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之前，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厦门鼓浪屿的国际历史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2处世界遗产。
　　鼓浪屿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瑰宝，在她身上可以发现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子。
　　站在申遗成功的新起点上，居民聚居区、旅游风景区与文化遗产区高度重叠的鼓浪屿，如何处理文化遗产、岛上居民与游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高标准完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活化传承工作？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再次来到鼓浪屿，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采访。

化解三角矛盾

　　在走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鼓浪屿上岛人数最初是不设限的。2012年10月2日，不到两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岛上，游客峰值达到了12.8万人，给合理承载量带来了严峻考验。
　　“以前每逢节假日，店门口熙熙攘攘，游客寸步难行，根本不像一个历史文化社区。”褚家园咖啡馆的老板谢绵聪回忆。
　　为提升游客观光体验，同时保护鼓浪屿上的历史风貌遗存，鼓浪屿后来对上岛人数进行了限制。
　　“限流之后，每年平均少了100余万游客上岛，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儿。”鼓浪屿管委会主任郑一琳告诉本刊记者，为落实申遗过程中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承诺，鼓浪屿又将每日限制上岛人数从6.5万压缩至5万。
　　此外，厦门市还以“分流上岛”的思路，将游客码头与市民码头分离，有效缓解了过去游客市民“一窝蜂”挤轮渡的矛盾，提升了上岛体验。
　　“限客分流”所帶来的直接效果是降低了对文化遗产的外来影响，同时提升了游客在岛上的游览品质。“我们不靠鼓浪屿赚钱，而是将它作为厦门永续发展的金名片。”在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眼中，文化遗产的内涵在于永续发展，而非短期收益。
　　鼓浪屿之于厦门，犹如明珠之于皇冠，因此素有“不游鼓浪屿，枉费厦门行”之说。
　　然而，大量游客的涌入，打破了鼓浪屿的平静，物价上涨、噪音扰民、垃圾骤增……
　　如何消除原住民的后顾之忧？厦门地方政府在鼓浪屿创新基层治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尝试，并以“共同缔造”来纾解原住民和游客之间的矛盾。
　　由岛上居民和各界代表组成的公共议事会，自2016年4月成立以来，就31个议题讨论了7次，涉及民生、社区整治、文化保护三大方面。
　　议事会代表们经常因为某个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议题全票通过。而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经过议事会的讨论、梳理变得可行，相关问题由管委会等职能部门按照规定进行了解决，居民家政服务平台、燃气补贴等相关惠民举措应运而生。
　　限制上岛团队使用扩音器、渡船对原住民免费、免除上岛燃气运输费用、通过动态补贴降低原住民生活成本……一整套组合拳打出后，居民的顾虑消除了，街道上的人少了，噪音小了，上岛游客也有景看、有店住了。

　　“我们在鼓浪屿项目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申遗完全可以不用大拆大建，让历史变化在这个国际社区中自然流淌。”

焕活文化遗产

　　鼓浪屿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之誉。百余年中，英美等13个国家陆续在此设立领事馆，黄奕住、黄仲训、林尔嘉等华侨实业家也先后建起1000余栋别墅洋楼……鳞次栉比、风格各异的老建筑集结在这座“弹丸小岛”上，散发出浓浓的异国情调与怀旧气息。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看来，作为世界遗产，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融合了20世纪早期的现代派艺术和装饰派艺术，历史性地开创了“厦门艺术风格”。
　　“鼓浪屿的很多历史建筑，图纸是外国人设计的，工匠是本地人，施工中融入闽南文化，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共生。”鼓浪屿文史研究者林聪明说。
　　值得关注的是，如今鼓浪屿上的老屋大多是华侨早期所购建，经多代迭替，这些祖屋的产权早已模糊。又因年久失修、资金技术等问题，后人想要修缮保护，却有心无力。
　　为破解文化遗产和岛上居民之间的矛盾，厦门市相关部门和管委会积极协调，与住岛居民达成一致：对于房屋产权权属不清和所有人均下落不明的，按《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规定，“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是责任人，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可以与责任人签订维护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条例》同时规定，历史风貌建筑因不可抗力造成损毁进行修缮时，其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享有减免税费、申请技术支持、申请救助等权利。并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遗产区内的原有建筑设立公益性文化场馆，展示和传播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给予相应资助。
　　为更好地保护历史风貌建筑，岛上居民还自发成立了家庭旅馆协会，规范对历史风貌建筑的改造流程，同时要求尽可能地展示历史文物，在保护和利用中，让文物“活”起来。
　　相较于老物件和历史风貌建筑，活态传承更显难能可贵。
　　音乐是鼓浪屿骨子里的基因。鼓浪屿人均钢琴拥有率全国第一;位于“菽庄花园”的钢琴博物馆里，陈列了爱国华侨胡友义收藏的40多架古钢琴;在风琴博物馆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古风琴珍品，还能定期欣赏到管风琴庄严圣洁的演奏。
　　申遗成功一个月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唱片博物馆。”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在中国唱片博物馆开馆仪式上激动地说道。中国唱片博物馆位于鼓浪屿的百年古建筑“黄荣远堂”，是鼓浪屿“申遗”的53个核心要素之一。
　　面朝大海、弹琴歌唱，可以说是岛上居民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如今，独具特色的家庭音乐会成为社区文化的具象表现。三五街坊邻居隔三差五相聚一堂，共同演奏并享受音乐。在这座“钢琴之岛”上，音乐从未离开，并将继续延续下去。
　　“管委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不仅给我们提供资金购买乐器，还为我们提供了排练的场地。”居民雷晶晶感叹，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岛上社区居民之间紧密连接的纽带。

申遗成功后的思考

　　申遗成功一年后，当初申遗的参与者、现在的保护者在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思考，以期为以后的申遗和保护项目提供参考。
　　“我们在鼓浪屿项目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申遗完全可以不用大拆大建，让历史变化在这个国际社区中自然流淌。”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申遗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魏青说。
　　教科文组织考察团队在岛上五天四夜的考察过程中，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像流水一般展现在考察团面前，让不少评估专家叹为观止。魏青认为，其他项目在申遗和保护过程中，可以参考鼓浪屿的社区模式，规避大拆大建误区，尽可能保留遗产的特色风貌。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不少申遗保护项目还未建立统一领导和管理机制，在文化遗存和自然景观的保护上尚有提升空间。
　　业内专家认为，遗产保护地是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的聚集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往往情况复杂，需要综合统筹。在统筹的过程中既要有高度，又要让执行者能够将行动落实到基层。为此，遗产保护地亟待制定出台一部专门性法规。
　　作为世界罕见的国际历史社区遗产保护地，鼓浪屿具备统一领导和管理机制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其在创新解决文化遗产、岛上居民与游客之间“三对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解决制度设计天花板的顶层设计问题。
　　文物保护需“活化”利用，保护不是简单地用围栏将文物拦起来。魏青认为，和莫高窟、天坛等遗产项目不同，鼓浪屿等地历史风貌的价值无法自然体现，需要在不断利用中实现价值。
　　魏青建议，有关部门在确保遗产景观安全的前提下，可参照鼓浪屿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活化”利用文物，让文物在“活化”中“自行”讲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