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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音乐学院于2015年12月15日至16日，在杭州市转塘新校区召开了“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本着促进世界音乐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拓展广阔的创作空间与多维的研究视域，推动当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鉴于新西兰“文化偶像”作曲家杰克·波蒂在推动中、新两国音乐文化交流与创作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浙江音乐学院（筹）携手浙江省音乐家协会、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音乐学院、新西兰音乐中心共同参与，由浙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音乐学系承办。此次活动以高规格、跨学科、主题性为特色，从新西兰著名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杰克·波蒂（Jack·Body，1944-2015）的跨文化音乐作品这一中心出发，通过学术研究、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创作思想研究以及作品音乐会等环节，深入探讨跨文化音乐创作的内涵和意义。大会提出研讨的三个主题：Post-nationalism in composition（后民族音乐主义作曲）、Transcription incomposition（？译作曲）、cross-culture composition（跨文化作曲）。这都是当前音乐学界与作曲界非常关注的学术领域，对21世纪的音乐创作与学术研究有着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15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学术报告厅举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麦康年阁下、新西兰驻上海副总领事白梅安女士、新西兰音乐学院院长尤恩-姆尔多赫、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杨越光、浙江省外侨办副主任陆国灏、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翁持更、浙江音乐学院院长徐孟东以及来自中国、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南浙江音乐学院副院长贾达群主持，徐孟东代表学院致欢迎辞。他说，“杰克·波蒂是新西兰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学家之一。他的作品汲取了世界各地音乐的精髓，融合了跨文化音乐元素，在国际乐坛独树一帜。本次研讨会将以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为中心，通过论文交流、学术研讨和作品音乐会等环节，深入探究跨文化音乐创作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学院而言，是一次学习交流的好机会。他希望学院与海内外音乐院校、文艺乐团、研究机构开展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早日建设成为高水平音乐院校”。麦康年阁下说，“杰克·波蒂挑战传统西方音乐的概念，把东西方音乐风格融合到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作品当中，他对新、中音乐所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他来到中国并深入到西南内陆对当地的民间音乐进行收集、研究，创作了大量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他表示，杰克·波蒂是作曲家、音乐学家，还是国际音乐的积极推行者，他将北京紫禁城乐团介绍到新西兰，对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尤恩·姆尔多赫表示，“杰克·波蒂是音乐文化活动家，他一直致力于不同方式途径的探索以增加不同文化间的理解，生前他获得了新西兰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新西兰文化偶像奖”，是唯一的一位获此殊荣的新西兰作曲家。他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和讨论能从中受到启发，并从顶尖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新作品与现有作品中汲取灵感，畅想新的科研项目，增强不同文化间的了解”。翁持更表示，“浙江省是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大省，是中国的文化古都、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演奏家，齐集研讨会，分享学术经验和成果，有着特殊的意义。深入生活，向民间音乐家学习，杰克·波蒂给大家树立了榜样，我说过杰克·波蒂是生活在南太平洋的‘巴托克’”。
研讨会学术顾问、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新西兰音乐学院教授迈克尔·诺里斯（Michael Norris）对研讨会主题进行阐述。高为杰教授指出：“杰克·波蒂先生的博士高足沈纳蔺教授建议将杰克·波蒂的创作理念与路线定位为‘后民族音乐主义作曲（Post-nationalism incomposition）’我是深表赞同的。这是指作曲家的创作不仅仅将一个特定（自己）国家、地区、种族的音乐元素，如民间曲调、旋律、节奏或多声音乐等视为其创作之源，而是以跨文化的理念，运用多个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世界音乐元素，作为启迪作曲和音乐作品创造的灵感，追求全球意识的跨步（Crossover）精神。我认为杰克·波蒂先生的‘后民族音乐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主义，是把个人作为全人类的一个成员，站在全体人类的立场来面对世界。因此，他的艺术精神就是追求全球意识的跨步精神。后民族音乐主义理念的重要创作方法之一是所谓‘？译作曲’。？译作曲就是把一种音乐从它原生存在方式的环境移植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异质环境。这有点像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要求信、达、雅，但难度更大，因为？译作曲不但要‘译’，而且要‘作’，需要更高的创造性。”迈克尔·诺里斯教授在阐述跨文化作曲时说：“这个词是对‘跨文化’这一术语的扩展，它被用来描述一类音乐创作，这类音乐创作所涉及的作品或作曲家与多种音乐文化都有联系。跨文化作曲的实践者常常用‘跨文化’这一术语来指代涉及文化互动的话语，或者用它来促进文化互动的多种性。跨文化作曲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a）合并/挪用不归作曲家所有的音乐材料和形式所引发的道德问题；b）试图调和不同音乐文化间潜在的矛盾差异所引发的问题；c）可能会将一种文化放存相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主导位置。潜在的有利因素包括：a）增强对其他文化形式和视角的认识；b）通过将以前相互无关的音乐概念交叉在一起，从而进行音乐创新；c）音乐形式的发展从地理政治话语、与之相关的矛盾或者民族主义者的目的这些边界中解放出来。”
两天的研讨包括“杰克·波蒂作品研究与分析”“学位论文”“？译作曲”“音乐学家杰克·波蒂”和“跨文化作曲”等6个板块。研讨会共有20位中、外嘉宾宣讲了自己的研究论文，分别为（按演讲顺序排列）：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浙江音乐学院教授王旭青，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海伦·里斯（Helen Rees），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平，浙江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孙树伟，浙江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博士李其峰，新西兰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迈克尔·诺里斯，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沈纳蔺，新西兰作曲家协会婕丽安·怀特黑德（Gillian Whitehead），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蕾拉·阿杜-吉尔默（DrLeila Adu Gilmore），新西兰音乐学院音乐学家、博士米根·柯林斯（Dr Megan Collins），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新西兰奥克兰理尤尼坦工学院博士宫宏宇，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张兴荣，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罗兰德·皮尔曼（Roland Peelma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皮尔图特·阿德里安（Dr Andri án Pertout），新西兰音乐学院教授约翰·萨达斯（John Psathas），意大利作曲家图里诺音乐学院捷利奥·卡斯塔诺里（Giulio Castagnoli）。 各位学者对杰克·波蒂的作品、创作经历、观念、人文背景等方面的探索与对？泽作曲的解读都抱有极大的兴趣。沈纳蔺教授介绍了杰克·波蒂文章中关于“Transcriptlon”这个词的理解：1）记谱（transcrlption），一个记录声音的符号文本。这是民族音乐学家的重要工具之一；2）改编（arrangement），给原始的音乐材料蒙上了一个面罩，对其进行伪装；3）？译（transcmptoon in composltion），是将文本符号返回到声音的作曲过程。也可以说是将记谱的文本，再通过？泽作曲或音乐翻译（It is double transcription/orin other word translation）返回到原本的声音，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可供分析和讨论的声音现象，我称之为音乐（音乐会作品）。？译作曲的本意是让我们可以握住无形的声音。杰克·波蒂对Transcribtion第三个解读，就是他的？译作曲的理念。他还说：“？译作曲对我而言，成为作曲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就像是经历一种音乐的旅行，去探索、感受不同的音乐，与不同的音乐的表达。我的基本观点是，去学习，也许可将学习到东西融进自己的作品中去。”
新西兰著名作曲家约翰-萨达斯在谈到自己？译作曲的经验时说：“我花了自己作曲生涯中大量的时间，尝试使已知的、有符号标注的音乐听起来像是自发创造的音乐一样。我写了很多作品来追求这一效果，完全按照标注的和看似自发的创作。在写了许多有标注的即兴创作作品之后，我发现自己被这样的音乐和那些不需要记谱的音乐家的精神所深深地吸引。我想从对乐谱和标注的依赖中摆脱出来。我想找到一种方式，能够避开那种传统的依赖于标注音乐的方式。”
？译作曲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它是一扇打开新的音乐世界的大门和一种新的创造音乐的方式。讽刺的是，它非常详细并且科学，而有标注的？译作品是与那些不需要标注乐谱的音乐家们合作的必经之途。？译为我创造了一种可能，使我能够超越一个观察者和崇拜者的角色，从口述的传统中得到分享，从“Wlthin”来合作”。
杰克·波蒂跨文化音乐作品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力求通过研讨会、音乐会、影片、乐谱和录音展等多种形式，更好地了解作曲家杰克·披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均有自由论坛环节，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高为杰、迈克尔·诺里斯、朱世瑞、南鸿雁、皮尔图特·阿德里安、叶国辉、米根·科林斯、罗兰德·皮尔曼、尤恩·姆尔多赫等专家学者作了精彩而独到的发言。其中，高为杰指出对杰克·波蒂作品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正如萧梅教授从音乐学的角度，提出的多重的地景（Lands capes）、声景（Sounds capes）和意景（Imagescapes）的研究同理。以前我在介绍杰克·波蒂音乐时，提到他通过采风的原始录音制作的电子音乐作品类型叫“摄影音乐”。后来，杰克运用原始录音配合现场演奏（包括中、西乐器）的这一类作品。是否也可梳理为“声景音乐”类型。这样，杰克·波蒂的作品可以大致归纳为：原创作曲、？译作曲和声景音乐三类。迈克尔·诺里斯提出“如何合理运用及尊重民间音乐”；朱世瑞对“？译作曲法”“后民族主义”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有了一定思考；南鸿雁从民族音乐学角度阐述了对波蒂音乐观的理解。与会专家还从版权、道德等角度讨论了编创、原创、改编、署名等问题的讨论与界定。中外专家在交流中迸发出更多的学术灵感、角度与学术的碰撞，使得研讨会论坛内容丰富而异彩纷呈。讨论会后，组委会播放了中国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为研讨会录制的录像。谭盾说：“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学术上，杰克·波蒂都是亚洲作曲家中的先驱。”使所有与会者深受启发，并极大地激发了对杰克·波蒂？译作曲理念和跨文化音乐作品研究动力与关注。
研讨会中两场“杰克·波蒂作品专场音乐会”（15日、16日晚），与“中国、新西兰作曲家作品音乐会”（17日）在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举办，三场音乐会是“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的重头戏之一，由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新西兰弦乐四重奏乐团以及钢琴家高平等浙音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远道而来的与会专家和浙江音乐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音乐会形式多样，既有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等传统编制，也有以“跨文化”为创作理念的弦乐四重奏与录音配合、播放原生态录音后再演奏？译版本等非常规形式。在来自于传统、突破于传统、结合于传统的过程中去除所谓“现代派”与传统的隔阂，以风格各异的民族元素跨越了音乐的国界。是的，乐曲中或鲜明、或隐晦的民族元素宛若一种文化的心跳，如此的鲜活与蓬勃，在12月15-17日将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转化为一个“地球音乐”的舞台，沸腾三日之久。
15日晚，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的演奏家首先为听众演示了几个音乐片段，解释每一种独特音响所表达的特定情感，并介绍了杰克的钢琴三重奏写作的特点。开场曲钢琴三重奏《疼痛的臀》（Pain in the Arse）正是以三件乐器的丰富织体组合释放出巨大的音响张力，这是作曲家意欲表达的冲动力量。《雨林之二》（Rainforest II）是杰克·波蒂偏爱的作品，有不同的乐器编制的版本，本次上演的是钢琴、小提琴与大提琴版；此曲与后一首为钢琴与大提琴而作的《夜景》（Nocturn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皆运用单音在不同音区的变幻游离，以碎片化的旋律音型表现出扑朔迷离的朦胧意境，全场听众亦随之沉浸在深夜雨林的静谧世界中。
钢琴曲《五首旋律》（Fivemelodies）由5首性格各异的摇篮曲组成，每首小曲都借用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音乐元素，其中包括对于中国西南地区支声复调元素的借鉴。高平的钢琴独奏极为出彩，他一只手弹奏琴键，一只手深入琴体内钢弦间，使得乐曲产生“预制钢琴”的特殊音效。高平之所以能够完美演绎此曲，一方面缘于他曾随杰克·波蒂学习，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就在音乐会之前的研讨会上，他刚刚作了题为“简洁中的丰富一浅谈杰克·波蒂的《五首旋律》”的学术报告。这种基于作曲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上的演奏方式，值得年青一代演奏家们学习。 下半场首先上演的是《来自云南》（From Yunnan），此曲的创作要追溯到1993年，杰克·波蒂走访昆明，在云南艺术学院张兴荣教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的田野录音。据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海伦·里斯（Helen Rees）教授介绍：“这一项目持续了10年，最终由新西兰唱片公司出版了四盘优秀的CD——《云之南：云南器乐》。这是云南民族音乐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之前的英语国家很难找到‘真正的’云南乡村音乐的录音。”本场音乐会特别上演了弦乐四重奏与录音版《来自云南》，四位新西兰演奏家与录音里的原生态音响一唱一和，中国民间音乐就这样和西方的弦乐四重奏体裁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后上演的弦乐四重奏与录音《巴厘岛的一间房子》（A House in Bail）和弦乐四重奏《三首采风曲》（ThreeTranscriptions）同样以播放录音加现场演奏的方式呈现，听众们在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佳美兰音乐、中国音乐、保加利亚音乐以及马达加斯加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跨文化作曲”的独特魅力所在。
16日晚是第二场“杰克·波蒂作品专场音乐会”。弦乐四重奏与录音《来自云南之“尼苏族：一切白”》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充满生趣的四弦琴录音与弦乐四重奏相互胶合，仿佛开始了一场中、西方文化的游戏。《来自云南之“布衣1、2”》是在同一个旋律基础上进行两个版本的创作，质朴的原生态人声录音远远飘来，以略显寂寞的苍凉映照着弦乐带着光泽的温暖。弦乐四重奏与手风琴《忏悔》将听众带至西班牙，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以卡门为原型，也在西班牙音乐无法抑制的热情中添加了悲剧的色彩。
在下半场的钢琴三重奏《向布鲁斯致敬》中，波蒂试图捕捉“胖子”乔·特纳、约翰·李·胡克以及玛丽·璐·威廉姆斯的独特个性。小提琴独奏《爱奥利亚人的竖琴》则如同梦境，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由风演奏的爱奥利亚竖琴。随后，钢琴独奏与人声《我居住的街道：为钢琴与杰克录音的声音而作》又将观众拉回到生机而灵动的现实。最后一首是钢琴三重奏《腹中之火》，以充满动力感的音型体现出人们心中渴望创造一切的冲动与热情。整场音乐会展现着杰克·波蒂无穷的音乐想象力与创新精神，他将各种文化精华汇聚、贯通，从多维的角度通过？泽手法重组，实现跨文化的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17日晚的音乐会上演了来自中同、新西兰作曲家的现当代作品。盛中亮于1990年创作的《为钢琴三重奏所写的四乐章》取材于他在1988年所创作的钢琴独奏《吾之歌》，试图塑造一种基于东方经典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后产生的“调性”概念。梅根·科林与婕丽安·怀特黑德创作的《卡巴·南·巴鲁》结合了苏门答腊的拉巴巴琴，以歌词的叙事与宁静的曲风缅怀杰克·波蒂。沈纳蔺的钢琴三重奏与筝《朦塬》以古筝拉奏的新音色营造着蒙古广阔、粗犷的意境。约翰·萨达斯的《塔兰替斯诺》以充满动感的节奏特征模仿希腊舞曲。
在下半场音乐会中，婕丽安·怀特黑德的《珀洛珀洛阿奇》奇幻而瑰丽，对贝壳号、鸟鸣、鲸骨与木棍、用来吸引鸟的手摇葫芦、普陀力诺的模仿使音乐富有色彩感染力与想象力。罗斯·哈里斯的《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25首变奏曲》是对巴赫的致敬，悠扬的曲调为这首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增添了一丝浪漫与现代的明亮感，又在温暖中得到天堂的慰藉。高平的弦乐四重奏《天光云景》如一幅水墨画作，诗意的唯美收放自如，荡漾开来，又消散于无形。贾达群的《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体现出他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感受，黄河流域的唢呐音乐、长江流域号子的象征型音调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三种不同的四音集合使音乐极具张力性，细致入微地体现出每一个音乐元素的发展、消亡、连接与交织。约翰·萨达斯的《弦乐四重奏“放纵的马诺斯”》根据希腊民间音乐家的录音创作，展现着异域风情的热忱与韵律。麦克·诺里斯的《声音》是对《世界的声音》这张专辑中7首作品的？译，不同民族的原始音调在转化过程中依次进入、重叠、消逝，结构成不断涌现的音乐灵性。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最后一首作品，谭盾的弦乐四重奏《八种颜色》之“鼓与锣”“红唢呐”以其特有的戏剧性、仪式感点燃了音乐厅的热情，僧侣吟唱的音调、泛调性的旋律、原始的动机音型夹杂着西方歌剧化的戏剧张力，在原生曲调的再创作、文化交融的彰显中结束了整场音乐会。
“中国、新西兰作曲家作品音乐会”展示出不同作曲家、不同民族、不同年代背景下不同的作品风格，而这种不同又体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作曲家们以自己独特的创作观念构建着自己的艺术主张，又在基于人的本质的审美基础之上，得到文化的接纳、认同与融合。
为期两日的“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完满落下帷幕，出席闭幕式的嘉宾除了参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外，还有新西兰驻上海总领馆副总领事白梅安女士（Mrs.Megan SarahBirnie）、浙江省外侨办副主任陆国灏。闭幕式由浙江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田刚主持。浙音副院长贾达群率先致闭幕辞，他对浙江音乐学院正式建校前夕所有学科的学术、音乐会、研讨会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就研讨会中的Transcription以及“跨文化作曲”两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陈述，最后总结道：“关于Transcription：Transcription是通过对声音的想象和创造，将某种原始声响材料尽可能仿真地移植到另外一种声音媒介并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经过对原始声响材料从形式到美学深入地解读研究，在完成其结构认同、审美认同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到他种声音媒介的移植，或者说映射。与其说是移植或映射，不如说是创造，因为两种完全不同声音媒介的移植或映射从形式到美学都需要丰富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这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通感联觉的认知本能。给我们的启发是，无论是移植或者映射某种原始声响材料，还是移植或者映射某种观念意图，音乐创作永远是对人、对人的情感、对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在声音上的移植和映射。波蒂先生的艺术创造和音乐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关于跨文化思维：无论是某时段以强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某种文化中心论（这种文化中心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只是凸显了某种经过合并的强势文化而已），还是平和开放的多元文化的交汇并存、相互影响，直到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等，人类发展和进化的历程似乎一直就伴随着跨界和融合。每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艺术主张，波蒂先生是通过Transcnption这种手段来表达他的跨文化理念并凸显其创作风格的，也就是通过选取其他文化的声响形式，移植或者映射到另一种文化的声响形式这一过程，来实现文化的理解、审美的认同及形式的融合。在当今的音乐创作中，作曲与音乐学研究、作曲与科技发明、作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越来越密切，我们应该思考波蒂先生的艺术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白梅安女士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研讨会是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良好佐证，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新、中两国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为原则，在建交40多年来，始终努力理解对方，试图了解对方的需求。她说，两国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双方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新西兰迷人的风光、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包容、接纳的态度，使中国的游客、留学生、移民和投资者纷至沓来。她希望，未来双方密切合作，两国之间互通有无，在资源上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促新、中关系友好发展。”
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引用了杰克在他文章中的结语：“尽管我的实践包括了记谱、改编、？译等各种方式，我不认为我的？译作曲已经到达它的极限。我甚至感到，我的作品不是与？译直接相关的成果，而只是一个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译作曲的研究。”“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在掌声中圆满结束，然而，这只是中国音乐学术界对杰克·波蒂研究的开端，它既给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存促进浙江音乐学院与其他音乐院校的交流、打造艺术品牌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附录：
杰克·波蒂
（Jack Body，1944-2015）
新西兰最为杰出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
音乐学家
南太平洋艺术节策划者
音乐出版人
摄影家
“杰克·波蒂是一位隐藏在惠灵顿的本世纪（20世纪）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一美国“Other mind音乐节”
“杰克·波蒂（Body）您集世界音乐于一身。您是我的师长，您是我的朋友，您是当代音乐史上伟大的作曲家。”
——中国著名作曲家谭盾（选摘自写给杰克·波蒂七十岁的祝词）
“真正令我无比感动的是他的音乐创作。杰克的音乐创作深受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各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图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以运用跨文化的创作方法来真实再现民俗音乐本原精神为宗旨。”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
“杰克·波蒂是生活在南太平洋新西兰的‘巴托克’。”
——浙江音乐家协会主席翁持更
杰克·波蒂自1987年来中国采风始，就与中国音乐、作曲家、演奏家及民间音乐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开始了越来越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他在新西兰出版了中国民歌和民间音乐集的乐谱与CD；他作为总动员总导演与策划的三届“南太平洋音乐节”（约10年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办一次（1984/1992/2007））里，中国音乐家、中国音乐及中国元素成为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率新西兰作曲家代表团访问四大院校（包括上音与杭师院）；他策划了2009中央音乐学院的世界音乐周“聚焦新西兰”的所有项目（但因癌症复发未出席）；2013年他策划与北京紫禁城乐团、新西兰弦乐四重奏乐团合作推出的中新两国作曲家新作品音乐会近期在新出版，等等。由杰克·波蒂30年来致力的中-新音乐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所取得的贡献其意义深远，是继路易·艾黎（Rewi Alley）搭建的中新两国文化之桥以来的重要发展。杰克·波蒂为新西兰音乐，甚至中国音乐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在世界乐坛上拥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为此，浙江音乐学院作曲系携手浙江音乐家协会、新西兰作曲家协会、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杭州举办“Body Music 2015——十世纪后民族乐派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
杰克·波蒂的音乐观表明“现代并非指狭义的西方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而是广义指当代创作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音乐；而传统，则主要指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特别是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也包括传统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等古代音乐。他认为今天的音乐要在这种对比和并置中找到传承与交融的路向。”“杰克·波蒂“民族音乐学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他的审美，波蒂先生音乐中真正的“创新”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上，他走的也是一条与欧洲先锋派完全不同的“后现代”（后民族乐派）音乐路向。”杰克·波蒂的“音乐理念”有别于19世纪各国民族主义作曲家们的创作观念，他着眼并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化和音乐，以全新的“世界音乐观”、创作理念和美学取向，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出了当代“里程碑”式的作品。杰克的作品涉及众多体裁，包括独奏、室内乐、管弦乐、音乐剧场、舞蹈和电影音乐以及电子音乐，尤其是他运用跨文化的世界音乐语言与21世纪作曲技法融合，他的“？译”（Transcription）作品，让深臧存民间音乐中瑰宝重新焕发出皆乐的灵魂与智慧的光芒，使他的音乐在21世纪的今天展现一种更为纯粹的音乐风格。同时，杰克·波蒂作为音乐教育家，在教学过程中，贯彻他的音乐观念以及独特的音乐美学追求，影响了一大批成功的作曲家：如约翰·萨达斯、潭盾等。杰克·波蒂是新西兰最杰出的作曲家，其作品覆盖了独奏、室内乐、交响乐、舞蹈、电影等诸多媒介与体裁。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推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乐坛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责任编辑 董婷婷）
15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学术报告厅举行。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麦康年阁下、新西兰驻上海副总领事白梅安女士、新西兰音乐学院院长尤恩-姆尔多赫、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杨越光、浙江省外侨办副主任陆国灏、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翁持更、浙江音乐学院院长徐孟东以及来自中国、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南浙江音乐学院副院长贾达群主持，徐孟东代表学院致欢迎辞。他说，“杰克·波蒂是新西兰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学家之一。他的作品汲取了世界各地音乐的精髓，融合了跨文化音乐元素，在国际乐坛独树一帜。本次研讨会将以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为中心，通过论文交流、学术研讨和作品音乐会等环节，深入探究跨文化音乐创作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学院而言，是一次学习交流的好机会。他希望学院与海内外音乐院校、文艺乐团、研究机构开展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早日建设成为高水平音乐院校”。麦康年阁下说，“杰克·波蒂挑战传统西方音乐的概念，把东西方音乐风格融合到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作品当中，他对新、中音乐所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他来到中国并深入到西南内陆对当地的民间音乐进行收集、研究，创作了大量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他表示，杰克·波蒂是作曲家、音乐学家，还是国际音乐的积极推行者，他将北京紫禁城乐团介绍到新西兰，对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尤恩·姆尔多赫表示，“杰克·波蒂是音乐文化活动家，他一直致力于不同方式途径的探索以增加不同文化间的理解，生前他获得了新西兰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新西兰文化偶像奖”，是唯一的一位获此殊荣的新西兰作曲家。他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学术讲座和讨论能从中受到启发，并从顶尖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新作品与现有作品中汲取灵感，畅想新的科研项目，增强不同文化间的了解”。翁持更表示，“浙江省是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大省，是中国的文化古都、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演奏家，齐集研讨会，分享学术经验和成果，有着特殊的意义。深入生活，向民间音乐家学习，杰克·波蒂给大家树立了榜样，我说过杰克·波蒂是生活在南太平洋的‘巴托克’”。
研讨会学术顾问、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新西兰音乐学院教授迈克尔·诺里斯（Michael Norris）对研讨会主题进行阐述。高为杰教授指出：“杰克·波蒂先生的博士高足沈纳蔺教授建议将杰克·波蒂的创作理念与路线定位为‘后民族音乐主义作曲（Post-nationalism incomposition）’我是深表赞同的。这是指作曲家的创作不仅仅将一个特定（自己）国家、地区、种族的音乐元素，如民间曲调、旋律、节奏或多声音乐等视为其创作之源，而是以跨文化的理念，运用多个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世界音乐元素，作为启迪作曲和音乐作品创造的灵感，追求全球意识的跨步（Crossover）精神。我认为杰克·波蒂先生的‘后民族音乐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主义，是把个人作为全人类的一个成员，站在全体人类的立场来面对世界。因此，他的艺术精神就是追求全球意识的跨步精神。后民族音乐主义理念的重要创作方法之一是所谓‘？译作曲’。？译作曲就是把一种音乐从它原生存在方式的环境移植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异质环境。这有点像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要求信、达、雅，但难度更大，因为？译作曲不但要‘译’，而且要‘作’，需要更高的创造性。”迈克尔·诺里斯教授在阐述跨文化作曲时说：“这个词是对‘跨文化’这一术语的扩展，它被用来描述一类音乐创作，这类音乐创作所涉及的作品或作曲家与多种音乐文化都有联系。跨文化作曲的实践者常常用‘跨文化’这一术语来指代涉及文化互动的话语，或者用它来促进文化互动的多种性。跨文化作曲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a）合并/挪用不归作曲家所有的音乐材料和形式所引发的道德问题；b）试图调和不同音乐文化间潜在的矛盾差异所引发的问题；c）可能会将一种文化放存相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主导位置。潜在的有利因素包括：a）增强对其他文化形式和视角的认识；b）通过将以前相互无关的音乐概念交叉在一起，从而进行音乐创新；c）音乐形式的发展从地理政治话语、与之相关的矛盾或者民族主义者的目的这些边界中解放出来。”
两天的研讨包括“杰克·波蒂作品研究与分析”“学位论文”“？译作曲”“音乐学家杰克·波蒂”和“跨文化作曲”等6个板块。研讨会共有20位中、外嘉宾宣讲了自己的研究论文，分别为（按演讲顺序排列）：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浙江音乐学院教授王旭青，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海伦·里斯（Helen Rees），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平，浙江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孙树伟，浙江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博士李其峰，新西兰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迈克尔·诺里斯，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沈纳蔺，新西兰作曲家协会婕丽安·怀特黑德（Gillian Whitehead），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蕾拉·阿杜-吉尔默（DrLeila Adu Gilmore），新西兰音乐学院音乐学家、博士米根·柯林斯（Dr Megan Collins），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杜亚雄，新西兰奥克兰理尤尼坦工学院博士宫宏宇，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张兴荣，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罗兰德·皮尔曼（Roland Peelma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皮尔图特·阿德里安（Dr Andri án Pertout），新西兰音乐学院教授约翰·萨达斯（John Psathas），意大利作曲家图里诺音乐学院捷利奥·卡斯塔诺里（Giulio Castagnoli）。 各位学者对杰克·波蒂的作品、创作经历、观念、人文背景等方面的探索与对？泽作曲的解读都抱有极大的兴趣。沈纳蔺教授介绍了杰克·波蒂文章中关于“Transcriptlon”这个词的理解：1）记谱（transcrlption），一个记录声音的符号文本。这是民族音乐学家的重要工具之一；2）改编（arrangement），给原始的音乐材料蒙上了一个面罩，对其进行伪装；3）？译（transcmptoon in composltion），是将文本符号返回到声音的作曲过程。也可以说是将记谱的文本，再通过？泽作曲或音乐翻译（It is double transcription/orin other word translation）返回到原本的声音，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可供分析和讨论的声音现象，我称之为音乐（音乐会作品）。？译作曲的本意是让我们可以握住无形的声音。杰克·波蒂对Transcribtion第三个解读，就是他的？译作曲的理念。他还说：“？译作曲对我而言，成为作曲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就像是经历一种音乐的旅行，去探索、感受不同的音乐，与不同的音乐的表达。我的基本观点是，去学习，也许可将学习到东西融进自己的作品中去。”
新西兰著名作曲家约翰-萨达斯在谈到自己？译作曲的经验时说：“我花了自己作曲生涯中大量的时间，尝试使已知的、有符号标注的音乐听起来像是自发创造的音乐一样。我写了很多作品来追求这一效果，完全按照标注的和看似自发的创作。在写了许多有标注的即兴创作作品之后，我发现自己被这样的音乐和那些不需要记谱的音乐家的精神所深深地吸引。我想从对乐谱和标注的依赖中摆脱出来。我想找到一种方式，能够避开那种传统的依赖于标注音乐的方式。”
？译作曲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它是一扇打开新的音乐世界的大门和一种新的创造音乐的方式。讽刺的是，它非常详细并且科学，而有标注的？译作品是与那些不需要标注乐谱的音乐家们合作的必经之途。？译为我创造了一种可能，使我能够超越一个观察者和崇拜者的角色，从口述的传统中得到分享，从“Wlthin”来合作”。
杰克·波蒂跨文化音乐作品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力求通过研讨会、音乐会、影片、乐谱和录音展等多种形式，更好地了解作曲家杰克·披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均有自由论坛环节，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高为杰、迈克尔·诺里斯、朱世瑞、南鸿雁、皮尔图特·阿德里安、叶国辉、米根·科林斯、罗兰德·皮尔曼、尤恩·姆尔多赫等专家学者作了精彩而独到的发言。其中，高为杰指出对杰克·波蒂作品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正如萧梅教授从音乐学的角度，提出的多重的地景（Lands capes）、声景（Sounds capes）和意景（Imagescapes）的研究同理。以前我在介绍杰克·波蒂音乐时，提到他通过采风的原始录音制作的电子音乐作品类型叫“摄影音乐”。后来，杰克运用原始录音配合现场演奏（包括中、西乐器）的这一类作品。是否也可梳理为“声景音乐”类型。这样，杰克·波蒂的作品可以大致归纳为：原创作曲、？译作曲和声景音乐三类。迈克尔·诺里斯提出“如何合理运用及尊重民间音乐”；朱世瑞对“？译作曲法”“后民族主义”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有了一定思考；南鸿雁从民族音乐学角度阐述了对波蒂音乐观的理解。与会专家还从版权、道德等角度讨论了编创、原创、改编、署名等问题的讨论与界定。中外专家在交流中迸发出更多的学术灵感、角度与学术的碰撞，使得研讨会论坛内容丰富而异彩纷呈。讨论会后，组委会播放了中国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为研讨会录制的录像。谭盾说：“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学术上，杰克·波蒂都是亚洲作曲家中的先驱。”使所有与会者深受启发，并极大地激发了对杰克·波蒂？译作曲理念和跨文化音乐作品研究动力与关注。
研讨会中两场“杰克·波蒂作品专场音乐会”（15日、16日晚），与“中国、新西兰作曲家作品音乐会”（17日）在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举办，三场音乐会是“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的重头戏之一，由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新西兰弦乐四重奏乐团以及钢琴家高平等浙音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远道而来的与会专家和浙江音乐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音乐会形式多样，既有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等传统编制，也有以“跨文化”为创作理念的弦乐四重奏与录音配合、播放原生态录音后再演奏？译版本等非常规形式。在来自于传统、突破于传统、结合于传统的过程中去除所谓“现代派”与传统的隔阂，以风格各异的民族元素跨越了音乐的国界。是的，乐曲中或鲜明、或隐晦的民族元素宛若一种文化的心跳，如此的鲜活与蓬勃，在12月15-17日将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转化为一个“地球音乐”的舞台，沸腾三日之久。
15日晚，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的演奏家首先为听众演示了几个音乐片段，解释每一种独特音响所表达的特定情感，并介绍了杰克的钢琴三重奏写作的特点。开场曲钢琴三重奏《疼痛的臀》（Pain in the Arse）正是以三件乐器的丰富织体组合释放出巨大的音响张力，这是作曲家意欲表达的冲动力量。《雨林之二》（Rainforest II）是杰克·波蒂偏爱的作品，有不同的乐器编制的版本，本次上演的是钢琴、小提琴与大提琴版；此曲与后一首为钢琴与大提琴而作的《夜景》（Nocturn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皆运用单音在不同音区的变幻游离，以碎片化的旋律音型表现出扑朔迷离的朦胧意境，全场听众亦随之沉浸在深夜雨林的静谧世界中。
钢琴曲《五首旋律》（Fivemelodies）由5首性格各异的摇篮曲组成，每首小曲都借用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音乐元素，其中包括对于中国西南地区支声复调元素的借鉴。高平的钢琴独奏极为出彩，他一只手弹奏琴键，一只手深入琴体内钢弦间，使得乐曲产生“预制钢琴”的特殊音效。高平之所以能够完美演绎此曲，一方面缘于他曾随杰克·波蒂学习，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就在音乐会之前的研讨会上，他刚刚作了题为“简洁中的丰富一浅谈杰克·波蒂的《五首旋律》”的学术报告。这种基于作曲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上的演奏方式，值得年青一代演奏家们学习。 下半场首先上演的是《来自云南》（From Yunnan），此曲的创作要追溯到1993年，杰克·波蒂走访昆明，在云南艺术学院张兴荣教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的田野录音。据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海伦·里斯（Helen Rees）教授介绍：“这一项目持续了10年，最终由新西兰唱片公司出版了四盘优秀的CD——《云之南：云南器乐》。这是云南民族音乐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之前的英语国家很难找到‘真正的’云南乡村音乐的录音。”本场音乐会特别上演了弦乐四重奏与录音版《来自云南》，四位新西兰演奏家与录音里的原生态音响一唱一和，中国民间音乐就这样和西方的弦乐四重奏体裁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后上演的弦乐四重奏与录音《巴厘岛的一间房子》（A House in Bail）和弦乐四重奏《三首采风曲》（ThreeTranscriptions）同样以播放录音加现场演奏的方式呈现，听众们在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佳美兰音乐、中国音乐、保加利亚音乐以及马达加斯加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跨文化作曲”的独特魅力所在。
16日晚是第二场“杰克·波蒂作品专场音乐会”。弦乐四重奏与录音《来自云南之“尼苏族：一切白”》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充满生趣的四弦琴录音与弦乐四重奏相互胶合，仿佛开始了一场中、西方文化的游戏。《来自云南之“布衣1、2”》是在同一个旋律基础上进行两个版本的创作，质朴的原生态人声录音远远飘来，以略显寂寞的苍凉映照着弦乐带着光泽的温暖。弦乐四重奏与手风琴《忏悔》将听众带至西班牙，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以卡门为原型，也在西班牙音乐无法抑制的热情中添加了悲剧的色彩。
在下半场的钢琴三重奏《向布鲁斯致敬》中，波蒂试图捕捉“胖子”乔·特纳、约翰·李·胡克以及玛丽·璐·威廉姆斯的独特个性。小提琴独奏《爱奥利亚人的竖琴》则如同梦境，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由风演奏的爱奥利亚竖琴。随后，钢琴独奏与人声《我居住的街道：为钢琴与杰克录音的声音而作》又将观众拉回到生机而灵动的现实。最后一首是钢琴三重奏《腹中之火》，以充满动力感的音型体现出人们心中渴望创造一切的冲动与热情。整场音乐会展现着杰克·波蒂无穷的音乐想象力与创新精神，他将各种文化精华汇聚、贯通，从多维的角度通过？泽手法重组，实现跨文化的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17日晚的音乐会上演了来自中同、新西兰作曲家的现当代作品。盛中亮于1990年创作的《为钢琴三重奏所写的四乐章》取材于他在1988年所创作的钢琴独奏《吾之歌》，试图塑造一种基于东方经典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后产生的“调性”概念。梅根·科林与婕丽安·怀特黑德创作的《卡巴·南·巴鲁》结合了苏门答腊的拉巴巴琴，以歌词的叙事与宁静的曲风缅怀杰克·波蒂。沈纳蔺的钢琴三重奏与筝《朦塬》以古筝拉奏的新音色营造着蒙古广阔、粗犷的意境。约翰·萨达斯的《塔兰替斯诺》以充满动感的节奏特征模仿希腊舞曲。
在下半场音乐会中，婕丽安·怀特黑德的《珀洛珀洛阿奇》奇幻而瑰丽，对贝壳号、鸟鸣、鲸骨与木棍、用来吸引鸟的手摇葫芦、普陀力诺的模仿使音乐富有色彩感染力与想象力。罗斯·哈里斯的《为弦乐四重奏而作的25首变奏曲》是对巴赫的致敬，悠扬的曲调为这首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增添了一丝浪漫与现代的明亮感，又在温暖中得到天堂的慰藉。高平的弦乐四重奏《天光云景》如一幅水墨画作，诗意的唯美收放自如，荡漾开来，又消散于无形。贾达群的《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体现出他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感受，黄河流域的唢呐音乐、长江流域号子的象征型音调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三种不同的四音集合使音乐极具张力性，细致入微地体现出每一个音乐元素的发展、消亡、连接与交织。约翰·萨达斯的《弦乐四重奏“放纵的马诺斯”》根据希腊民间音乐家的录音创作，展现着异域风情的热忱与韵律。麦克·诺里斯的《声音》是对《世界的声音》这张专辑中7首作品的？译，不同民族的原始音调在转化过程中依次进入、重叠、消逝，结构成不断涌现的音乐灵性。作为此次研讨会的最后一首作品，谭盾的弦乐四重奏《八种颜色》之“鼓与锣”“红唢呐”以其特有的戏剧性、仪式感点燃了音乐厅的热情，僧侣吟唱的音调、泛调性的旋律、原始的动机音型夹杂着西方歌剧化的戏剧张力，在原生曲调的再创作、文化交融的彰显中结束了整场音乐会。
“中国、新西兰作曲家作品音乐会”展示出不同作曲家、不同民族、不同年代背景下不同的作品风格，而这种不同又体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作曲家们以自己独特的创作观念构建着自己的艺术主张，又在基于人的本质的审美基础之上，得到文化的接纳、认同与融合。
为期两日的“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完满落下帷幕，出席闭幕式的嘉宾除了参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外，还有新西兰驻上海总领馆副总领事白梅安女士（Mrs.Megan SarahBirnie）、浙江省外侨办副主任陆国灏。闭幕式由浙江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田刚主持。浙音副院长贾达群率先致闭幕辞，他对浙江音乐学院正式建校前夕所有学科的学术、音乐会、研讨会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就研讨会中的Transcription以及“跨文化作曲”两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陈述，最后总结道：“关于Transcription：Transcription是通过对声音的想象和创造，将某种原始声响材料尽可能仿真地移植到另外一种声音媒介并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经过对原始声响材料从形式到美学深入地解读研究，在完成其结构认同、审美认同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到他种声音媒介的移植，或者说映射。与其说是移植或映射，不如说是创造，因为两种完全不同声音媒介的移植或映射从形式到美学都需要丰富的想象和天才的创造。这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通感联觉的认知本能。给我们的启发是，无论是移植或者映射某种原始声响材料，还是移植或者映射某种观念意图，音乐创作永远是对人、对人的情感、对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在声音上的移植和映射。波蒂先生的艺术创造和音乐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关于跨文化思维：无论是某时段以强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某种文化中心论（这种文化中心其实并不是纯粹的，只是凸显了某种经过合并的强势文化而已），还是平和开放的多元文化的交汇并存、相互影响，直到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等，人类发展和进化的历程似乎一直就伴随着跨界和融合。每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艺术主张，波蒂先生是通过Transcnption这种手段来表达他的跨文化理念并凸显其创作风格的，也就是通过选取其他文化的声响形式，移植或者映射到另一种文化的声响形式这一过程，来实现文化的理解、审美的认同及形式的融合。在当今的音乐创作中，作曲与音乐学研究、作曲与科技发明、作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越来越密切，我们应该思考波蒂先生的艺术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白梅安女士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研讨会是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良好佐证，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新、中两国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为原则，在建交40多年来，始终努力理解对方，试图了解对方的需求。她说，两国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双方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新西兰迷人的风光、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包容、接纳的态度，使中国的游客、留学生、移民和投资者纷至沓来。她希望，未来双方密切合作，两国之间互通有无，在资源上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促新、中关系友好发展。”
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引用了杰克在他文章中的结语：“尽管我的实践包括了记谱、改编、？译等各种方式，我不认为我的？译作曲已经到达它的极限。我甚至感到，我的作品不是与？译直接相关的成果，而只是一个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译作曲的研究。”“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在掌声中圆满结束，然而，这只是中国音乐学术界对杰克·波蒂研究的开端，它既给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存促进浙江音乐学院与其他音乐院校的交流、打造艺术品牌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附录：
杰克·波蒂
（Jack Body，1944-2015）
新西兰最为杰出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
音乐学家
南太平洋艺术节策划者
音乐出版人
摄影家
“杰克·波蒂是一位隐藏在惠灵顿的本世纪（20世纪）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一美国“Other mind音乐节”
“杰克·波蒂（Body）您集世界音乐于一身。您是我的师长，您是我的朋友，您是当代音乐史上伟大的作曲家。”
——中国著名作曲家谭盾（选摘自写给杰克·波蒂七十岁的祝词）
“真正令我无比感动的是他的音乐创作。杰克的音乐创作深受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各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力图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以运用跨文化的创作方法来真实再现民俗音乐本原精神为宗旨。”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
“杰克·波蒂是生活在南太平洋新西兰的‘巴托克’。”
——浙江音乐家协会主席翁持更
杰克·波蒂自1987年来中国采风始，就与中国音乐、作曲家、演奏家及民间音乐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开始了越来越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他在新西兰出版了中国民歌和民间音乐集的乐谱与CD；他作为总动员总导演与策划的三届“南太平洋音乐节”（约10年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办一次（1984/1992/2007））里，中国音乐家、中国音乐及中国元素成为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率新西兰作曲家代表团访问四大院校（包括上音与杭师院）；他策划了2009中央音乐学院的世界音乐周“聚焦新西兰”的所有项目（但因癌症复发未出席）；2013年他策划与北京紫禁城乐团、新西兰弦乐四重奏乐团合作推出的中新两国作曲家新作品音乐会近期在新出版，等等。由杰克·波蒂30年来致力的中-新音乐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所取得的贡献其意义深远，是继路易·艾黎（Rewi Alley）搭建的中新两国文化之桥以来的重要发展。杰克·波蒂为新西兰音乐，甚至中国音乐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在世界乐坛上拥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为此，浙江音乐学院作曲系携手浙江音乐家协会、新西兰作曲家协会、新西兰钢琴三重奏乐团、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杭州举办“Body Music 2015——十世纪后民族乐派作曲家杰克·波蒂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研讨会”。
杰克·波蒂的音乐观表明“现代并非指狭义的西方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而是广义指当代创作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音乐；而传统，则主要指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特别是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也包括传统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等古代音乐。他认为今天的音乐要在这种对比和并置中找到传承与交融的路向。”“杰克·波蒂“民族音乐学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他的审美，波蒂先生音乐中真正的“创新”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上，他走的也是一条与欧洲先锋派完全不同的“后现代”（后民族乐派）音乐路向。”杰克·波蒂的“音乐理念”有别于19世纪各国民族主义作曲家们的创作观念，他着眼并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化和音乐，以全新的“世界音乐观”、创作理念和美学取向，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出了当代“里程碑”式的作品。杰克的作品涉及众多体裁，包括独奏、室内乐、管弦乐、音乐剧场、舞蹈和电影音乐以及电子音乐，尤其是他运用跨文化的世界音乐语言与21世纪作曲技法融合，他的“？译”（Transcription）作品，让深臧存民间音乐中瑰宝重新焕发出皆乐的灵魂与智慧的光芒，使他的音乐在21世纪的今天展现一种更为纯粹的音乐风格。同时，杰克·波蒂作为音乐教育家，在教学过程中，贯彻他的音乐观念以及独特的音乐美学追求，影响了一大批成功的作曲家：如约翰·萨达斯、潭盾等。杰克·波蒂是新西兰最杰出的作曲家，其作品覆盖了独奏、室内乐、交响乐、舞蹈、电影等诸多媒介与体裁。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推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乐坛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责任编辑 董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