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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革命家黄炎培、物理学家吴有训和教育家霍懋征。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韧之），号楚南，笔名抱一。上海浦东川沙人。他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教育理论家，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在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奋斗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科学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实践
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
——黄炎培《职业教育谈》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学校当时有学生约70人，分为两个班。作为“总理”（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甚至较远的乡村也有人托人说情让孩子入学。学校的事务越发多了起来，黄炎培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他从不因事务忙影响教学，依然坚持亲自授课，从不旁骛。”[1]
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黄炎培创办了位于浦东六里桥、占地60亩的浦东中学。筹建期间，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开办之后，他和张志鹤一起全权署理校务。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谈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学生们以此作为座右铭，经常对照自己。”[2]这三个字从此被确立为校训。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现为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炎培楼”“炎培亭”等建筑，用以纪念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3]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国外进行了多次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考察让黄炎培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遂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办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写文章、做讲演，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应运而生。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此后数十年，黄炎培的教育活动一直以职业教育为核心，以职教社为根据地。
黄炎培亲自为职教社拟定了宣言书，并请恩师蔡元培审阅。他还为职教社写了社歌，歌词充分展现了他的职教理念：“惟先劳而后食兮，嗟！吾人群之天职。欲完此天职兮，尚百业之汝择。愧先觉觉后之未能兮，舍吾徒之责而谁责？同心组成吾社兮，将以求吾道之昌也。研究试验以实施兮，期一一见诸行也。苟获救吾民之憔悴兮，卜吾国族之终强也。手旗兮飞扬！吾何往兮？比乐之堂！将使无业者咸有业兮，使有业者乐且无疆。嗟！嗟！吾愿何日偿兮？天假我以岁月之悠长！”
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包含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职业指导。职教社创办的主要教育事业有：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还在上海办了七个职业补习学校，在上海、重庆、昆明、桂林相继开办了职业指导所，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职业。”[4]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这样一个职业学校，在1918年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的33年间，培养的毕业生就多达7 000多人，其中不乏名士，如：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颇受欢迎，为民族工商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被誉为“中华牌”。
黄炎培还参与筹办了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了东南大学、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的教育文化机构，总数达百种以上。”[5]他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事业卓著、精神充实、乐在其中的一生。
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教育思想
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读书爱国两无妨，文兼武。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虚名，终何补？
——黄炎培《中华工商学校校歌》
在长期致力于職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应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应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也是其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他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形成风靡一时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6]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7]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其核心理念是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服务平民，训育方针是做人第一、敬业乐群，教学内容是注重实用、注重技能，教学模式是手脑联动、做学合一，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爱国主义是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总结教育理论的根基。他说：“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8]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就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惟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到处演讲，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对站在台下的儿子黄大能突然发问道：“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9]1933年，在纪念中华职业学校建校15周年之际，黄炎培谈道：“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得，吾中华国族的运命，真所谓‘不绝如线’。吾们还在这里举行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痛心！痛心！痛死有什么用处？还是大家起来死里求生地干。”[10]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11]他在《抱一日记》中写道：“卫西琴著《新教育论》。其言曰：教育也者，以引出国民自有之良能本旨也。所谓良教育者，即以引出国民一切良能为事业也。”
旧社会广大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第一要务是谋生，其次才是求学。他有的放矢地提出：“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2]“如果教育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中华来解决生计问题，后患岂堪设想？”[13]黄炎培的思想对旧的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有助于改变旧教育脱离实际、隔靴搔痒、轻重倒置、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的状况。
黄炎培积累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办学经验。例如，他提出了“工读交替制”“学习一贯互进法”“专科一贯制”的人性化教育制度。“工读交替制”和“学习一贯互进法”用以帮助想读书而经济有困难的青年。“专科一贯制”则给了学生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就业或者继续深造。三个教育制度都是“利用工学交替的形式将升学与就业联系起来，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的实际需要的教育形式，是一种普教与职教的沟通，初、中、高级教育互相衔接，正规学校与补习学校教育、各类培训并行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工学交替的终身教育制度”。[14]这无疑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的先驱和缩影。
光风霁月的人生志趣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黄炎培座右铭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在家乡办川沙小学堂时，考虑到学堂经费困难，他不取分文薪水。在任浦东中学校长期间，他也只支付给自己40银元作为月薪，而当时一般校长的月薪都是100银元，40银元只能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后来他用筹募来的经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自己却仍住在一所小楼的厢房里。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他要求职教社的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卖字以资生活。他作诗抒怀：“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佣书亦苦辛。”杜月笙听说了，送来2 000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靠卖字营生。
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但都被他拒绝了。1948年12月14日，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说：“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夙愿。”新中国成立后，72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15]
黄炎培坚持以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有生而爱其身，因生生相倚，而爱其家，爱其族，爱其国。知物我之平等，而爱一切物。大哉生也，善者愛也。”[16]但他不是一个无原则的泛爱主义者：“予打击者以打击之，与汝偕亡；以赤血卫国兮，与日星增光。”[17]黄炎培就是这样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心，冒着种种风险，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他开创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推翻满清之役起，经过倒袁运动、五四运动，直到人民革命，每一事变，都能认清是非，向着群众路线尽力地配合，尽力地援助，发展成功”。[18]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来评价他，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综观黄炎培的一生，他都是澹泊从容地面对着人世沧桑，从来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在他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铸就了光辉的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附录一：黄炎培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
附录二：评价黄炎培
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孟1988年11月6日的题词
参考文献：
[1][2][3][4]王华斌.黄炎培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37、47、72、100.
[5][6][10]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9、5、269.
[7]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J].职业与教育，1926,（1）.
[8]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26.
[9]萧伟俐.黄炎培的黄氏教育法[J].半月选读，2010,(11).
[11][12][13]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296、169、201.
[14]高奇.黄炎培职业育思想研究与实验[J].教育研究，1998,(5).
[15]肖伟俐.黄炎培“不为个人做官”[J].刊授党校,2010,(5).
[16]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378.
[17][18]黄炎培.黄炎培诗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35、1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本期推出革命家黄炎培、物理学家吴有训和教育家霍懋征。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韧之），号楚南，笔名抱一。上海浦东川沙人。他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教育理论家，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在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奋斗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科学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实践
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
——黄炎培《职业教育谈》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学校当时有学生约70人，分为两个班。作为“总理”（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甚至较远的乡村也有人托人说情让孩子入学。学校的事务越发多了起来，黄炎培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他从不因事务忙影响教学，依然坚持亲自授课，从不旁骛。”[1]
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黄炎培创办了位于浦东六里桥、占地60亩的浦东中学。筹建期间，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开办之后，他和张志鹤一起全权署理校务。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谈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学生们以此作为座右铭，经常对照自己。”[2]这三个字从此被确立为校训。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现为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炎培楼”“炎培亭”等建筑，用以纪念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3]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国外进行了多次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考察让黄炎培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遂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办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写文章、做讲演，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应运而生。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此后数十年，黄炎培的教育活动一直以职业教育为核心，以职教社为根据地。
黄炎培亲自为职教社拟定了宣言书，并请恩师蔡元培审阅。他还为职教社写了社歌，歌词充分展现了他的职教理念：“惟先劳而后食兮，嗟！吾人群之天职。欲完此天职兮，尚百业之汝择。愧先觉觉后之未能兮，舍吾徒之责而谁责？同心组成吾社兮，将以求吾道之昌也。研究试验以实施兮，期一一见诸行也。苟获救吾民之憔悴兮，卜吾国族之终强也。手旗兮飞扬！吾何往兮？比乐之堂！将使无业者咸有业兮，使有业者乐且无疆。嗟！嗟！吾愿何日偿兮？天假我以岁月之悠长！”
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包含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职业指导。职教社创办的主要教育事业有：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还在上海办了七个职业补习学校，在上海、重庆、昆明、桂林相继开办了职业指导所，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职业。”[4]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这样一个职业学校，在1918年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的33年间，培养的毕业生就多达7 000多人，其中不乏名士，如：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颇受欢迎，为民族工商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被誉为“中华牌”。
黄炎培还参与筹办了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了东南大学、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的教育文化机构，总数达百种以上。”[5]他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事业卓著、精神充实、乐在其中的一生。
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教育思想
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读书爱国两无妨，文兼武。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虚名，终何补？
——黄炎培《中华工商学校校歌》
在长期致力于職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应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应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也是其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他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形成风靡一时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6]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7]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其核心理念是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服务平民，训育方针是做人第一、敬业乐群，教学内容是注重实用、注重技能，教学模式是手脑联动、做学合一，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爱国主义是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总结教育理论的根基。他说：“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8]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就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惟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到处演讲，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对站在台下的儿子黄大能突然发问道：“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9]1933年，在纪念中华职业学校建校15周年之际，黄炎培谈道：“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得，吾中华国族的运命，真所谓‘不绝如线’。吾们还在这里举行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痛心！痛心！痛死有什么用处？还是大家起来死里求生地干。”[10]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11]他在《抱一日记》中写道：“卫西琴著《新教育论》。其言曰：教育也者，以引出国民自有之良能本旨也。所谓良教育者，即以引出国民一切良能为事业也。”
旧社会广大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第一要务是谋生，其次才是求学。他有的放矢地提出：“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2]“如果教育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中华来解决生计问题，后患岂堪设想？”[13]黄炎培的思想对旧的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有助于改变旧教育脱离实际、隔靴搔痒、轻重倒置、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的状况。
黄炎培积累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办学经验。例如，他提出了“工读交替制”“学习一贯互进法”“专科一贯制”的人性化教育制度。“工读交替制”和“学习一贯互进法”用以帮助想读书而经济有困难的青年。“专科一贯制”则给了学生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就业或者继续深造。三个教育制度都是“利用工学交替的形式将升学与就业联系起来，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的实际需要的教育形式，是一种普教与职教的沟通，初、中、高级教育互相衔接，正规学校与补习学校教育、各类培训并行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工学交替的终身教育制度”。[14]这无疑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的先驱和缩影。
光风霁月的人生志趣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黄炎培座右铭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在家乡办川沙小学堂时，考虑到学堂经费困难，他不取分文薪水。在任浦东中学校长期间，他也只支付给自己40银元作为月薪，而当时一般校长的月薪都是100银元，40银元只能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后来他用筹募来的经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自己却仍住在一所小楼的厢房里。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他要求职教社的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卖字以资生活。他作诗抒怀：“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佣书亦苦辛。”杜月笙听说了，送来2 000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靠卖字营生。
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但都被他拒绝了。1948年12月14日，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说：“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夙愿。”新中国成立后，72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15]
黄炎培坚持以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有生而爱其身，因生生相倚，而爱其家，爱其族，爱其国。知物我之平等，而爱一切物。大哉生也，善者愛也。”[16]但他不是一个无原则的泛爱主义者：“予打击者以打击之，与汝偕亡；以赤血卫国兮，与日星增光。”[17]黄炎培就是这样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心，冒着种种风险，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他开创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推翻满清之役起，经过倒袁运动、五四运动，直到人民革命，每一事变，都能认清是非，向着群众路线尽力地配合，尽力地援助，发展成功”。[18]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来评价他，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综观黄炎培的一生，他都是澹泊从容地面对着人世沧桑，从来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在他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铸就了光辉的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附录一：黄炎培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
附录二：评价黄炎培
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孟1988年11月6日的题词
参考文献：
[1][2][3][4]王华斌.黄炎培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37、47、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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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