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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古典音乐是一门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西方艺术形式。但现实中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却出现诸多非艺术化、非审美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化倾向和德育化倾向。本文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应更多关注其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应当回归审美教育。
[关键词]西方古典音乐； 智育化； 德育化； 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10-0016-03
音乐教育作为学生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管文化教育的中国前国家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音乐著作《李岚清音乐笔谈》中曾提出殷切期盼：“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而且能够启发创意，有助于提高表达自我感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世界文化不断加强的交流与合作的形势。希望大家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欧洲经典音乐予以重视，培养这方面的兴趣，进一步发展和丰富我国的音乐文化，完善自身文化修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1]李岚清明确指出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也特别肯定“欧洲经典音乐”具有的审美价值。所谓“欧洲经典音乐”一般即指“西方古典音乐”（western classical music 台湾地区音乐学者焦元溥在其著作《乐之本事》中认为，我们现在所称的classical music，最早其实被称为classic music，意即“经典音乐”。classical music一词最早出现于1836年，自从音乐史家从欧洲艺术史借来“古典主义”一词以描述这段强调结构平衡与表达清晰的音乐时期之后，“古典”与“经典”在用词上更为混淆，classical的内涵也从“经典”变成了“古典”。一般中文约定俗成的“古典音乐”，通常就是指“西方古典音乐”。），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以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为代表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的作品通常为交响乐队、键盘乐器、交响乐器组合、吉他或人声所创作，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和检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厚重的内涵。
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方式。西方古典音乐作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音乐形式，是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经日积月累与反复融合改进，沉淀出的一系列至臻完美的作品。从这一点上看，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毫无疑问也是审美的。但现实中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却出现诸多非艺术化、非审美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化倾向和德育化倾向。
一、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化倾向
受学校音乐教育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的限制，许多中国家长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种类庞杂，但钢琴学习者占了总数的近一半，其他学习则以大小提琴、吉他、古筝等乐器居多。应该说，西方乐器的学习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而西方乐器的学习、训练乃至考级曲目则大多源于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因此，社会音乐教育培训几乎变成了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培训。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曾经对参加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3442名钢琴学童做过调查，在周教授归纳出的15项学琴目的中，975%的家长在“学琴目的”的“开发智力”选项上勾选了“十分同意”与“比较同意”，仅有25%的家长选择“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没有人不同意。该文同时分析，绝大多数家长与音乐教育界人士，将西方器乐学习看作一种功能强大并且可以多方受益的学习活动，而“开发智力”这一功能则是最令人企求的。[2]实际上，调查结果也并非偶然，早在20世纪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戈登·肖博士（DrShaw）与威斯康星大学弗朗西斯·劳斯彻博士（DrRauscher）就通过实验研究认为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可以提高人的空间认知水平（虽然这一实验结果颇受争议并持续至今），“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ion）也随之诞生并广为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莫扎特效应”并不仅仅指代莫扎特的音乐，而是统称了和莫扎特音乐有着相似效应的西方古典音乐。著名音乐厂商索尼（Sony）曾抓住这一爆炸性结论引发的商机，出版了一张名为“Mozart Can Make You Smarter”（《莫扎特能让你变得更聪明》）的CD并持续热销。[3]前美国佐治亚州州长泽尔·米勒（Zell Miller）甚至通过个人捐赠，为该州每个拥有新生儿的家庭发放古典音乐录音带，以帮助婴幼儿提升智力发育水平。就此，“莫扎特效应”、西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学习有助于“开发智力”等相关的实验研究结论成为家长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共识。
“莫扎特效应”的风靡让以莫扎特、巴赫、贝多芬作品为主的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逐渐被推广普及。但由于此类论调的广泛渲染，也导致有关西方音乐教育理論研究和实践也逐渐转移到古典音乐对学生智育的价值。音乐教育尤其是校外音乐教育，例如西方乐器的培训机构，经常以“学习乐器演奏会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聆听古典音乐会让孩子更聪明”的名头吸引家长，不少商家也借机发行带有“古典音乐让孩子学习更优秀”“莫扎特让宝宝更聪明”字样的音像制品来吸引消费者。曾有一册“专供”孩子欣赏的古典音乐CD导言开篇即写道：“爱因斯坦从小就喜欢古典音乐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美国国会议员及五百强企业的高级主管中有近九成的人在幼年受过古典音乐教育”“日本幼儿开发协会的母亲们证明给宝宝听莫扎特小夜曲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加活泼聪颖”。见音像制品：《越听越聪明·给宝宝的古典音乐》。类似这样的宣传往往导致家长、从事智育的工作者甚至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都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是进行学生智育的良好手段，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也因此变成了智育的一种附庸。
早期的古典音乐教育能影响儿童正在发育的大脑并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从而有助于逻辑与抽象思维、记忆力和创造力的开发，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正是这样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让越来越多的人过分重视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在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习成绩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些家长和教育者的心目中，学生只要学习和演奏了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其智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学习成绩也会提高。家长们很少关注孩子从巴赫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中获得了怎样的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教育者很少去考虑怎样教授古典音乐，怎样让学生从古典音乐中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西方古典音乐的教学不是审美化、艺术化的教学，而是智育化的教学。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也因此变成了智育化的音乐教育，巴赫、莫扎特的音乐成了家长和教育者们发展孩子智力、获得目标成绩的工具。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了DrShaw和DrRauscher产生“莫扎特效应”的著名实验结论，尽管该报对这一研究结论也颇为振奋，但仍不忘在文末提醒读者：“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教授儿童音乐，提高大脑功能只是其中一个理由。如果这个理由成了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那会是令人遗憾的。”[4]对于《华盛顿邮报》的忠告，我们的家长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理应引起重视，学习古典音乐如果只为了提高大脑功能，而这个目的还成了最终的目的，那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二、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德育化倾向
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登纳（Howard Gardener）曾这样评价中国艺术教育：“同一般教育一样，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政治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目的，并追求某种美学目的。参加艺术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人的情操，激发积极的动机和善良的情感。衡量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的尺度，也是看其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在美国，艺术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目的都不明显。事实上，如果有人说艺术作品或艺术教育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对艺术会提高人的道德或精神境界，他们也不以为然。在美国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目的是由家长、祖辈和宗教团体来关心的。如果学校想承担这些职能，就会遭到忌恨。事实上，美国人习惯于把艺术视为自我表现、创造力、自发性和个人变异的源泉，而不是那种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目的。”[5]艺术教育具有辅德功能，这是德育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普遍认同的。但艺术教育如果仅仅是借助艺术这一形式来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而不首先考虑其在学生审美素养上的效用，这是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的，这也是加登纳感叹中国艺术教育过于道德化的原因。
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门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包含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因此，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作品蕴含了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对社会和人性的探讨。但有些作品，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等被学生所熟知，不是乐曲本身的“音乐性”（musicality） 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家贝内特·雷默（1932-2013）在其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认为“音乐性”是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本质。，而是诸如“《命运交响曲》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人们通过斗争争取自由，希望摆脱苦难掌握自身命运的坚强意志和决心”“《革命练习曲》蕴含着肖邦的爱国热情和波兰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这样的所谓的“思想教育性”。而在一些为青少年儿童所撰写的名人传记中，贝多芬时常被刻画成一个苦大仇深的榜样形象，似乎“乐圣”之名不是因为其伟大的音乐作品，而是得益于他“身残志坚，勇于同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精神”。以笔者曾在教学一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青少年儿童压根没听过（或者根本无法分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田园交响乐》或《合唱交响乐》，但有关《英雄交响乐》《月光奏鸣曲》等作品背后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无从考证或根本就是人为杜撰）学生则是脱口而出。古典音乐不经意间也成为感化孩子，提高青少年儿童思想觉悟、道德品质的良好手段。
另外，西方古典音乐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大多没有歌词，只有旋律和和声）通常被认为是生涩难懂的音乐。因此，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叙述总少不了所谓的“乐曲解说”，似乎只有“乐曲解说”才能让学生去听懂音乐，即“晓之以理”之后才能“动之以情”。那么，一味地语言讲解和道德灌输真的让学生亲近古典音乐了吗？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语言已经穷尽的地方，音乐才开始它起作用的领域。那些无法用语言告诉人的东西，可以用音乐的旋律来诉说，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绪和内心感受的。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音乐是对年轻的心灵起作用的不可替代的手段。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学生接受不了，从而施以所谓“乐曲解说”和道德灌输，这样只会让学生越来越远离古典音乐。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古典音乐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节奏、旋律、力度、速度、音色、和声、曲式等表现手段产生审美感知，通过自己的联想、想象、幻想等心理活动，唤起内心特定的情感意象，以此来理解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获得德育的效果，是“动之以情”之后的“晓之以理”。换句话说，艺术教育的辅德功能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借助西方古典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和让学生在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审美体验中获得情感和德性的升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前者将古典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前，后者是基于古典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派生出其德育的功能，孰是孰非，笔者不再赘述。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德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德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6]
三、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应当回归审美教育
艺术是审美的，审美也是区别艺术教育与非艺术教育的主要标志。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门公认的西方优秀艺术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西方古典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贝内特·雷默（Bennett Reimer）说：“如果可以用一个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目的为当代音乐教育的特征，那就只能说这个领域正力图成为‘审美教育’。”而且“如果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教育，并同时成为审美教育，它的起点必须是清楚地理解音乐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7]音乐教育在本质上是审美教育，而不是智育或德育。因此，关于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应更多关注其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应当回归审美教育。
如前文所述，尽管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人类漫长音乐史上沉淀下来的经典音乐有着诸多重要的、非艺术性或非音乐性的功能，但其作为艺术的或音乐的本质才是其最为基本或核心的功能。的确，欣赏或学习古典音乐有助于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发展或良好道德修养的养成，但需要明确的是，古典音乐教育对学生智力的开发和品德的教化是有条件的，即教育者必须让古典音乐教育成为艺术化的、审美化的独立存在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雷默所述的充满“音乐性”的教育，而不是智育化或德育化的教育。只有在发挥西方古典音乐审美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功能或德育功能。而且，只有发挥西方古典音乐的藝术特质和审美特质，它的认知作用以及德育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因此，过多地讨论古典音乐在学生认知或教化中的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的。
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杨照先生在其专门谈论西方古典音乐的著作中感叹道：“我常常遗憾，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多一点、好一点的音乐教育？九年教育的年限，时间上绰绰有余可以让每个孩子懂得如何听到复杂的音乐，并且教给他们和音乐产生、去接近音乐的基本办法。不只听见旋律，同时能听见和声、节拍、音色，乃至于方向变化，哪有这么难？让孩子养成习惯在音乐中发展想象，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情绪情感，对产生不同音乐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感到兴趣与亲切，哪有那么难？本来不难的事，但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责任，于是一代代的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一辈子享受美好声音的经验。”[8]杨先生所谓“复杂的音乐”就是西方古典音乐，什么是“好一点的音乐教育”？笔者以为恰恰是回归审美本质的古典音乐教育，即让我们的孩子“听见旋律、和声、节拍、方向变化”“养成习惯在音乐中发展想象，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情绪情感，对产生不同音乐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感到兴趣与亲切”的音乐教育。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是情感的教育，是让学生拥有“享受美好声音经验”的教育，归根结底——是审美教育。
[参 考 文 献]
[1]李岚清.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2]周海宏.器乐学习与儿童智力发展研究报告[J].中国音乐学，2002（02）：5—22.
[3]刘 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J].中国音乐学，2000（03）：88—100.
[4]郭声健.艺术教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44.
[5]霍华德·加德纳.熊 蕾.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J].人民音乐，1987（04）：11—12.
[6]卢 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57.
[7]同[4]。
[8]杨 照.想乐：聆听音符背后的美丽心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
[关键词]西方古典音乐； 智育化； 德育化； 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10-0016-03
音乐教育作为学生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管文化教育的中国前国家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音乐著作《李岚清音乐笔谈》中曾提出殷切期盼：“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而且能够启发创意，有助于提高表达自我感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世界文化不断加强的交流与合作的形势。希望大家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欧洲经典音乐予以重视，培养这方面的兴趣，进一步发展和丰富我国的音乐文化，完善自身文化修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1]李岚清明确指出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也特别肯定“欧洲经典音乐”具有的审美价值。所谓“欧洲经典音乐”一般即指“西方古典音乐”（western classical music 台湾地区音乐学者焦元溥在其著作《乐之本事》中认为，我们现在所称的classical music，最早其实被称为classic music，意即“经典音乐”。classical music一词最早出现于1836年，自从音乐史家从欧洲艺术史借来“古典主义”一词以描述这段强调结构平衡与表达清晰的音乐时期之后，“古典”与“经典”在用词上更为混淆，classical的内涵也从“经典”变成了“古典”。一般中文约定俗成的“古典音乐”，通常就是指“西方古典音乐”。），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以西方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为代表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的作品通常为交响乐队、键盘乐器、交响乐器组合、吉他或人声所创作，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和检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厚重的内涵。
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方式。西方古典音乐作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音乐形式，是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经日积月累与反复融合改进，沉淀出的一系列至臻完美的作品。从这一点上看，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毫无疑问也是审美的。但现实中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却出现诸多非艺术化、非审美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化倾向和德育化倾向。
一、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化倾向
受学校音乐教育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的限制，许多中国家长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种类庞杂，但钢琴学习者占了总数的近一半，其他学习则以大小提琴、吉他、古筝等乐器居多。应该说，西方乐器的学习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而西方乐器的学习、训练乃至考级曲目则大多源于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因此，社会音乐教育培训几乎变成了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培训。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曾经对参加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3442名钢琴学童做过调查，在周教授归纳出的15项学琴目的中，975%的家长在“学琴目的”的“开发智力”选项上勾选了“十分同意”与“比较同意”，仅有25%的家长选择“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没有人不同意。该文同时分析，绝大多数家长与音乐教育界人士，将西方器乐学习看作一种功能强大并且可以多方受益的学习活动，而“开发智力”这一功能则是最令人企求的。[2]实际上，调查结果也并非偶然，早在20世纪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戈登·肖博士（DrShaw）与威斯康星大学弗朗西斯·劳斯彻博士（DrRauscher）就通过实验研究认为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可以提高人的空间认知水平（虽然这一实验结果颇受争议并持续至今），“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ion）也随之诞生并广为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莫扎特效应”并不仅仅指代莫扎特的音乐，而是统称了和莫扎特音乐有着相似效应的西方古典音乐。著名音乐厂商索尼（Sony）曾抓住这一爆炸性结论引发的商机，出版了一张名为“Mozart Can Make You Smarter”（《莫扎特能让你变得更聪明》）的CD并持续热销。[3]前美国佐治亚州州长泽尔·米勒（Zell Miller）甚至通过个人捐赠，为该州每个拥有新生儿的家庭发放古典音乐录音带，以帮助婴幼儿提升智力发育水平。就此，“莫扎特效应”、西方古典音乐的欣赏与学习有助于“开发智力”等相关的实验研究结论成为家长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共识。
“莫扎特效应”的风靡让以莫扎特、巴赫、贝多芬作品为主的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逐渐被推广普及。但由于此类论调的广泛渲染，也导致有关西方音乐教育理論研究和实践也逐渐转移到古典音乐对学生智育的价值。音乐教育尤其是校外音乐教育，例如西方乐器的培训机构，经常以“学习乐器演奏会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聆听古典音乐会让孩子更聪明”的名头吸引家长，不少商家也借机发行带有“古典音乐让孩子学习更优秀”“莫扎特让宝宝更聪明”字样的音像制品来吸引消费者。曾有一册“专供”孩子欣赏的古典音乐CD导言开篇即写道：“爱因斯坦从小就喜欢古典音乐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美国国会议员及五百强企业的高级主管中有近九成的人在幼年受过古典音乐教育”“日本幼儿开发协会的母亲们证明给宝宝听莫扎特小夜曲能让他们的孩子更加活泼聪颖”。见音像制品：《越听越聪明·给宝宝的古典音乐》。类似这样的宣传往往导致家长、从事智育的工作者甚至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都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是进行学生智育的良好手段，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也因此变成了智育的一种附庸。
早期的古典音乐教育能影响儿童正在发育的大脑并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从而有助于逻辑与抽象思维、记忆力和创造力的开发，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正是这样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让越来越多的人过分重视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在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习成绩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些家长和教育者的心目中，学生只要学习和演奏了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其智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学习成绩也会提高。家长们很少关注孩子从巴赫的音乐、莫扎特的音乐中获得了怎样的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教育者很少去考虑怎样教授古典音乐，怎样让学生从古典音乐中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西方古典音乐的教学不是审美化、艺术化的教学，而是智育化的教学。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也因此变成了智育化的音乐教育，巴赫、莫扎特的音乐成了家长和教育者们发展孩子智力、获得目标成绩的工具。 值得深思的是，当年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了DrShaw和DrRauscher产生“莫扎特效应”的著名实验结论，尽管该报对这一研究结论也颇为振奋，但仍不忘在文末提醒读者：“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教授儿童音乐，提高大脑功能只是其中一个理由。如果这个理由成了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那会是令人遗憾的。”[4]对于《华盛顿邮报》的忠告，我们的家长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理应引起重视，学习古典音乐如果只为了提高大脑功能，而这个目的还成了最终的目的，那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二、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德育化倾向
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登纳（Howard Gardener）曾这样评价中国艺术教育：“同一般教育一样，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政治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目的，并追求某种美学目的。参加艺术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人的情操，激发积极的动机和善良的情感。衡量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的尺度，也是看其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在美国，艺术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目的都不明显。事实上，如果有人说艺术作品或艺术教育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对艺术会提高人的道德或精神境界，他们也不以为然。在美国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目的是由家长、祖辈和宗教团体来关心的。如果学校想承担这些职能，就会遭到忌恨。事实上，美国人习惯于把艺术视为自我表现、创造力、自发性和个人变异的源泉，而不是那种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目的。”[5]艺术教育具有辅德功能，这是德育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普遍认同的。但艺术教育如果仅仅是借助艺术这一形式来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而不首先考虑其在学生审美素养上的效用，这是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的，这也是加登纳感叹中国艺术教育过于道德化的原因。
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门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包含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因此，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作品蕴含了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对社会和人性的探讨。但有些作品，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等被学生所熟知，不是乐曲本身的“音乐性”（musicality） 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家贝内特·雷默（1932-2013）在其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中认为“音乐性”是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本质。，而是诸如“《命运交响曲》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人们通过斗争争取自由，希望摆脱苦难掌握自身命运的坚强意志和决心”“《革命练习曲》蕴含着肖邦的爱国热情和波兰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这样的所谓的“思想教育性”。而在一些为青少年儿童所撰写的名人传记中，贝多芬时常被刻画成一个苦大仇深的榜样形象，似乎“乐圣”之名不是因为其伟大的音乐作品，而是得益于他“身残志坚，勇于同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精神”。以笔者曾在教学一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青少年儿童压根没听过（或者根本无法分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田园交响乐》或《合唱交响乐》，但有关《英雄交响乐》《月光奏鸣曲》等作品背后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无从考证或根本就是人为杜撰）学生则是脱口而出。古典音乐不经意间也成为感化孩子，提高青少年儿童思想觉悟、道德品质的良好手段。
另外，西方古典音乐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大多没有歌词，只有旋律和和声）通常被认为是生涩难懂的音乐。因此，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叙述总少不了所谓的“乐曲解说”，似乎只有“乐曲解说”才能让学生去听懂音乐，即“晓之以理”之后才能“动之以情”。那么，一味地语言讲解和道德灌输真的让学生亲近古典音乐了吗？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语言已经穷尽的地方，音乐才开始它起作用的领域。那些无法用语言告诉人的东西，可以用音乐的旋律来诉说，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绪和内心感受的。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到，音乐是对年轻的心灵起作用的不可替代的手段。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学生接受不了，从而施以所谓“乐曲解说”和道德灌输，这样只会让学生越来越远离古典音乐。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古典音乐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节奏、旋律、力度、速度、音色、和声、曲式等表现手段产生审美感知，通过自己的联想、想象、幻想等心理活动，唤起内心特定的情感意象，以此来理解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获得德育的效果，是“动之以情”之后的“晓之以理”。换句话说，艺术教育的辅德功能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借助西方古典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和让学生在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审美体验中获得情感和德性的升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前者将古典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前，后者是基于古典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派生出其德育的功能，孰是孰非，笔者不再赘述。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德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德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6]
三、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应当回归审美教育
艺术是审美的，审美也是区别艺术教育与非艺术教育的主要标志。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门公认的西方优秀艺术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西方古典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贝内特·雷默（Bennett Reimer）说：“如果可以用一个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目的为当代音乐教育的特征，那就只能说这个领域正力图成为‘审美教育’。”而且“如果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教育，并同时成为审美教育，它的起点必须是清楚地理解音乐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7]音乐教育在本质上是审美教育，而不是智育或德育。因此，关于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应更多关注其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西方古典音乐教育应当回归审美教育。
如前文所述，尽管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人类漫长音乐史上沉淀下来的经典音乐有着诸多重要的、非艺术性或非音乐性的功能，但其作为艺术的或音乐的本质才是其最为基本或核心的功能。的确，欣赏或学习古典音乐有助于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发展或良好道德修养的养成，但需要明确的是，古典音乐教育对学生智力的开发和品德的教化是有条件的，即教育者必须让古典音乐教育成为艺术化的、审美化的独立存在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雷默所述的充满“音乐性”的教育，而不是智育化或德育化的教育。只有在发挥西方古典音乐审美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西方古典音乐教育的智育功能或德育功能。而且，只有发挥西方古典音乐的藝术特质和审美特质，它的认知作用以及德育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因此，过多地讨论古典音乐在学生认知或教化中的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的。
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杨照先生在其专门谈论西方古典音乐的著作中感叹道：“我常常遗憾，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多一点、好一点的音乐教育？九年教育的年限，时间上绰绰有余可以让每个孩子懂得如何听到复杂的音乐，并且教给他们和音乐产生、去接近音乐的基本办法。不只听见旋律，同时能听见和声、节拍、音色，乃至于方向变化，哪有这么难？让孩子养成习惯在音乐中发展想象，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情绪情感，对产生不同音乐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感到兴趣与亲切，哪有那么难？本来不难的事，但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责任，于是一代代的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一辈子享受美好声音的经验。”[8]杨先生所谓“复杂的音乐”就是西方古典音乐，什么是“好一点的音乐教育”？笔者以为恰恰是回归审美本质的古典音乐教育，即让我们的孩子“听见旋律、和声、节拍、方向变化”“养成习惯在音乐中发展想象，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情绪情感，对产生不同音乐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感到兴趣与亲切”的音乐教育。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是情感的教育，是让学生拥有“享受美好声音经验”的教育，归根结底——是审美教育。
[参 考 文 献]
[1]李岚清.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2]周海宏.器乐学习与儿童智力发展研究报告[J].中国音乐学，2002（02）：5—22.
[3]刘 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J].中国音乐学，2000（03）：88—100.
[4]郭声健.艺术教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44.
[5]霍华德·加德纳.熊 蕾.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J].人民音乐，1987（04）：11—12.
[6]卢 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57.
[7]同[4]。
[8]杨 照.想乐：聆听音符背后的美丽心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