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群体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的。
　　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经济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框框”约束。当时的高层,不得不更倚重新建立的机构(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
　　此时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与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上世纪80年代,是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
　　今天来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取决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
　　但这场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悖论:改革对象是执政党及其政权赖以存在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改革又需要这个执政党及政府的领导和推进。改革动力和阻力都来自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来自政权核心。上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都曾是阻止和挑战改革的“运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经过十年改革,可是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足够强有力与改革进程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农民是受益者,但不足以构成支撑当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普遍要求改革的表象之后,民众的改革需求发生分裂。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了超越经济改革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诉求;而一些城市居民、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旧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不能理解改革才是改善他们根本利益的出路;部分统治集团成员则着重于眼前既得利益。
　　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本是存在着自身发展方向的。主要包括:其一,调整市场和政府关系,加快市场发育,抑制政府膨胀;其二,全面推进非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避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其三,将贫富差别控制在合理范围,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其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从制度上抑制腐败现象。
　　但是,历史常常存在拐点,存在关键的年月。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拐点。中国改革的决策集体彻底改变。影响决策的结构变了,改革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变了。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在21世纪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人们常说的历史视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柳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本文选自该书作者“自序”,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