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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由此形成的“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这就是说北京市民有一种深深的恋旧情愫。其实,作者自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也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怅惘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深刻地表达出蕴藏在作者心底的缠绵悱侧的恋旧情结。
恋旧情结自古有之,可视之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感情。从孔孟的效法先王的思想,到司马光的《馈治通鉴》,都是通过恋旧怀旧,目的在于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以古人之道来治当时之世。当今社会,这种恋旧情结更是日见其明显,萦绕在人们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一提起中国文化,人们就会想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说到中国名人,就自然会想到秦始皇、项羽、刘邦。数及中国的科技发明,人们牢记的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论及当今社会的中国名人、科技发明就很难让人头头是道,甚至连毛泽东、周恩来的知名度在中小学生心中也在渐渐降低。当人们唱起黄河、黄土,长城、长江,就会激动万分,民族感情滔滔奔腾。而面对三峡工程的壮阔场面,聆听运载火箭的震天轰响却并不怎么激动。
旧的总是好的,旧的代表着已经定型的成功;新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恋旧也许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成熟、稳重和老练。总结历史为的是开创未来,在历史的基础上开创未来就不至于出轨、出格。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篇中明确指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人太在乎古旧的东西了。当代散文家宋晓梦面对西安古城,也发出了深长的恋旧感慨:“‘长安自古帝王卅’。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历史名城,浓缩了人类在这方土地上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凝聚着华夏民族在世界之林中出类拔萃的智慧:兵马俑之气势,大雁塔之风雅。碑林之隽永,法门寺之深邃……无不令人在时空交错中感慨万千。”但宋晓梦终于从古城墙里读出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封闭,读出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圈子”文化,又从这种文化的被改造中读出了希望。“凡是能用一种有形圈牢、规定的东西,总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局限感”,
“大凡圈定且封闭的东西,便不易发展,而且会使自己的生存空间紧蹙窄小”,
“有形如此,无形亦然”。中国人的恋旧情结还是挣脱不了对世界的传统认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除了亚洲以外,其他各大洲的国家似乎都是不存在或不认识的。人们抱定“中国中国,中心之国”的信念,对西方“诸夷”的世界不屑不顾,惟我中华,是文明古国,古代文化,光耀千秋,务必要发扬光大之,不然则是千古罪人。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情结,在恋旧中安于现状,在恋旧中易于满足,在恋旧中夜郎自大,在恋旧中小看世界,唯我独尊。外国人都是红眉毛绿眼睛的蛮夷,唯我黄皮肤黑头发才是人类之正宗。对旧的东西恋之愈深必然爱之愈切。如果我们了解了赤县神州曾涌现出多少追求和献身历史进步事业的仁人志士,在科学文化领域里曾有多少成绩斐然的智慧之花,我们就会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在骄傲之中踌躇满志,藐视世界文明;昂首挺胸,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视而不见;沉湎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情愫之中;陶醉于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状况之中。创造或获取了一二百万财富就以为可以富及子孙荣华万世之家业,赶紧收手,那么还是常留清闲在人间好。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在恋旧情深中可以逃避现实,回避矛盾,而游刃有余于节骨间,刀刃若新发于硎。电影、电视中的文艺作品在古装戏,武打片中寻找出路,票房收人越来越低,叫得响的明星越来越少。而唱出了当代青年人情感心声的流行歌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收入颇丰。报刊、杂志中涉及社会热点新闻报道,小说作品,问题讨论越来越少,自费订阅报刊、杂志的兴趣日见淡漠。偶有电视节目中的“焦点访谈”、“热点追踪”能引起人们的一点骚动。屡禁不止的地摊文学却颇有销路。而地摊文学的作者大多是不出名的,要想成名成家,还是去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化,抑或是传统的绘画、书法,学者、教授的头衔大凡是易如反掌。而那些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学者、专家往往是名噪一时,昙花一现,很难久长。当今中国社会叫得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发明创造家则是寥若晨星,光芒不甚耀眼。久而久之,百姓们也在回避中求得安宁,得以自保。甚至涉及切身利益时也是得过且过,又何必斤斤计较,锋芒毕露呢?我们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不正是在提倡精神文明吗?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情结,究其根源,正像贾平凹在《:西安这座城》这篇文章中抒发的感情一样,他说:“我爱陕西,我爱西安这座城。我生不在此,死却必定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的上空的。”作者缠绵悱恻于西安古城,因为他深信:“对于显赫的汉唐,它只能称为‘废都’。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氣派不倒的,风范依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就是要激动地昂扬出一种领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恋旧就可以摄护着中国文化的魂魄,恋旧就可以掌管中国文化的大印,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是文明古国,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冷落。古代文明延续到现在二千多年,孔子的智慧还是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当代学者充满灵犀的思想最好能在孔子的智慧中得到验证,否则,不免有无知妄说的嫌疑。习惯力量的深广非人们意料所及,沿着习惯的去做,总比创新较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人们不知不觉地一滑就滑到套子里去。要自拔得花大力气,要创新则谈何容易,得花更大的力气。
然而,在浓重的恋旧情绪的笼罩之下,自有创新的呼声似平地惊雷。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源。国际间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最担忧的事情,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已经衰退。他们总是投注极大的努力来摆脱这种危机。
中华民族在科技、学术、文化领域缺少整体创新态势久矣,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这个事实。有人在考察世界各文明故地时得出结论,很多文明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疲疲沓沓地固守千年,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就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现在,显然又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刻,着实令人担忧又令人振奋,从恋旧情结中解脱出来,大力提倡创新,民族进步迫切需要创新,知识经济的时代呼唤创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时代的潮流。中国当代文化应当主动适应时代的需要,少一点恋旧,多一点创新。
恋旧情结自古有之,可视之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感情。从孔孟的效法先王的思想,到司马光的《馈治通鉴》,都是通过恋旧怀旧,目的在于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以古人之道来治当时之世。当今社会,这种恋旧情结更是日见其明显,萦绕在人们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一提起中国文化,人们就会想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说到中国名人,就自然会想到秦始皇、项羽、刘邦。数及中国的科技发明,人们牢记的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而论及当今社会的中国名人、科技发明就很难让人头头是道,甚至连毛泽东、周恩来的知名度在中小学生心中也在渐渐降低。当人们唱起黄河、黄土,长城、长江,就会激动万分,民族感情滔滔奔腾。而面对三峡工程的壮阔场面,聆听运载火箭的震天轰响却并不怎么激动。
旧的总是好的,旧的代表着已经定型的成功;新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恋旧也许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成熟、稳重和老练。总结历史为的是开创未来,在历史的基础上开创未来就不至于出轨、出格。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篇中明确指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人太在乎古旧的东西了。当代散文家宋晓梦面对西安古城,也发出了深长的恋旧感慨:“‘长安自古帝王卅’。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历史名城,浓缩了人类在这方土地上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凝聚着华夏民族在世界之林中出类拔萃的智慧:兵马俑之气势,大雁塔之风雅。碑林之隽永,法门寺之深邃……无不令人在时空交错中感慨万千。”但宋晓梦终于从古城墙里读出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封闭,读出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圈子”文化,又从这种文化的被改造中读出了希望。“凡是能用一种有形圈牢、规定的东西,总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局限感”,
“大凡圈定且封闭的东西,便不易发展,而且会使自己的生存空间紧蹙窄小”,
“有形如此,无形亦然”。中国人的恋旧情结还是挣脱不了对世界的传统认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除了亚洲以外,其他各大洲的国家似乎都是不存在或不认识的。人们抱定“中国中国,中心之国”的信念,对西方“诸夷”的世界不屑不顾,惟我中华,是文明古国,古代文化,光耀千秋,务必要发扬光大之,不然则是千古罪人。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情结,在恋旧中安于现状,在恋旧中易于满足,在恋旧中夜郎自大,在恋旧中小看世界,唯我独尊。外国人都是红眉毛绿眼睛的蛮夷,唯我黄皮肤黑头发才是人类之正宗。对旧的东西恋之愈深必然爱之愈切。如果我们了解了赤县神州曾涌现出多少追求和献身历史进步事业的仁人志士,在科学文化领域里曾有多少成绩斐然的智慧之花,我们就会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在骄傲之中踌躇满志,藐视世界文明;昂首挺胸,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视而不见;沉湎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情愫之中;陶醉于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状况之中。创造或获取了一二百万财富就以为可以富及子孙荣华万世之家业,赶紧收手,那么还是常留清闲在人间好。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在恋旧情深中可以逃避现实,回避矛盾,而游刃有余于节骨间,刀刃若新发于硎。电影、电视中的文艺作品在古装戏,武打片中寻找出路,票房收人越来越低,叫得响的明星越来越少。而唱出了当代青年人情感心声的流行歌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收入颇丰。报刊、杂志中涉及社会热点新闻报道,小说作品,问题讨论越来越少,自费订阅报刊、杂志的兴趣日见淡漠。偶有电视节目中的“焦点访谈”、“热点追踪”能引起人们的一点骚动。屡禁不止的地摊文学却颇有销路。而地摊文学的作者大多是不出名的,要想成名成家,还是去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化,抑或是传统的绘画、书法,学者、教授的头衔大凡是易如反掌。而那些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学者、专家往往是名噪一时,昙花一现,很难久长。当今中国社会叫得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发明创造家则是寥若晨星,光芒不甚耀眼。久而久之,百姓们也在回避中求得安宁,得以自保。甚至涉及切身利益时也是得过且过,又何必斤斤计较,锋芒毕露呢?我们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不正是在提倡精神文明吗?
中国当代文化热衷于恋旧情结,究其根源,正像贾平凹在《:西安这座城》这篇文章中抒发的感情一样,他说:“我爱陕西,我爱西安这座城。我生不在此,死却必定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的上空的。”作者缠绵悱恻于西安古城,因为他深信:“对于显赫的汉唐,它只能称为‘废都’。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氣派不倒的,风范依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就是要激动地昂扬出一种领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恋旧就可以摄护着中国文化的魂魄,恋旧就可以掌管中国文化的大印,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是文明古国,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冷落。古代文明延续到现在二千多年,孔子的智慧还是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当代学者充满灵犀的思想最好能在孔子的智慧中得到验证,否则,不免有无知妄说的嫌疑。习惯力量的深广非人们意料所及,沿着习惯的去做,总比创新较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人们不知不觉地一滑就滑到套子里去。要自拔得花大力气,要创新则谈何容易,得花更大的力气。
然而,在浓重的恋旧情绪的笼罩之下,自有创新的呼声似平地惊雷。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源。国际间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最担忧的事情,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已经衰退。他们总是投注极大的努力来摆脱这种危机。
中华民族在科技、学术、文化领域缺少整体创新态势久矣,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这个事实。有人在考察世界各文明故地时得出结论,很多文明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疲疲沓沓地固守千年,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就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现在,显然又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刻,着实令人担忧又令人振奋,从恋旧情结中解脱出来,大力提倡创新,民族进步迫切需要创新,知识经济的时代呼唤创新,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时代的潮流。中国当代文化应当主动适应时代的需要,少一点恋旧,多一点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