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喜欢寻幽访古。位于南昌市南部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便是一个极好的去处。据说，这里早在西汉年间便建有梅仙祠。东晋大兴四年(321年)成为道士许逊的“净明真境”。到了唐贞观十二年(641年)，刺史周逊奏请朝廷重建为“天宁观”。此后屡废屡建，一直都是道家修行之所。当然，这些历史因为年代久远，或许已被大多数南昌人遗忘。如今人们来此游历，凭吊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晚年以“八大山人”为号的朱耷。
　　有人稽史考证，说八大山人36岁后为“觅一个自在场头”，邀集马道士等4人，倾自己囊藏，又得村人资助，耗时六七年在“天宁观”的基础上建了一所遒观，额名“青云圃”，他“闲来圃上挹青云”，并没有长期留居于此。不过，又有人通过考证，对八大山人重建青云谱道观持否定的说法，但不管怎样，八大山人纪念馆在此，并不妨碍后人直将此处认作是八大山人的“故多”。而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则有牒可据。此外，南昌市青云谱区也因境内的“青云谱道院”得名。
　　是的，就是这双眼睛，这双淡漠得令人有些心悸的眼睛，令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当我在十几年间一次又一次流连八大山人纪念馆，一次又一次沉湎古籍之中不知今夕何夕之后，伫立八大山人的塑像前，便是通过与这双眼睛的对视幡然而悟。聆听到八大山人在岁月中的呼吸。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天启六年(1626年)生于南昌，是明宁藩弋阳王的后裔，按朝廷规定被袭封为辅国中尉。食禄而不治事。在朱家只手遮盖着的天下日日鲜衣美食，朝朝闲情诗画。有许多说不尽道不完的风雅与林林总总的特权享受。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天倾地覆的突变在顷刻之间便撸去了他所有的这一切。次年清兵南下。烽火遍及江东，而朱耷十几年潜心诗画培育出的形象思维。以及融学识修养于尺牍之间挪移升腾的本领，无法转换为理性的政治谋略与叱咤风云的运筹帷幄。只能在清军进入江西境地时凄凄惶惶随家迁徙，随后又为活命变僧服遁入空门。
　　然而，诗画便是他的宿命。青灯古佛梵音缭绕羁留不住朱耷澎湃的艺术之魂。尽管他精研佛理，很快便执拂称“宗师”，还有百余名弟子跟随学禅，可是19年王族公子花团锦簇般的生活、失国丧家的痛楚时常在梦中撞击着他的神经。朱耷希望自己“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但满腔的才情需要抒发，郁结于胸的块垒需要宣泄。于是，朱耷的身世与生活年代形成的悲剧性冲突，命运多舛的逼迫中砥砺而成的学养、气度和阅历。盘根错节在他的笔墨中进发、缠绕，并在岁月中涅架，形成独具一格的沉雄纵恣、气势瑰伟的画风。
　　寺院高高的围墙隔不断佛界与尘世的来往，聚集在“明朝遗老”旗帜下的明朝宗室子孙与士大夫们隐居山林。多以悲愤狂放、愤世嫉俗的文字、书画直抒性灵。朱耷是一名画家，他冷眼相看明末清初的画坛仿古、摹古。出现唐、宋，元、明千余年递进形成传承重荷的因袭，衰颓的局面，不能苟同清代“四王”(对清初活动于今江苏太仓、常熟一带的四位著名山水画家的合称)步履古人，对以黄公望为首的“元四家”推崇备至，着力摹仿的作为。他与浙江、石溪、石涛(合称清初“四画僧”)异军突起，师古而不囿于古，在师古人的基础上更注重于师造化，以一变古人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的呼声令人振聋发聩。尤其是八大、石涛，他们注重创新、注重个性发挥的艺术格调，已初具近现代绘画意识的萌芽。给后世画家以极大的启迪与影响。
　　


　　清初“四画僧”又被人称为“遗民画家”。他们生于明而卒于清，四人之所以薤发为僧，与他们身处明清换代的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有关。浙江和石溪入清生活的岁月不太长。画风相应地显得较为谨严而内抑。而八大和石涛入清生活大半辈子。尽管他们原为明室宗亲，但由于清廷采取敬重遗老的优抚政策，又加上康熙盛世的来临，逐渐抚平了人们心中在岁月中被放大了的大汉民族情绪。八大后来修道还又还俗结婚。石涛则两次恭迎圣驾。清初由动乱到稳定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八大和石涛原有的生活经历和心境跌宕起伏，也使他们的画风由谨严内敛而趋于纵横捭阖、激情回荡。
　　古人说“书画乃寂寞之道”。当朱耷走过国破家亡如山崩海立灭顶之灾袭来时的凄惶，从鲜衣美食的王族公子降为衲萱精粝的山间“野人”。成为天地间孤儿的万般无奈；经历了为僧、为道，成疯癫的哭之哀恸无泪，笑之撕心裂肺的心路历程，步入晚年时便超出尘寰，摆脱纷扰，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到大自然的律动之中。获得了一种极其微妙却又无法诠释的满足。八大极赞赏南北朝画家宗炳“凡所游履图之于室”的创作方法。七十四五岁还“登山如飞”，游山涉水以天地为师。此时。那些浓浓的寂寥在冥思中绽开，“真中有幻。动中有静，寂处有音。冷处有神。旬中有句，味外有味”的诗画之魂，便通过朱耷得心应手操纵的媒介——宣纸、扇面或帛。将寂寞升华成冷寂的美的境界。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与馆长王凯旋谈八大。他是国家一级美术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更是八大山人研究的专家。他说；“八大山人‘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每事取诸古人，而事事不为古人所缚’。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道。他画鱼鸟喜表现一种白眼朝天的神气，过去有人认为它寄寓了八大的家国之恨。其实并不准确。八大画花卉、鸟虫、小走兽等，往往以其观察所得，吸收民间木刻版画和青花瓷器的表现方法，变俗为雅，出奇制胜，用一种富有个性精神的笔墨将主体的若干细部予以强化，使造型的写实性‘朴’、‘真’皆善，更趋完美，给人带来追忆石器时代的彩陶盆等‘原始作品’的感觉，是极有意味的审美形式。”
　　我突然想起同是明朝遗民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戏曲演员彭天锡，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妙绝天下，皆因“一肚皮书吏，一肚皮机械。一肚皮山川。一肚皮螺呵不平之气”借戏进泄。言简意赅地道出这四个“一肚皮”便是造就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回过头去看历史，各种评价已经够多了。时至今日，我们要感谢的是历史将一个绘画天才放在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以坎坷的人生经历磨砺出他“一肚皮螺呵不平之气”，并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得以伸延、化解和落实，使我们看到了清朝初年出现的一个超越前人的崭新高度。
　　揖别八大山人纪念馆，古屋、老桥、碧水是否还能寻找到八大山人闲挹青云的飘逸身影?霞光透过枝叶撇下星星点点的光亮，几缕若有似无淡扫黄叶的秋风，使寂静的庭院气韵灵动，既有儒家的严峻、简约，道家的幽澹、冷僻，还有释家的虚渺与空漾，还有阅尽沧桑，勘破世事的超然与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