思比》针对当时英国政党的弊端，谴责平庸而功利的贵族政治；《西比尔》关注当时英国民众的状况，揭露功利主义最为直接的恶果——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坦克雷德》探讨当时英国宗教的问题，力图为功利主义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寻求精神上的出路。
二、《西比尔》中的保守主义因素
（一）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
正如迪斯雷利所言：“各个政党的渊源和特征；由此而产生的人民的状况；在我们目前状况下作为一个主要的救治力量的教会，这是我打算涉及的三大话题……第二年，在《西比尔》中，我思考了人民的状况。”《西比尔》创作于1845年，以英国40年代的“英格兰状况问题”为社会背景。小说刻画了马尼、毛勃利等四个贵族家族、众多政治人物、底层劳动人民、宪章运动领袖以及社会主义改革者等一众形象，描绘了维多利亚前期病入膏肓的英国政治和社会图景，引起了人们对“英格兰状况问题”的反思。
《西比尔》突出了其政治哲学中关注社会公益和民众福利的一面，着力描写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维多利亚时期最为严峻的社会危机——民众的贫苦生活和悲惨境遇。迪斯累利借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者墨利之口表达了对 “两个国度”的担忧。当贵族青年艾格蒙特不无骄傲地称颂“我们的女王统治着史上最伟大的国度”时，墨利简短有力的“哪个国度？女王统治着两个国度”的发问，带来的是思考与沉默。进而他解释道：“两个国度，互不相干，毫无交集；对彼此的生活、思想及感受一无所知，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星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吃着不同的食物，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受不同的法律约束”，“我所指的是富人和穷人”。迪斯雷利视民众为政体的三要素之一，因此关注民众的状况一直是他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早在“青年英格兰运动”时期，迪斯雷利就提出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应面向贫苦大众，关注其政治和社会权利。1872 年，迪斯雷利提出，“托利党的另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二）贵族责任的重拾
对于“人民状况”的思考仅是小说的显在内容，其潜在主旨则在于指出一条政治路径以解决两个国度的分裂问题。在1839年的议会辩论中，迪斯雷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的旧宪政有一个明晰的原则，即‘占高位者担大责任’。而目前的宪政却丢掉了这一原则。旧的宪政将政权托付给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同时要这个阶级担负起伟大的公共责任；而新的统治阶级却没有通过行使社会责任将自己与人民大众联系起来，他们获取了政治地位却没有承担与之共存的义务。”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贵族之所以未能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在迪斯雷利看来，与贵族在工商业资产阶级影响下的功利化不无关系。小说创作于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之时，迪斯雷利虽与他同属托利党，但对其自由化的政治主张颇有微词，对托利党内部受功利主义影响的贵族颇为反感。小说着力刻画了四个贵族家族，这些贵族无一例外都具备某种精明审慎、审时度势、善于谋划的功利主义特质。主人公艾格蒙特的哥哥马尼伯爵本人更是爱尔维修的忠实信徒，他告诉艾格蒙特：“世间一切皆出于算计，并没有什么幸运可言。如果你能精准地计算，必定会是生活的赢家。”满腹功利算计的资产阶级特性取代了古老贵族的价值观念：偷猎者只要交了钱便可以自由出入马尼的领地；只要支付足够的补偿款，甚至铁路和工厂也可以进入他的领地。马尼这类新贵族早已失去了古老贵族的高贵气度，丢弃了对土地和城堡的骄傲和天然情感。与之相反，艾格蒙特身上寄托着迪斯雷利对于贵族的希冀。议会中，他像个真正的贵族那样承担起对民众的职责：“他宣称，千百万人的社会幸福应该是政治家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王权、主权、华丽的宫廷和强大的帝国都毫无意义。”艾格蒙特的宣言正是迪斯雷利所倡导的“同情下层民众，仰望至高神明”的托利主义贵族理想。 （三）宗教神圣的召回
宗教改革之后，世俗力量的壮大和与之相伴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胜利，使得真正给予穷人庇佑和精神依托的修道院失去了其原有地位。卡莱尔在《时代征兆》一文中指出：“在机器时代，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存在，即物质的、实际的、经济的状况；而不再关心精神存在，即道德、宗教、精神状况。”小说表现了教会失职与人们沦落之间的联系。描写了马尼镇上劳工的悲惨生活后，作者将矛头直指宗教：“这个不幸的种族曾仰望那寂然耸立的尖塔，那里寄托着他们现世的安慰，预兆着未来的平等；但是马尼的神圣教会忘却了她的神圣使命。”马尼的牧师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沦为伯爵府上的“马屁精”，自认为“一星期两回布道、让教民不忘谦卑、对生活充满感激，就算恪尽职守了”。毛勃利教堂这座昔日的“辉煌神殿”在世事变迁中沦为“乡村教堂”；尽管毛勃利地区人口激增，但教民人数却逼近于零。“西比尔”这一圣洁修女形象更多地带有某种宗教隐喻性，她的存在隐喻着某种超越功利的神性，一种理性算计无法“计算”的圣洁之美。她的两度出场都被设定在宗教性的神圣场所，都给艾格蒙特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她慷慨救济穷人，在穷人眼中是“上天委派来的天使”。同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形象在西比尔的身上若隐若现。小说开头描写的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的场景与西比尔第一次出场时的场景极其相似；而在西比尔参观特拉福德先生的工厂时，那里的孩子向她高喊“女王，女王”。西比尔与女王形象的重合，以及进而代表宗教神圣与君权神授的西比尔与代表贵族责任的艾格蒙特的结合，暗示了迪斯雷利希望恢复君主、贵族以及宗教的应有地位，重整被功利主义分裂的社会的政治理想。
三、结语
通过小说《西比尔》，迪斯雷利看到了功利主义盛行之下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并以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积极地寻找解决之道。他寄希望于贵族，特别是土地贵族，希望他们能够摆脱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重拾对民众的社会责任，复兴宗教的神圣权威——“在开明、尊敬的贵族的充满仁慈的领导下，团结各个阶层……恢复国王和教会的传统，从而恢复全民族的联合，并恢复人民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大力倡导恢复贵族传统和宗教传统，但其主张并非单纯地回归封建主义制度，而是“旧瓶装新酒”的政治探索。因而，对于传统的回归，迪斯雷利立场鲜明的同时又不失冷静客观。
【参考文献】
[1]Morris Edmund Speare， The Political Novel： Its Development In England and In America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2，61.
[2] Robert Blake， Disraeli[M]. Methu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