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遇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东西向独立的墓群，出土的鬲、豆、罐等器类的形制皆为西周时期，其中陶鬲卷沿、敞口、高裆的特点明显具有西周时期特色，这表明曾经有西周人群在此地生活。与此同时，遗址区内发现的南北向墓葬出土的如口部呈小喇叭形的陶罐等，皆具有东周时期的特点。据此，我们确认了西周与东周两类人群的存在。这是一个大发现！
　　在遇村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初见乍欢 久处仍怦然陇东地区前期发掘以墓葬为主，发掘区域年代也较为一致。遇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填补了陇东地区没有系统发掘遗址的空白，且该遗址发现西周、东周两类不同年代人群也首次展现了陇东地区不同年代人群的更迭现象，也为解决周人发展、兴盛、衰落、灭亡的历史提供了新材料。

手铲释天书

　　遇村遗址可以說是我博士阶段的起点，也是新的挑战和学习过程。初入遇村工地，即将发掘的1700平方米遗址，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手忙脚乱，多亏当时水老师不时地在身旁提醒与引导。
　　水老师在我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时不时给我一些提醒，尤其是陶片的辨别。我一直接受的是青铜器的训练，陶器、特别是陶片的辨别难度较大。陶器分为鬲、盆、豆、罐、甗、瓮等器类，每个器类在两周时期的特点都不相同。比如鬲，首先夹砂是主要的，其次陶鬲在先周至东周时期口沿是从卷沿、侈口到卷沿、敞口到平折沿、侈口这样一个演变顺序，这些都需要了解。其次发掘出来的陶片都是残破的，多数只能通过有口、唇、颈、肩的陶片口沿进行判断，最后是通过陶质，即夹砂还是泥质，口沿是折沿还是卷沿，腹部是否远大于口部等特点来进行区分。
　　在辨认清楚器类之后，是每个器类的类型学、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分析，即是鬲、盆、豆、罐这些器类口沿、唇部，颈部、肩部、腹部、底部以及纹饰是如何变化的，这就需要地层与叠压打破关系的支撑，这是水老师一再强调的，必须要区分清楚地层与叠压打破关系。因为叠压和打破关系可以决定各个遗迹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器类的类型演变，才能确认发掘整体的年代框架等问题。
　　此外，对于重点遗迹的解剖方法，以及图的绘制，水老师也无不以高要求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修改。水老师更希望培养我在野外独立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包含阅读、积累、分析等方方面面，更像是对多面手的一种培养。
　　在遇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发现硕士阶段自身积累的重要性。我们发掘地点属于高速路建设原因的抢救性发掘项目，且该遗址遭到了破坏，整体来看学术价值的意义并不凸显。但是在发掘过程中，我习惯性地开始查阅陇东地区的相关文献与资料，并对该地区的既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该地区属于周人西北边疆的一部分，周人的起源、发展与衰落跟该地区都有密切的联系，存在较大的学术意义。
　　这让我对考古的学习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考古学离不开长期的野外生活，更不离开书斋的静心雕琢，游走在书斋与田野间，不仅是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切换，也是思想雕琢后在野外中进行实践与锤炼。
　　考古学是实践与理论结合较为密切的一个学科，尤其是野外一线的发掘整理，更是每个考古学学生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常说的“手铲释天书”。博士阶段的考古学学习，不仅是基础的夯实，也是在一线的磨练中不断加深认识与理解，进而继续深入地整理与研究。
　　研究生期间，尤其是博士期间，我主要研究商周考古与青铜器，在遇村遗址的发现多有赖于我之前知识的积累。我此前跟随曹老师进行青铜器的系统学习。曹老师对我的培养，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即读、练、写、做。

每日“描”青铜

　　首先是读。曹老师最初并没有制定书目，而是让我自由选择书籍，只是强调做考古学研究，不能仅限于考古学书籍的阅读，而要尽可能地涉猎艺术史、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与历史文献相关的书籍。在广泛涉猎后，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方向，进行精读。
　　一开始，我觉得安心读书就好，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看过的书不刻意去记，很快便遗忘了。曹老师及时引导，让我做读书摘要或看完书后及时将感受和疑问记录下来，便于检索和记忆。此后我便常与“冷板凳”相伴，交出的是一篇又一篇的读书报告与笔记，甚至开始学会去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书和问题，及时向老师请教。变化就是，我发现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
　　其次是练，指青铜器的练习与积累。作为青铜器学习研究的一员，青铜器各方面的积累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曹老师要求我每日必须写1～10件青铜器的描述，并和书中描述作对照，查看自己描述的规范与准确性;其次要在描述中观察每个器物的器形、纹饰等特点。
　　我一开始写的描述不规范，看到一张照片，想到哪里就描述什么。通过不断地修改，我发现描述的规范应该是从上到下，即耳/盖、口、沿、唇、颈、肩、腹、底、足这样的顺序。铜器的描述虽然并不需要定时向老师上交作业，但是，不定期的考试是免不了的。一群人坐在办公室，老师拿出几张打印好的高清铜器图，只有图，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在描述的同时，判定其年代等各方面信息。这也算是对我们平日描述的一种督促与检验。这样机械枯燥的描述，也慢慢培养了我对青铜器观察的角度与一些认识。
　　比如青铜觚，从商代早期至晚期，铜觚器身向三段式发展。这样的演变不通过一件件铜器的描述是没有办法深入理解和记忆的。所以，随着对青铜器描述量的积累，我不断加深对各个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认识。
　　学习与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学”，老师还要求“研”，即必须多写，哪怕一开始认识不准确，有错误也不要紧，就是要不断地写，不断地改，才能保持一种写作的手感。我曾将本科时期的论文发给老师，老师让我重新写一个提纲，进一步细化与探讨。这篇文章被老师修改了很多遍，也是通过这篇文章，我才慢慢地理解什么叫写文章，写文章是逻辑性、语言与研究方式的结合。
　　最后一点，即是做。曹老师曾让我负责大型青铜器图录的编写工作，从最开始的原始资料收集开始，让我学会了安排、收集和协调。这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工作，我一开始感到无从下手。于是，我开始从既有的图录编纂成果入手，学习他们的思路与方式，然后根据相应的要求，将资料全部收集扫描，再进行一遍又一遍地斟酌筛选，最后进行目录编排与说明写作。其间，我不仅锻炼了资料收集的能力，更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总的来说，通过读、写、练、做，我具备了基本的研究积累，培养了学习思维。

　　因为有了这些扎实的积累，在遇村遗址发掘中，水老师引导我重回田野，做一名领队。
　　野外锻炼是与前期青铜器学习截然不同的一种培养，是一种书斋与田野间的转换，也造就了我博士期间游走于书斋与田野间的生活与学习方式。
　　书斋与田野，对于考古学学习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学习方式。不仅需要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分析与研究，还要学会检验、实践与进一步的推进。田野是考古学的生命源泉，但这源泉，则需要静心书斋的不断滋养与充实！游走于书斋与田野间，初见乍欢，久处仍怦然。
　　责任编辑：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