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步入曲折性与脆弱性并举的复苏轨道。从经济数据来看，2013年全球增速维持“弱增长”格局。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全球经济增长2.9%，比2012年放缓0.1%，为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全球工业生产增长2.7%，比2012年放缓0.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增长2.7%，持续低迷；全球消费价格上涨3.2%，涨幅较2012年回落0.1%。2014年，在各国宽松政策的刺激下，全球经济或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至3.6%，增速比2013年约提高0.7%，这一增长率被评判为踏上了“偏低的中期增长轨迹”。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受发达国家经济联盟的“再组合”、大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再调整”、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困境、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各国创新与增长动力的长期疲弱等因素影响，全球发展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大，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应当高度关注。
发达国家政策调整产生巨大溢出效应
历经了2013年美国“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僵局，全球对美国退出QE（量化宽松）预期强烈，有研究机构预测2014年美国会把当前850亿美元的QE额度削减完毕，这可能将使市场流动性相对减少，导致长期利率升幅扩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造成跨国资本流动异常，冲击国际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而美联储为冲抵全球紧张而推出“零利率前瞻指引”政策的替代效应尚不明晰，国际金融、商品和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供求格局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元区尽管通过政策行动减少了主要风险并稳定了金融形势，但仍未完全走出衰退，2013年负增长0.4%，部分成员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外围经济体增长受制于信用瓶颈，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调结构任务仍然严峻。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倍经济学虽令其2013年经济增速攀升至2%，出口增长，物价结束负增长，但短期效应却已开始缩减，若不能充分落实财政和经济结构改革，可能导致再度通缩，银行持有债务增加，金融稳定面临显著风险，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各国去杠杆化程度冷热不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在家庭、企业、金融业和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都作出诸多努力，然而各自进展却很不均衡。美国私人部门走出危机阴影，家庭去杠杆化接近完成，企业、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已经大幅改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09财年10.1%的二战后峰值降至2013财年的4.1%。欧元区近年来连续出台的系列严厉财政紧缩措施遏止了财政赤字上升势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更是连续两次将主要政策利率（再融资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目前的0.25%，打破了“主权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的传播链条。但发达国家这种持续的财政整顿会削弱其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发展中国家经历杠杆刺激后调转方向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去杠杆化之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才刚踏上征途。
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新“联盟潮”
2013年1月1日，欧盟“财政契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迈出重要一步。11月，欧盟央行就“单一清算机制”发表声明，提出当欧央行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时建成该机制，并且覆盖范围将包括机制成员国的全部信贷机构。2013年10月，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决定将其“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至长期协议，实现货币互换协议常态化，继续作为“审慎流动性支持”，以防止全球金融紧缩。这些超级经济联盟的出现，构建了新的垄断性、选择性、排他性的自我保护堤坝，隐隐形成新的货币政策“俱乐部”，将使国际货币秩序发生重要改变。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以美元主导、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货币无序竞争、全球金融危机救助机制无序等为主要特点的牙买加体系开始被修正，在金融合作问题上大西洋两岸局部性地达成了妥协，国际货币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朝着“大西洋体系”演变。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而无缘该网络的全球其他经济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等可能都将暴露在QE退出风险之中。美国或将借此货币互换网络，扮演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区域贸易安排盛行
2013年国际贸易状况依然不太乐观，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萎缩，拖累了全球贸易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5%，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1.5%，进口萎缩0.1%。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失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产业链变化对国际贸易测算与国家贸易政策制定造成冲击，国际权力格局及产业链变化等对于国际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提出了挑战。繁多冗长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所造成的无效率令一些主要经济体开始“掉头转向”，竞相组织排他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国家统计局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为代表的“中枢”。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额衡量，前述三个区域贸易安排将分别高达40%、50%和65%，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作为应对，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已经启动，尽管WTO对“后巴厘”时代和“早期收获”协议的讨论还在努力证明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选择。
新兴经济体遭遇集体困境
2013年，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约占全球的50.4%，但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下降至74.6%。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抬高了自身金融市场的利率，改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收益对比，促使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导致新兴经济体股市、汇市大幅波动。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及土耳其）的货币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股市明显下跌，经济增速放慢。为阻止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往往需要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如巴西自2013年5月在半年内5次升息，累计升息250个基点；印度在9、10月份两次升息，累计升息50个基点，但这些措施又会使本已减慢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新兴经济体自身原本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各自面临着较多的结构性矛盾，有的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有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当外部环境转趋不利时，其增长往往呈现波动加剧、风险上升态势。IMF所预计的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印度为3.8%，巴西为2.5%，南非为1.9%，俄罗斯则仅为1.5%。 全球增长动力依然疲弱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寻找重振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抢占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以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如美国借助页岩气革命改变了能源结构，降低了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但总体看，新一轮工业革命尚处孕育阶段，大范围的新的领先产业仍处于寻求阶段，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实质性突破，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在技术进步缺乏突破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难以形成新的市场热点，居民消费中低速增长，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这也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不够强劲，只能维持低速增长。在发达国家需求持续疲弱、国际资本异动困扰、各国自身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下，金融危机以来“风头正劲”的新兴经济体也突然“黯然失色”地普遍失去强劲增长势头，让世界经济近期增长前景放缓。
中国的应对
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及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使得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实施的非常规危机管理开始转向常规的宏观管理，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全面展开，世界经济复苏开始走向非线性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014年是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推进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应当清醒面对全球调整的“倒逼”效应，以深化改革挖掘新一轮增长的源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顺应当前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体制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在国际市场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技术创新拓展期、全球化红利递减期和增长模式调整期，中国原有的依附于全球失衡的增长模式、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模式以及与世界旧有格局相协调的产业模式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但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专业化的潜力，与此同时，需要加大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将对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丁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蔡庆悦
发达国家政策调整产生巨大溢出效应
历经了2013年美国“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僵局，全球对美国退出QE（量化宽松）预期强烈，有研究机构预测2014年美国会把当前850亿美元的QE额度削减完毕，这可能将使市场流动性相对减少，导致长期利率升幅扩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造成跨国资本流动异常，冲击国际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而美联储为冲抵全球紧张而推出“零利率前瞻指引”政策的替代效应尚不明晰，国际金融、商品和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供求格局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欧元区尽管通过政策行动减少了主要风险并稳定了金融形势，但仍未完全走出衰退，2013年负增长0.4%，部分成员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外围经济体增长受制于信用瓶颈，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调结构任务仍然严峻。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倍经济学虽令其2013年经济增速攀升至2%，出口增长，物价结束负增长，但短期效应却已开始缩减，若不能充分落实财政和经济结构改革，可能导致再度通缩，银行持有债务增加，金融稳定面临显著风险，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各国去杠杆化程度冷热不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在家庭、企业、金融业和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都作出诸多努力，然而各自进展却很不均衡。美国私人部门走出危机阴影，家庭去杠杆化接近完成，企业、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已经大幅改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09财年10.1%的二战后峰值降至2013财年的4.1%。欧元区近年来连续出台的系列严厉财政紧缩措施遏止了财政赤字上升势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更是连续两次将主要政策利率（再融资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目前的0.25%，打破了“主权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的传播链条。但发达国家这种持续的财政整顿会削弱其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发展中国家经历杠杆刺激后调转方向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去杠杆化之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才刚踏上征途。
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新“联盟潮”
2013年1月1日，欧盟“财政契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迈出重要一步。11月，欧盟央行就“单一清算机制”发表声明，提出当欧央行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时建成该机制，并且覆盖范围将包括机制成员国的全部信贷机构。2013年10月，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决定将其“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至长期协议，实现货币互换协议常态化，继续作为“审慎流动性支持”，以防止全球金融紧缩。这些超级经济联盟的出现，构建了新的垄断性、选择性、排他性的自我保护堤坝，隐隐形成新的货币政策“俱乐部”，将使国际货币秩序发生重要改变。这同时可能也意味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以美元主导、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货币无序竞争、全球金融危机救助机制无序等为主要特点的牙买加体系开始被修正，在金融合作问题上大西洋两岸局部性地达成了妥协，国际货币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朝着“大西洋体系”演变。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而无缘该网络的全球其他经济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等可能都将暴露在QE退出风险之中。美国或将借此货币互换网络，扮演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区域贸易安排盛行
2013年国际贸易状况依然不太乐观，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萎缩，拖累了全球贸易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5%，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1.5%，进口萎缩0.1%。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失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产业链变化对国际贸易测算与国家贸易政策制定造成冲击，国际权力格局及产业链变化等对于国际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提出了挑战。繁多冗长的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所造成的无效率令一些主要经济体开始“掉头转向”，竞相组织排他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国家统计局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为代表的“中枢”。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额衡量，前述三个区域贸易安排将分别高达40%、50%和65%，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作为应对，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已经启动，尽管WTO对“后巴厘”时代和“早期收获”协议的讨论还在努力证明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选择。
新兴经济体遭遇集体困境
2013年，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约占全球的50.4%，但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下降至74.6%。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抬高了自身金融市场的利率，改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收益对比，促使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导致新兴经济体股市、汇市大幅波动。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及土耳其）的货币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股市明显下跌，经济增速放慢。为阻止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往往需要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如巴西自2013年5月在半年内5次升息，累计升息250个基点；印度在9、10月份两次升息，累计升息50个基点，但这些措施又会使本已减慢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新兴经济体自身原本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各自面临着较多的结构性矛盾，有的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有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当外部环境转趋不利时，其增长往往呈现波动加剧、风险上升态势。IMF所预计的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印度为3.8%，巴西为2.5%，南非为1.9%，俄罗斯则仅为1.5%。 全球增长动力依然疲弱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寻找重振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抢占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以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如美国借助页岩气革命改变了能源结构，降低了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但总体看，新一轮工业革命尚处孕育阶段，大范围的新的领先产业仍处于寻求阶段，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实质性突破，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在技术进步缺乏突破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难以形成新的市场热点，居民消费中低速增长，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这也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不够强劲，只能维持低速增长。在发达国家需求持续疲弱、国际资本异动困扰、各国自身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下，金融危机以来“风头正劲”的新兴经济体也突然“黯然失色”地普遍失去强劲增长势头，让世界经济近期增长前景放缓。
中国的应对
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及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使得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实施的非常规危机管理开始转向常规的宏观管理，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全面展开，世界经济复苏开始走向非线性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014年是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推进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应当清醒面对全球调整的“倒逼”效应，以深化改革挖掘新一轮增长的源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顺应当前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体制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在国际市场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技术创新拓展期、全球化红利递减期和增长模式调整期，中国原有的依附于全球失衡的增长模式、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模式以及与世界旧有格局相协调的产业模式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但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专业化的潜力，与此同时，需要加大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将对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丁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蔡庆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