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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传统的办学模式，走上了一条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互动的道路。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科学主义、平等主义等世俗化、官僚化的办学理念严重地冲击了以追求本真教育、自由教育、精英教育为使命的经典大学理想，致使学界强烈呼吁回归大学之道。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几年间发展非常迅速，大学的数量和在校生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一跃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一般本科院校从一开始就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学校的功能定位、专业结构、课程设置乃至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大学不同。国内学者在呼应国际上回归大学之道的潮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一般本科院校的发展提出质疑。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求一般本科院校立足地方，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又在资源配置上，将一般本科院校置于最末，但在衡量标准上则使用传统大学的尺度。一些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时人为地设置了一些对一般本科院校有明显歧视的障碍。面临以上种种压力，一般本科院校不甘人后，纷纷以传统大学为建构模板，亦步亦趋地往其目标努力，千方百计地去追求所谓标志性的学位点、流动站、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课题等。
于是，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逐渐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就大学的范式、进化轨迹、生存逻辑、存在价值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学是否有范式
大学滥觞于800多年前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不同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模式。被学界奉为圭皐的有约翰·亨利·纽曼的都柏林大学模式和威廉·冯·洪堡的柏林大学模式。纽曼把大学作为“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强调传授知识和“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学者精神，注重大学的非功利性和大学教育的普适性。洪堡则认为“研究和为人类创造知识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强调以研究为中心。基于纽曼和洪堡的大学理念，人们把大学的属性概括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并依此来规范现代大学，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美国教育家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等也成为了学界所尊崇的经典。在中国，蔡元培的“重学轻术”的主张和梅贻琦的“大师说”，也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不可否认，大学作为现代社会最古老的机构之一，共性特征是其基业长青的根基和发展壮大的价值取向。然而，无论哪种大学模式或者哪位大师的主张，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只是大学历史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现代大学的经验参考，但不应该成为现代大学的范式。有学者就曾毫不客气地对纽曼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说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那么不符合这一理念的不仅仅是现代的大学。纽曼曾在牛津大学求学，主要学习了古典课程和逻辑学，另外学了点数学。但是，他从未对总是被他奉为典范的培养模式表示不满”。实际上，正像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说：“大学像其他组织一样，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是最没有范式的，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学标准，大学与大学之间千差万别，而且连统一的学位标准都没有，各校自己发学位证书。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大学范式标准的国家，却成为全世界公认为大学办得最好的国家。
二、大学的进化轨迹
大学在过去800多年的进化过程中没有刻板地遵循统一的范式，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在进化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自己始终屹立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历史事实证明，与时俱进才是大学基业长青的秘诀所在。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具有行会性质的组织，最早进行的是“七艺”教育，后来从单科教育发展成为文、医、法、神综合性教育。
早期大学的唯一功能就是传授知识，为社会提供法学家、公务人员、教师、医生等。由于大学不组织科研活动，许多科学家在大学校园以外谋求发展的机会，为科学作贡献。尤其是在17世纪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当时的大学没有太大的关系。直到柏林大学设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习明纳”（seminar），形成学术自由和注重研究的风气，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到大学工作，才使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
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提出，一所州立大学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应该考虑州的实际需要。后来，范海斯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领域开展技术推广教育与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的重大使命。从此，为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一项重要职能。
纵观大学的进化历史，其使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从自由教育到专业教育，从精神教育到实用教育，从以传播知识为唯一目的，到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双箭齐发，再到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和为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大学的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突破传统的结果。无论单项职能或综合职能都不是大学的本质范式，过分强调大学的单项职能或者用综合职能来对大学求全责备都缺乏历史依据和事实基础。
三、大学的生存逻辑
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大学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所大学的创立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正如英国学者阿什比所说：“大学像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因此，大学不是遗世独立的空中楼阁，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俱乐部，而是根植于社会土壤、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机构。
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既要考虑自为自在的内在逻辑，更要考虑与之互生互动的他为的外在逻辑。犹如生物的基因对机体的作用，大学的内在逻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参照他人的经验决定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使大学成为大学而不是其他的机构。如前所述，尽管大学已经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但是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生存范式，每一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基因特性和表型，因此，预先为所有大学设定一种模型或者用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范式来要求所有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是缺乏逻辑依据的。 大学的外在逻辑可以理解为环境对大学的影响，包括大学所处的时代特征、大学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状况、大学生存的社会需求等。只有适应时代、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大学才有存在的价值，才能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壮大自己，脱离环境而生存的机体是虚弱而缺乏持久生命力的。
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统一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辩证法。大学的内在逻辑是决定大学“是”的因素（如前所述，此“是”仍似是而非），外在逻辑则是决定大学“在”的关键。“存在先于本质”，脱离事物的存在条件而一味追求事先设定的样式范本，不论其立意有多么高雅，逻辑多么严密，学理如何充分，得到的只是事与愿违的桃花源式结局。
四、大学的存在价值
2007年7月1日，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发表就职演讲时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其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者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这种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此言一出，国内很多人如获至宝，奉若圣经，纷纷撰文批评国内大学“缺乏大学精神，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失去大学的尊严，突破了大学的底线”，一句话，中国的大学已经不像大学。且不论福斯特作为新任大学校长，其就职演说中关于大学的责任是否一语中的抑或仅仅是一家之言，也不论对国内大学的批评是否中肯，仅就大学的价值而言，站在不同的言说立场就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布鲁贝克把大学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分为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两种言说立场，认识论立场认为大学以闲逸的心情来传递和创造高深知识，不涉及价值问题；而政治论者则认为大学不可能遗世独立，强调国家干预和大学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种言说立场争论的实质，是把大学当作“象牙塔”还是“社会机构”。如果说在纽曼和洪堡时代，大学可以像认识论者所期待的“彼是”，那么，处在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大学，无论其身份是多么的“高雅”，都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而存在，一切大学都是政治论者所言说的“此在”。即使是纯粹的私立大学，也要把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放在学校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体系中去，更遑论那些依靠政府支持的公立大学。脱离现实而怀念过去和侈谈未来，实际上都陷入了绝对化的思维困境，不过是书生气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把大学的存在价值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无论是认识论立场还是政治论立场，都不能完全揭示大学的真正价值。一种社会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大学也是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答案就在常识范畴里。
以上非常简要地论述了大学的“范式”、进化历史、生存逻辑和存在价值，并非要班门弄斧，说三道四，而是想提出一个主张：大学无范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大学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为国家服务、为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是国家赋予大学的历史责任，服从国家需要是大学的第一选择。在重大历史使命面前，要警惕大学的“范式”陷阱！
编辑 李广平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几年间发展非常迅速，大学的数量和在校生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一跃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一般本科院校从一开始就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学校的功能定位、专业结构、课程设置乃至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大学不同。国内学者在呼应国际上回归大学之道的潮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一般本科院校的发展提出质疑。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求一般本科院校立足地方，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又在资源配置上，将一般本科院校置于最末，但在衡量标准上则使用传统大学的尺度。一些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时人为地设置了一些对一般本科院校有明显歧视的障碍。面临以上种种压力，一般本科院校不甘人后，纷纷以传统大学为建构模板，亦步亦趋地往其目标努力，千方百计地去追求所谓标志性的学位点、流动站、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课题等。
于是，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逐渐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就大学的范式、进化轨迹、生存逻辑、存在价值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大学是否有范式
大学滥觞于800多年前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不同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模式。被学界奉为圭皐的有约翰·亨利·纽曼的都柏林大学模式和威廉·冯·洪堡的柏林大学模式。纽曼把大学作为“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强调传授知识和“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学者精神，注重大学的非功利性和大学教育的普适性。洪堡则认为“研究和为人类创造知识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强调以研究为中心。基于纽曼和洪堡的大学理念，人们把大学的属性概括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并依此来规范现代大学，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美国教育家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等也成为了学界所尊崇的经典。在中国，蔡元培的“重学轻术”的主张和梅贻琦的“大师说”，也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不可否认，大学作为现代社会最古老的机构之一，共性特征是其基业长青的根基和发展壮大的价值取向。然而，无论哪种大学模式或者哪位大师的主张，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只是大学历史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现代大学的经验参考，但不应该成为现代大学的范式。有学者就曾毫不客气地对纽曼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说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那么不符合这一理念的不仅仅是现代的大学。纽曼曾在牛津大学求学，主要学习了古典课程和逻辑学，另外学了点数学。但是，他从未对总是被他奉为典范的培养模式表示不满”。实际上，正像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说：“大学像其他组织一样，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众所周知，美国的大学是最没有范式的，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学标准，大学与大学之间千差万别，而且连统一的学位标准都没有，各校自己发学位证书。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大学范式标准的国家，却成为全世界公认为大学办得最好的国家。
二、大学的进化轨迹
大学在过去800多年的进化过程中没有刻板地遵循统一的范式，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在进化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自己始终屹立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历史事实证明，与时俱进才是大学基业长青的秘诀所在。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具有行会性质的组织，最早进行的是“七艺”教育，后来从单科教育发展成为文、医、法、神综合性教育。
早期大学的唯一功能就是传授知识，为社会提供法学家、公务人员、教师、医生等。由于大学不组织科研活动，许多科学家在大学校园以外谋求发展的机会，为科学作贡献。尤其是在17世纪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当时的大学没有太大的关系。直到柏林大学设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习明纳”（seminar），形成学术自由和注重研究的风气，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和研究者到大学工作，才使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
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提出，一所州立大学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应该考虑州的实际需要。后来，范海斯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领域开展技术推广教育与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的重大使命。从此，为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一项重要职能。
纵观大学的进化历史，其使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从自由教育到专业教育，从精神教育到实用教育，从以传播知识为唯一目的，到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双箭齐发，再到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和为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大学的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突破传统的结果。无论单项职能或综合职能都不是大学的本质范式，过分强调大学的单项职能或者用综合职能来对大学求全责备都缺乏历史依据和事实基础。
三、大学的生存逻辑
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大学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所大学的创立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正如英国学者阿什比所说：“大学像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因此，大学不是遗世独立的空中楼阁，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俱乐部，而是根植于社会土壤、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机构。
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既要考虑自为自在的内在逻辑，更要考虑与之互生互动的他为的外在逻辑。犹如生物的基因对机体的作用，大学的内在逻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参照他人的经验决定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使大学成为大学而不是其他的机构。如前所述，尽管大学已经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但是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生存范式，每一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基因特性和表型，因此，预先为所有大学设定一种模型或者用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范式来要求所有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是缺乏逻辑依据的。 大学的外在逻辑可以理解为环境对大学的影响，包括大学所处的时代特征、大学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状况、大学生存的社会需求等。只有适应时代、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大学才有存在的价值，才能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壮大自己，脱离环境而生存的机体是虚弱而缺乏持久生命力的。
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统一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辩证法。大学的内在逻辑是决定大学“是”的因素（如前所述，此“是”仍似是而非），外在逻辑则是决定大学“在”的关键。“存在先于本质”，脱离事物的存在条件而一味追求事先设定的样式范本，不论其立意有多么高雅，逻辑多么严密，学理如何充分，得到的只是事与愿违的桃花源式结局。
四、大学的存在价值
2007年7月1日，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发表就职演讲时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其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者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这种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此言一出，国内很多人如获至宝，奉若圣经，纷纷撰文批评国内大学“缺乏大学精神，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失去大学的尊严，突破了大学的底线”，一句话，中国的大学已经不像大学。且不论福斯特作为新任大学校长，其就职演说中关于大学的责任是否一语中的抑或仅仅是一家之言，也不论对国内大学的批评是否中肯，仅就大学的价值而言，站在不同的言说立场就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布鲁贝克把大学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分为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两种言说立场，认识论立场认为大学以闲逸的心情来传递和创造高深知识，不涉及价值问题；而政治论者则认为大学不可能遗世独立，强调国家干预和大学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种言说立场争论的实质，是把大学当作“象牙塔”还是“社会机构”。如果说在纽曼和洪堡时代，大学可以像认识论者所期待的“彼是”，那么，处在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大学，无论其身份是多么的“高雅”，都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而存在，一切大学都是政治论者所言说的“此在”。即使是纯粹的私立大学，也要把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放在学校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体系中去，更遑论那些依靠政府支持的公立大学。脱离现实而怀念过去和侈谈未来，实际上都陷入了绝对化的思维困境，不过是书生气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把大学的存在价值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无论是认识论立场还是政治论立场，都不能完全揭示大学的真正价值。一种社会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大学也是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答案就在常识范畴里。
以上非常简要地论述了大学的“范式”、进化历史、生存逻辑和存在价值，并非要班门弄斧，说三道四，而是想提出一个主张：大学无范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大学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为国家服务、为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是国家赋予大学的历史责任，服从国家需要是大学的第一选择。在重大历史使命面前，要警惕大学的“范式”陷阱！
编辑 李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