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迅速展开各方面交流，经贸合作更是成果斐然。8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第六次访华，回顾两国过去的成功合作，展望未来重点方向，他还专程前往辽宁、新疆考察合作前景。那么，李显龙总理此次访华效果如何？中国与新加坡的自贸区发展现状如何？两国还将在哪些领域展开合作？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记者走进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对大使罗家良先生进行专访，探讨中新经贸合作的未来。
　　李显龙总理访华意义重大
　　《经济》：此次访华，除了北京之外，李显龙总理还去访问了辽宁、新疆等地，选择这两个省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罗家良：李显龙总理多次访华大都会来北京，与中方领导人会面，这十分重要。但中国地广人多、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我们知道只了解北京并不全面，所以李显龙总理也常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看看。而且除了中央与中央层级的接触，新加坡向来跟中国许多地方省市都有密切合作与互动，更有不少的项目还需要直接跟地方政府洽谈。这次选择新疆、辽宁是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促进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也很想趁这个机会到新疆、辽宁看一下，看看新加坡能不能进一步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这些大政策。
　　当然，除了探讨经济合作领域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在人文交流、人员培训等其他领域跟新疆、辽宁来扩展与加深合作。目前在辽宁的新加坡企业越来越多，分布不同的领域。这些企业涉及公交车与出租车服务、学校与幼儿园、水资源管理、房地产项目、海港管理等。新加坡在新疆的投资目前还不算太多，但在其他领域我们已经有一些合作。李显龙总理这次就碰到了很多曾经被派到新加坡进行行政管理、城市管理等方面培训的新疆高级干部。很多新加坡大学生也到新疆做义工，协助那里的社区建立基本设施包括文化交流中心。
　　这次李显龙总理访华的时机也非常重要。今年第四季度两国将要举行副总理层级的第十届双边合作理事会。在这之前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共识并给两国官员指导未来双边合作发展的方向，有助于双方敲定双边合作理事会的讨论项目与议程。张志贤副总理是双边合作理事会新方的主席，中国张高丽常务副总理也将担任理事会中方的新主席。
　　中新合作项目日臻成熟
　　《经济》：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已经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的旗舰合作项目，比如1994年开始的苏州工业园和2007年启动的天津生态城，您怎样评价这些项目？另外能否再给我们介绍一些优秀的两国合作项目？
　　罗家良：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新加坡政府参与国家间合作项目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宗旨是一定要做一些有示范效应的合作项目，而不是一些民间企业就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第二，20多年来，我们在选择合作项目领域的时候，一直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宗旨，而不会重复做同样的东西。因为如果合作的经验与理念已经转移到中国了，中国本身就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
　　我们双边合作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是1994年开始的苏州工业园。苏州工业园明年就建园20周年了，而且它已经开始“走出去”，在江苏南通、安徽滁州和新疆等地也在发展类似的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现在已经扮演起当年新加坡扮演的角色，开始由合资公司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
　　2007年，当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两国选择了天津来发展生态城。一般来说，要发展一个全新的城市，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但今天天津生态城的起步区已经基本成形。除了保障房和商品房都陆陆续续建起来，生态城也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学校。今天的天津生态城也已有几千居民落户。
　　除了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之外， 其他的重大项目还包括“广州知识城”。有人说广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过去广东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但城市越来越拥挤，土地、劳工都越显昂贵的今天，旧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现在大家对传统制造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敏感，从传统制造业提升到知识产业的需求很大。我们双方现在在广州合作研发创意产业与生态科技等不需要太多劳工和土地的产业。在和广东省领导会面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应该让“广州知识城”成为一个在中国知识产业生产、应用及保护等各方面的典范。
　　《经济》：新加坡是东盟中唯一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FTA）的国家，您怎样看待这些年中新自由贸易的发展？
　　罗家良：对于中新FTA的效益，我们可以看看实际的经济数据。中新自贸协定自2009年生效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4成，投资量提高了3成。在中新自贸区稳步发展的同时， 双方在现代服务业、金融、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中国与新加坡的FTA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还需要在FTA的宣传方面多下功夫。两国谈出来的FTA成果，如果我们的企业不懂得怎么利用，这就太可惜了！据我了解，很多大企业比较了解FTA，也能够利用它来发展壮大企业经营与投资规模。但中小企业相比之下就了解得不全面。现在的生产链早已跨越了“工厂在哪里，投资就在哪里”的逻辑了，中小企业如果能够更好的利用FTA所给予的优惠条件，对于自身的发展以及促进两国经济交流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方面双方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商会等组织也可以多努力宣传。
　　《经济》：除了以上谈到的优秀合作项目，两国在将来的合作还有哪些重点领域？
　　罗家良：放眼未来，有三个领域是我们将来合作的重点发展方向。
　　第一是食品安全的合作。新中双方人民都重视食品安全。中新在吉林的食品安全区是一个战略性的合作项目。新加坡也关心食品供应的确保，就是Food Security。新加坡在管控食品生产、流程、供应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以与中国交流和分享。配合中方在耕种、养殖、饲料加工等多方面的生产优势，中新吉林食品安全区将来必定能取得一定的示范效应。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食品安全，Food Safety。食品的感染很多时候问题出在再加工环节，除了对来历不明的肉类加以管控之外，冷冻链也极易出现问题导致食品变质，另外物流过程时间太长，食品也可能出问题。因此，整个生产链都必须管控得好。中新吉林食品安全区也要吸引国际投资者来投资。未来，我们希望，在超市、市场上大家一看到吉林食品安全区的产品，就会放心地购买与使用。
　　第二是在金融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合作。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新加坡可以扮演一个配合中国需求的角色。我们希望最终人民币能够走出本币清算的圈子，进入国际交易中，实现国际化。今年，中国工商银行在新加坡的分行被指定为人民币清算行。接下来我们要跟中国人民银行一起创造更多人民币产品，推广人民币投资。
　　第三个领域是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我们两国在新时代面临很多相同的问题与挑战，比如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去年我们在新加坡举办了首届中新高层社会管理论坛，双方正在为下一届的论坛作准备。中方领导人经常提到，因为两国人民在文化语言方面相近，有很多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
　　城镇化：居者有其屋
　　《经济》：新加坡城市建设中，政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罗家良：在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政府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个方面是住房供给。在新加坡，八成公民居住在由政府负责建设与品质管控的政府组屋，这些组屋价格也能让普通人买得起。最近李显龙总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保障措施，给低收入族群更多补贴。第二个方面是社区设施。在居民密集的地方设立医院、学校、社区商务中心、地铁公车站，使公共设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在前期规划当中很重要。第三，要创造和谐社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群国家，一栋组屋里我们有一定的种群比例分配规则，避免种族隔离。在一个社区里面也不只有高档房屋，还有大众化的房屋，使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互相交流，共享公共设施。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非常快，30年来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中国人也很爱学习，而且也学得很快。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中国才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经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