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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产生和演变。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源自屈原，其后经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魏源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也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赋予了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新的特点。
关键词：湖湘文化 忧患意识 魏源 救亡图存 经世致用
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
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屈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魏源说“《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等等，足见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品质，尤其是湖湘人的共同品质。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魏源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清朝逐渐走向衰亡，弊政丛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了“川壅必溃”的地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曾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不复存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这种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无数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出来，坚持“救亡图存”，他们使具有良知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兴衰存亡、深切体会到“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家、国和社会。在这民族存亡、家国衰败的关键时刻，寻求“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便成为时代的号角。
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更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这种忧患意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对古代忧患意识的继续和超越，时代赋予了它全新的历史内容。为“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们的救国思想和爱国行为无不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发动和进行的。深受先前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影响，优秀的湖湘子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以魏源为代表的湖湘子弟在“救亡图存”的大业上先忧后乐、上下求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强烈的承担精神，而这种强烈的承担精神正是以深刻的忧患意识为基础的。 魏源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忧患诗中。他那些忧国忧民、感时愤世的忧患诗读之使人荡气回肠，其忧患范围之广，涉及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忧愤之长，绵延魏源的坎坷一生。
魏源之忧，首先忧民生之多艰。早在道光年间，魏源就表明了自己“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魏源集》）的远大抱负。清末，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加之黄河、长江水患不断，人民生计十分艰苦。魏源如此描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魏源并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发愤图强；不仅提出“人定胜天，造化在我”的口号，而且在很多诗歌作品中都抒发了自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博大情怀。
魏源之忧，其次是忧政治腐败，军队衰弱。魏源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认为那些官僚伪君子祸国殃民，是造成国家民族种种危机的总祸根。面对朝廷军队衰弱，不能抵御外敌侵略的情况，魏源无比忧愤，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夷烟流毒，罪万准夷……，此凡有血气着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实行“救亡图存”，以此来唤醒民众认识外敌、抵抗外敌的觉悟。
魏源之忧，再次是忧人才之虚患。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积患”，即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寐”指昏庸无知，不知国内利弊得失，也不知外敌入侵之害；“虚”指空虚不实，徒有虚名，如政绩不实，军队浮弱。人才虚患，贪官污吏当道，魏源对此忧患万分，痛感“天下之无才”（《魏源集·<书古微>序》），“无一人堪称军吏”（《魏源集·<圣武记>叙》）。他对朝廷大员昧于国外形势又甘于抱残守缺的愚昧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大声疾呼“何不开海夷驿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加”。
魏源的忧患意识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忧患意识，反映出当时忧患意识的鲜明特点。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区别于历代忧患意识的独特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几点：第一，抨击西方列强侵略，批判腐败统治集团。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被英国打败，这引起了魏源的愤慨，他谴责了英国以鸦片来削弱他国财力、物力后发动侵略战争的卑鄙行径和无耻罪行，同时，他也痛心地指责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腐败无能与媚敌投降。第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提出政治改革。面对家国危难，魏源并非仅仅空谈忧患，而是积极为改革弊政，解决现实困境问题，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而出谋划策，并亲自参与实践。第三，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魏源针对汉学和宋学之弊端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他还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重德轻才的人才观进行了修正，鸦片战争后，他写下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优秀著作，总结战争失败之教训，主张中国和外国“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海国图志>序》），这些体现了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
魏源的忧患意识正是他勇于改革和爱国爱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忧患意识从本质上是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虽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却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近代先驱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成为近代忧患意识的继往开来者。近代爱国先驱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忧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又同时赋予近代忧患意识以崭新的内容。
[本文获“湘学研究院湖南城市学院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湖湘文化 忧患意识 魏源 救亡图存 经世致用
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
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屈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魏源说“《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等等，足见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品质，尤其是湖湘人的共同品质。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魏源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清朝逐渐走向衰亡，弊政丛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了“川壅必溃”的地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曾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不复存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这种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无数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出来，坚持“救亡图存”，他们使具有良知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兴衰存亡、深切体会到“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家、国和社会。在这民族存亡、家国衰败的关键时刻，寻求“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便成为时代的号角。
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更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这种忧患意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对古代忧患意识的继续和超越，时代赋予了它全新的历史内容。为“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们的救国思想和爱国行为无不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发动和进行的。深受先前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影响，优秀的湖湘子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以魏源为代表的湖湘子弟在“救亡图存”的大业上先忧后乐、上下求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强烈的承担精神，而这种强烈的承担精神正是以深刻的忧患意识为基础的。 魏源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忧患诗中。他那些忧国忧民、感时愤世的忧患诗读之使人荡气回肠，其忧患范围之广，涉及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忧愤之长，绵延魏源的坎坷一生。
魏源之忧，首先忧民生之多艰。早在道光年间，魏源就表明了自己“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魏源集》）的远大抱负。清末，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加之黄河、长江水患不断，人民生计十分艰苦。魏源如此描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魏源并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发愤图强；不仅提出“人定胜天，造化在我”的口号，而且在很多诗歌作品中都抒发了自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博大情怀。
魏源之忧，其次是忧政治腐败，军队衰弱。魏源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认为那些官僚伪君子祸国殃民，是造成国家民族种种危机的总祸根。面对朝廷军队衰弱，不能抵御外敌侵略的情况，魏源无比忧愤，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夷烟流毒，罪万准夷……，此凡有血气着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实行“救亡图存”，以此来唤醒民众认识外敌、抵抗外敌的觉悟。
魏源之忧，再次是忧人才之虚患。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积患”，即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寐”指昏庸无知，不知国内利弊得失，也不知外敌入侵之害；“虚”指空虚不实，徒有虚名，如政绩不实，军队浮弱。人才虚患，贪官污吏当道，魏源对此忧患万分，痛感“天下之无才”（《魏源集·<书古微>序》），“无一人堪称军吏”（《魏源集·<圣武记>叙》）。他对朝廷大员昧于国外形势又甘于抱残守缺的愚昧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大声疾呼“何不开海夷驿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加”。
魏源的忧患意识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忧患意识，反映出当时忧患意识的鲜明特点。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区别于历代忧患意识的独特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几点：第一，抨击西方列强侵略，批判腐败统治集团。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被英国打败，这引起了魏源的愤慨，他谴责了英国以鸦片来削弱他国财力、物力后发动侵略战争的卑鄙行径和无耻罪行，同时，他也痛心地指责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腐败无能与媚敌投降。第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提出政治改革。面对家国危难，魏源并非仅仅空谈忧患，而是积极为改革弊政，解决现实困境问题，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而出谋划策，并亲自参与实践。第三，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魏源针对汉学和宋学之弊端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他还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重德轻才的人才观进行了修正，鸦片战争后，他写下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优秀著作，总结战争失败之教训，主张中国和外国“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海国图志>序》），这些体现了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
魏源的忧患意识正是他勇于改革和爱国爱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忧患意识从本质上是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虽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却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近代先驱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成为近代忧患意识的继往开来者。近代爱国先驱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忧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又同时赋予近代忧患意识以崭新的内容。
[本文获“湘学研究院湖南城市学院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