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2009年度最有分量的一个奖项——和平奖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到，以表彰他“在加强国际外交及各国人民之间合作上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消息传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垒球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奥巴马上任不久和对世界的实际贡献上，质疑评审委员会将奖项颁发给他是“爆冷”，“为时过早”，“令人吃惊”，甚至有人猛烈抨击评审委员会亵渎诺贝尔奖的圣洁，批评评奖的政治化倾向，还有不少美国人怀疑这是欧洲给奥巴马设的一个“圈套”和“陷阱”，意在为美国外交的铁拳加上一副束缚手脚的“丝绒手套?，奉劝奥巴马拒绝领奖。
　　一个原本平常的评奖居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如此热烈的反响，而且意见分化得如此泾渭分明，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时髦谈资，各国媒体记者在报道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带着几分揶揄的口吻。然而，透过媒体鼓噪的喧嚣和舆论热议的点评，我们或许还应该思考一下“新闻背后的故事”。
　　
　　“理想主义”遭遇“现实主义”
　　
　　从种种非议来看，多数意见集中在奥巴马履任总统之职不足九个月，尚未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事业有显著的实际性贡献，即便他提出了一些充满浮士德精神般的伟大思想和计划，也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能为人类和平产生实际的贡献，如此匆忙地就把和平奖颁给他，显然是太草率了。
　　如果仔细琢磨此种思想的基础，就会感到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思维。作为一种世界观，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对于和平的认识往往更看重实际的行动。如果按照此种立场和逻辑评判，奥巴马真的很难说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什么贡献。
　　至于美国国内出现的欧洲“阴谋论”说法，则是一些带有极强保守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这些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是二分的，要么是“我们”(we)，要么是“他者”(the rest)，两者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利他的动机，来自“他者”的任何行为都只有一个动机——“不怀好意”。和平奖自然地被看作是“糖衣炮弹”，看作是迷惑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然而，很少有人从诺贝尔奖的宗旨出发去考虑问题，事实上，诺贝尔和平奖从最初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产物，其评判的标准从根本上取决于特定的价值观和理想原则。诺贝尔和平奖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于1901年设立的，以奖励“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而且诺贝尔和平奖不应该与其他四个奖项一起在瑞典颁发，而是应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众所周知，瑞典的近代史比较平静，最近的一次战争是1814年与挪威的冲突，战后两国组成由瑞典主导的联盟。诺贝尔遗嘱中要求在奥斯陆颁发和平奖的用意，无非也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希望能够以此化解两国的历史积怨，实现所谓“人类的和平与情谊”。
　　多少年来，尽管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的结果众说纷纭，争议不断，但其坚持从特定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原则出发评奖的偏好却贯彻始终。从1901年授予红十字会创办人琼·亨利·杜南到1925年《洛迦诺公约》倡导者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再到1997年国际禁雷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乔迪-威廉姆斯(美国)，诺贝尔和平奖一直秉承理想主义的路线，更注重获奖人的价值观和理念，不太看重实际的效果，2009年的评奖也不例外。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奥巴马颁奖词可以很容易感受到隐含的浓重理想主义倾向，诸如“无核世界理念”、“多边外交重获中心地位”、“应对世界面临的气候变化”、“民主和人权得到加强”等，都是折射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
　　
　　美欧关系得了“精神分裂症”
　　
　　从全球舆论的分布来看，尽管围绕奥巴马获奖的争论在垒球范围内展开，甚至出现了瑞典反对党领导人要求评审委员会主席辞职的强烈反应。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肯定的声音主要集电在欧洲，而反对的声音则更多集中于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中跨大西洋两岸的对立尤为突出，奥巴马的获奖折射出美欧关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20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在哲学领域中对于现象学的研究到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等人对后现代主义的推崇，欧洲人在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上产生了新的认识，更注重反思人本身的意义，关注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而言的。传统政治哲学理论认为，人们最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其他的价值需求都是由此派生的。因而，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要求，而社会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也应是基于这方面需求的被忽视。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认为，物质财富并不是测量人们幸福水平的惟一尺度和主要尺度，他们更看重物质之外的领域，比如新价值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质量以及生命的质量和意义等。在国际社会中，反对战争、反对武力、推动绿色和平运动、崇尚对话和协商的声音日益高涨，尤其在北欧国家，此种变革尤为突出。与此相适应，欧洲一体化运动方兴未艾，汇集成欧盟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相较于欧洲，美国的后物质主义思潮显得有些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尤共是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历届政府领导人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美国社会领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仍然顽固地推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策，两者产生价值观上的隔阂，这是美国民众对布什总统和国会满意度一再走低的根本原因，更是近年来美欧关系貌合神离的一个深层根源。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对布什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路线进行了修正，在客观上吻合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口味，让欧洲看到了一个朝着欧洲路线走来的美国。
　　奥巴马的获奖表明：欧洲人对奥巴马变革美国的希冀是多么强烈!从更深层的心理分析来看，奥巴马也许是欧洲人重拾大国荣誉和世界尊严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们决不甘心于尾随一个无所顾忌的“暴发户”四处征讨，而是希望美国能够在欧洲精神的指引下阔步前进。诺贝尔和平奖也许就是欧洲人此种心理的一个折射。
　　
　　奥巴马何去何从?
　　
　　面对欧洲人跨越大西洋送来的秋波，奥巴马的表现有些羞羞答答，他的获奖感言既表现出出乎意外的喜悦，又表现出足够的谦虚低调。然而，作为一个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奥巴马不会对舆论的反应毫无顾忌，在短暂的喜悦之后，他很快感受到诺贝尔和平奖对他而言很可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特别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在面临着“变革美国”可能被美国民众解读为“出卖美国”的时候，他必须在颁奖之前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无论如何，面对来自欧洲人的鼓励，奥巴马当然知道却之不恭，何况这一获奖对于任何人来说几乎是一项终身荣誉。奥巴马需要推敲的也许是如何应对不确定的国内舆论，希望以颁奖典礼前后的诸多表现说服民众，理解他去奥斯陆领奖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最有可能的立场是奥巴马会把这项荣誉加冕在美国选民的头上，自己不过是他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应该是美国选民。奥巴马一定会想办法把奥斯陆的颁奖礼改造为一场为自己拉选票的造势大会，一方面喂选民吃药，另一方面也告诉欧洲人，未来的美国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一切取决于美国选民的意见，他将继续恪守“为美国鞠躬尽痒”的信条，决不会为别人所左右。
　　还有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策略选择。在颁奖典礼之前，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将召开，奥巴马可能在这场大会上发起一场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进攻性的大胆政策，不排除采取牺牲其他国家的做法，牢牢把握舆论关注的焦点，以此把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而冲淡来自于诺贝尔和平奖争论的压力，这也许会成为奥巴马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