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发表了《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说的是纠缠于陈寅恪身上的数重悲剧。时隔两月，收到《读书》第八期时，入目即见封面要目列有《最是文人有自由》一题。想来这是和“不自由”唱对台戏的文章，当即以先睹为快的心情，读了《有自由》一文。
　　读罢《最是文人有自由》，觉得此文并非直接辩论陈寅恪是否存在身心的不自由，文章着重阐明的是：文人本来是自由的，只是有些文人把自己的位置没摆对，所以才会感到不自由。“不自由”不过是自找烦恼而已。
　　《有自由》文认为文人议政是苦恼自我。其实，历代中国文人都有议政的传统，这传统在今天还有无价值，暂且不说。只是作为现时的一个文人，他有兴趣议一议政，总还是有这个民主权利吧。如果认为文人议政，最好是免开尊口，如果这样，那么，政治就只是政治家的事，其他人都不应对此说三道四。是这样吗？
　　当然，议政的文人“往往缺少政治的操作技术”，难免说外行话、不实际的话和错话(不是反动话)。对此，居于掌政地位的人就应度量大些，思想要放松。《有自由》一文结尾处要求文人自己要放松，说“所谓自由也就是在放松之中”。我觉得，首先是掌政的人应该放松，才能使别人随之放松。
　　《有自由》的后一部分，着重说了文人有自由的理由，主要谈了两点：其一是“就自由的精神空间而论，其述学的空间是无限的，文字游戏在智慧的驱动下可以无限展开，永无终结。”从道理上说，这看法不错，然而文人实际上的文字活动，并不可能无限展开，总是要受限制。姑不论过去年代里曾发生过的、在字里行间处处寻找“新动向”的事，即使在今日，客观因素不说，就从文人自身来看，他也要受自己的学力见识、治学方法、思想倾向、兴趣爱好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如果他的文字想要出版问世，那受到的限制就更多。该文还说：“前辈文人往往觉得‘无自由’，乃是因为他们有从政的冲动或有过多的激情”。照此来说，文人最好是无欲无求，心如止水，也就不会有不自由的感觉了。
　　《有自由》说文人有自由的第二个理由是：“文人的现世空间也是无限的……一个政客几乎无法选择做一个文人，而一个文人也许可以选择走几日仕途”。所谓现世空间无限，即指文人有广阔的选择余地。我看事情也不尽然。古代的文人与从政，常常是二位一体，他们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归居田园，也可二者得兼。现世的空间虽广，但分工日细，每人只有一个位置、一种专业。文人可选择的只是在学术领域中的选择，再就是下海经商等无需人事部门决定的事，则可悉听尊便。
　　该文还谈到“文人还会被尊敬么？”的问题，指出产生这种焦虑的人，是因“每日不可或缺的金钱的匮乏”。我觉得这的确抓住了要害。在向钱看之风刮遍中国大地之时，人们不再尊敬缺金的文人，也是势所必然，人之常情，没什么值得奇怪。但也应看到，金钱的多少与文人的自由却是相关的。就以出版学术著作来说，虽然宪法上写了公民有出版自由，而你若无钱买书号，则就失去这个自由。这种不自由并非文人自找，而是文人的外部因素。
　　《有自由》着重是从文人自身的弱点，来分析有些文人何以会感到不自由，而对文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所说甚少。文中对文人本身自不量力的分析，不乏精到之见，如文章结束处，提醒文人“应甘处于社会的边缘”，要明白“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社会并不是属于文人的……你的真正的实在只有在书桌之前才会出现。”这些话对某些不守本分、不甘寂寞的文人，确是有益的忠告。不过我又觉得，这与前文文人有无限空间的说法，似乎并不一致。
　　文人的心态是重要的，但却不应将一切拂意的事都推之于心态因素。如果认为，自由不自由，无非都是心所使然，这就走向了禅宗六祖的“心动论”。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文人无自由，难道是心造的幻觉？那时有些一心埋头学术、从不招惹是非的文人，同样会遭到无妄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