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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是“小三”吗？
端木与二萧（萧军、萧红）原是朋友，萧红与萧军分手之后，选择和端木生活在一起，这让很多人将端木视为插足两人感情的第三者。
萧红与端木的爱情始于何时？我们听听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的。
1938年5月，在湖北省武汉举行的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婚礼上，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的回答恳切却也不乏苦涩，她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萧军）永远分开时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目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按照萧红的这个说法，她是在决定与萧军分手之后才发现了端木，这大约是直接否定了端木是“第三者插足”说，为两人的感情公开正名。
其实，萧红与聂绀弩在西安的几次深谈，有关萧军的话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而另一个重点，则是端木。说起来，萧红公开谈论有关自己与端木之间的事，聂绀弩是第一人，足见其在萧红心目中的地位。
聂绀弩自以为知道萧红讨厌端木蕻良。因为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只怕是聂绀弩这时不仅忘记了中国修辞，还忽略了女人会有口是心非的情感表达习惯。
萧红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在我看来，或许并不像是对其人品的认真界定，更像是一个女人陷入爱情时对所爱之人的宠溺之语。所谓“打是亲骂是爱”，向来是国人擅长的情感表达方式，表面上看是否定对方，实则心里喜滋滋地不把对方当外人，类似于“冤家”、“死鬼”那样的亲昵称呼。
被淡忘的那场婚礼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肯定与赞美，就是肯娶她。端木准备给萧红一个正式的婚礼。时间定在1938年的5月下旬。
按照一般标准，萧红并不是最佳的结婚对象。她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现在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这样的女子，在婚恋市场上并无任何优势，不被男方家人接受是太正常的事。
端木老家虽然远在辽宁省昌图，但在武汉并非没有亲友，此时其三哥曹京襄就正在武汉。曹京襄当时在浙江省上虞为官，其女友刘国英及其家人都在武汉。这年5月初，他从上虞来武汉与刘国英举行订婚仪式。此时，曹京襄得知小弟忽然要和萧红结婚，十分诧异，他不明白才华横溢、前途似锦的弟弟为什么偏偏要娶这样一个一脸病容，还怀着身孕的女子。
端木蕻良本姓曹，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端木出身满族贵族之家，家境殷实，在当地声名显赫，其祖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其母出身卑微，因容貌秀美而被掠到曹家为妾，生下4个儿子。端木是最小的儿子，与母亲感情深厚，也最受疼爱。
曹京襄兄弟情深，端木的婚事，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说服端木，曹京襄打出亲情牌，以母亲亦不会同意为由来力劝弟弟慎重。但端木心意已决。
与萧红结婚，端木是经过了一番斟酌和心理挣扎的。开始两人只是谈得来，可他却并没有与萧红谈婚论嫁的打算。萧军从延安返回西安后，萧红断然提出分手，情急之下，萧军欲找端木决斗，被萧红喝止。由此，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随之公开，让端木再无后退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站在萧红这方。”晚年的端木这样回忆道。
其实，端木的内心并非没有迟疑过，他坦承：“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结过婚，萧红年龄还比我大，身体还那样坏，我当然也有考虑。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萧红结婚，要不然会把她置于何地？”
端木认为萧红一再被男人欺侮和轻视，与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有关，他要给萧红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端木要求三哥替他隐瞒，不要告诉母亲萧红的真实情况。曹京襄见端木主意已定，也只好由他，并给端木留下一笔结婚的费用，自己回浙江上虞了。
三哥不在武汉了，端木想请三嫂的父亲刘秀瑚作为男方家长，担任证婚人。老人一听萧红的情况，当即摇手拒绝，经劝说才勉强答应。
其实两人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端木亲友一方，二萧原来的朋友们对这婚事也都侧目以对。萧红与端木结婚，当时承受了怎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无论如何，这一场非议中的婚礼还是在1938年5月下旬在汉口大同酒家如期举行了。婚礼当天赶来祝贺的，主要是端木在武汉的亲友和艾青、胡风等文化界的朋友，共有10多个人，坐了一个大圆桌。刘秀瑚老人做证婚人，胡风担任司仪。
从事后众人的反应来看，萧红与端木的这场婚礼，完全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不仅作家蒋锡金、张梅林等人日后一直对他们已经结婚的事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其他朋友也多是视若无睹，讳莫如深。骆宾基在萧红去世之后撰写她的首个传记《萧红小传》时，甚至罔顾萧红与端木是合法夫妻的事实，直接将端木说成是萧红的“同居者”，而将曾是同居者的萧军视同其丈夫。
保守多年的伤痛与秘密
从1940年1月17日乘飞机抵港，到1942年1月22日在战火中凄凉谢世，萧红在香港生活了两年。在这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萧红完成了一个作家最美丽的绽放，同时，也经历现代作家中最动荡和不幸的悲惨枯萎。
而在香港时期，萧红恰恰是与端木生活在一起。
萧红一生留下众多谜团，她与端木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有关她与端木的爱恨情仇，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内地几乎所有关于萧红的回忆文章里，端木都是一个非常猥琐的形象，自私、怯懦、麻木不仁，不仅在精神上虐待她，还在战火中遗弃她。因为萧红最终惨死香港，人们迁怒端木，继而对于他们存续了4年的婚姻生活，也大多视若无睹，对端木的为人更是众口一词地嗤之以鼻，偶尔有一两篇正面记述两人夫妻情深的文字，也被淹没在对其口诛笔伐的众声哓哓之中。
让端木背负骂名的主要原因，是萧红在香港沦陷时病逝。而在战火中，据说端木置病中的萧红于不顾，欲独自突围回内地，这是骆宾基给出的说法。骆宾基是萧红临终时在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为萧红立传的人，他在《萧红小传》中对端木的描述，更是让端木成为众矢之的。 面对众人的谩骂与非议，端木本人竟然淡然处之，从未正面公开替自己辩解，只是在回答对他与萧红之间关系的质疑时，用与美国学者葛浩文相同的逻辑来反证两人的“琴瑟和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因为不曾正面释疑，人们对端木的解释不以为然。
端木与萧红在香港时期的生活，因为脱离了内地人的视野，很长一段时间都显得比较神秘，人们大多是从其给友人的信里流露出“寂寞”情绪的只言片语里得出其生活不幸的印象。
一段维持了4年的婚姻，果真就像人们说的那么不堪吗？
1980年6月25日，端木在北京接受葛浩文访问，说起这段经历时，他先是哽咽，后竟放声痛哭，不免让人诧异。可对于那几个人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或许，那是他最不愿说出的隐痛。
1996年10月5日，端木与世长辞，这些疑问似乎要随着他的辞世而成为永久的秘密。对于萧红爱好者而言，这些疑窦得不到当事人的回应实在难以释怀。2009年11月，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访问端木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再次追问原因。
这一次有意外收获。钟耀群坦承当年在思豪酒店安顿后，端木确实离开过萧红一周左右。说到离开原因：“钟耀群哭了起来，她说端木多年来一直不愿意说，因为端木回酒店时发现了骆宾基与萧红的私情，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在愤怒中跑了出去。但后来端木想到萧红在病中，他不忍心丢下萧红，又回到了萧红身边。端木对萧红非常敬重，他不愿意再提及此事而伤害萧红。”
答案终于揭晓，令人大跌眼镜。此时距离端木去世已过去了13年，这个伤痛与秘密，端木自己保守了54年，直到去世。
谁是安葬萧红的那个人
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一度显得有些神秘。内地读者对萧红在港生活的了解，一度只依赖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而其中对端木的评价又多为负面，让端木蒙羞。端木本人对外间的议论基本坚持“沉默是金”的态度，倒是其身边的亲友后来尽力为端木辩诬。或许，端木与萧红的感情，既不像骆宾基描述得那么不堪，也并非曹革成与钟耀群等端木亲友笔下那般和美，在香港与端木和萧红接触较多的周鲸文曾经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虚假，但觉得他们之间也有隔阂。恐怕这才是比较公允的看法。
婚姻是两人间的事，有隔阂不能全怪其中一个人，无论是萧红还是端木，本身都有值得省思之处吧。
但无论如何，端木是最终安葬了萧红的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天亲殓萧红的是香港的马超楝先生，后来，他曾经写过一篇《殓萧红》的文章，发表在1949年的《周末报》上，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萧红入殓那些让人心痛的细节。
1942年，马超楝任日本占领的香港政府卫生督察，负责处理港岛地区的尸体收集和埋殓事务。那天，马超楝按常规带领工人和车辆到圣士提反女校，遇见一人，自称端木蕻良，是死者萧红的丈夫，要求马先生协助安葬亡妻。马超楝也是个文人，而且是萧红与端木作品的爱好者，香港沦陷以后，迫于生计才谋了这份差事。他很同情这个年轻的女作家，破格予以优待，用医院的毛毡来遮盖萧红的遗体，并将尸体放置在尸车的特别车厢里，与其他尸体分隔运走。然后，又指点端木如何向当局有关部门交涉火化的手续。端木通过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小椋，到日军占领当局办出了死亡证、火葬证和骨灰认领证。
香港当时有两个火化场，一个是给市民用的混体火化，另一个是日本人专用的，单炉火化。1月24日，由马超楝安排萧红遗体在日本人专用的火葬场单体火化，端木给印度籍的司炉工递上小费，令其精心烧殓。当时骨灰盒也供不应求，端木只好敲开一家古董店，在老板诧异的眼神中，买了一大一小两个素色的古董瓶，把骨灰分放在两个罐子里。后来分葬于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和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东北方向的山坡上。
端木并非生活能力很强的人，生活一向马虎潦草，粗疏随意，为萧红能做到这样细致周密，可见也是用了心的。
骆宾基似乎并不知萧红的骨灰被一分为二。根据丁言昭在《萧红传》里记载，骆宾基说浅水湾葬的是衣冠。直到1957年7月，香港方面在浅水湾挖出了萧红的骨灰，这一说法即被否定。如果当初骆宾基参与过浅水湾的骨灰埋葬，应该不会有这“衣冠冢”之说。或许，掩埋萧红的人，本来就没有他？
端木自己的原话是这样的：“当时，大地硝烟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仍血腥扑鼻。预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头挖地。”未言及有骆宾基。
萧红葬于浅水湾的骨灰，1957年8月3日迁到了广州的银河公墓，而圣士提反女校山坡上的墓，至今未被发现。
萧红生前与广州并无瓜葛，最终竟长眠于五羊城，也是一种奇异的命运。
多年来，萧红的家乡一直致力于将萧红墓迁回呼兰，与广州交涉无果，1992年，在萧红逝世50周年之前，时任呼兰县文化局局长的欧阳新国和萧红故居纪念馆馆长孙延林一起到北京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见。当年撤离香港时，装有萧红手稿的箱子遗失，但萧红的遗发端木一直带在身边自秘。在萧红家乡人面前，端木将自己珍藏了50年的萧红遗发贡献出来。当年11月，萧红青丝冢在呼兰西岗公园落成，萧红的家乡，终于建成了“萧红墓”，而墓碑上的“萧红之墓”4个字，仍为端木所题。
端木对萧红的深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萧红死后，端木做到了18年不娶，每年清明节都写悼亡诗祭奠萧红，去不了香港和广州，就把悼诗寄给朋友，委托他们到萧红的墓前祭扫，戴望舒和秦牧就曾先后接受过这样的委托。
1987年11月4日，端木带着钟耀群，一起到广州的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献上亲自填写的《风人松，萧红扫墓》，表达对萧红的深情：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
（摘自金城出版社《萧红的情人们》 作者：周彦敏）
端木与二萧（萧军、萧红）原是朋友，萧红与萧军分手之后，选择和端木生活在一起，这让很多人将端木视为插足两人感情的第三者。
萧红与端木的爱情始于何时？我们听听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的。
1938年5月，在湖北省武汉举行的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婚礼上，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的回答恳切却也不乏苦涩，她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萧军）永远分开时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目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按照萧红的这个说法，她是在决定与萧军分手之后才发现了端木，这大约是直接否定了端木是“第三者插足”说，为两人的感情公开正名。
其实，萧红与聂绀弩在西安的几次深谈，有关萧军的话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而另一个重点，则是端木。说起来，萧红公开谈论有关自己与端木之间的事，聂绀弩是第一人，足见其在萧红心目中的地位。
聂绀弩自以为知道萧红讨厌端木蕻良。因为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只怕是聂绀弩这时不仅忘记了中国修辞，还忽略了女人会有口是心非的情感表达习惯。
萧红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在我看来，或许并不像是对其人品的认真界定，更像是一个女人陷入爱情时对所爱之人的宠溺之语。所谓“打是亲骂是爱”，向来是国人擅长的情感表达方式，表面上看是否定对方，实则心里喜滋滋地不把对方当外人，类似于“冤家”、“死鬼”那样的亲昵称呼。
被淡忘的那场婚礼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肯定与赞美，就是肯娶她。端木准备给萧红一个正式的婚礼。时间定在1938年的5月下旬。
按照一般标准，萧红并不是最佳的结婚对象。她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现在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这样的女子，在婚恋市场上并无任何优势，不被男方家人接受是太正常的事。
端木老家虽然远在辽宁省昌图，但在武汉并非没有亲友，此时其三哥曹京襄就正在武汉。曹京襄当时在浙江省上虞为官，其女友刘国英及其家人都在武汉。这年5月初，他从上虞来武汉与刘国英举行订婚仪式。此时，曹京襄得知小弟忽然要和萧红结婚，十分诧异，他不明白才华横溢、前途似锦的弟弟为什么偏偏要娶这样一个一脸病容，还怀着身孕的女子。
端木蕻良本姓曹，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端木出身满族贵族之家，家境殷实，在当地声名显赫，其祖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其母出身卑微，因容貌秀美而被掠到曹家为妾，生下4个儿子。端木是最小的儿子，与母亲感情深厚，也最受疼爱。
曹京襄兄弟情深，端木的婚事，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说服端木，曹京襄打出亲情牌，以母亲亦不会同意为由来力劝弟弟慎重。但端木心意已决。
与萧红结婚，端木是经过了一番斟酌和心理挣扎的。开始两人只是谈得来，可他却并没有与萧红谈婚论嫁的打算。萧军从延安返回西安后，萧红断然提出分手，情急之下，萧军欲找端木决斗，被萧红喝止。由此，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随之公开，让端木再无后退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站在萧红这方。”晚年的端木这样回忆道。
其实，端木的内心并非没有迟疑过，他坦承：“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结过婚，萧红年龄还比我大，身体还那样坏，我当然也有考虑。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萧红结婚，要不然会把她置于何地？”
端木认为萧红一再被男人欺侮和轻视，与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有关，他要给萧红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端木要求三哥替他隐瞒，不要告诉母亲萧红的真实情况。曹京襄见端木主意已定，也只好由他，并给端木留下一笔结婚的费用，自己回浙江上虞了。
三哥不在武汉了，端木想请三嫂的父亲刘秀瑚作为男方家长，担任证婚人。老人一听萧红的情况，当即摇手拒绝，经劝说才勉强答应。
其实两人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端木亲友一方，二萧原来的朋友们对这婚事也都侧目以对。萧红与端木结婚，当时承受了怎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无论如何，这一场非议中的婚礼还是在1938年5月下旬在汉口大同酒家如期举行了。婚礼当天赶来祝贺的，主要是端木在武汉的亲友和艾青、胡风等文化界的朋友，共有10多个人，坐了一个大圆桌。刘秀瑚老人做证婚人，胡风担任司仪。
从事后众人的反应来看，萧红与端木的这场婚礼，完全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不仅作家蒋锡金、张梅林等人日后一直对他们已经结婚的事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其他朋友也多是视若无睹，讳莫如深。骆宾基在萧红去世之后撰写她的首个传记《萧红小传》时，甚至罔顾萧红与端木是合法夫妻的事实，直接将端木说成是萧红的“同居者”，而将曾是同居者的萧军视同其丈夫。
保守多年的伤痛与秘密
从1940年1月17日乘飞机抵港，到1942年1月22日在战火中凄凉谢世，萧红在香港生活了两年。在这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萧红完成了一个作家最美丽的绽放，同时，也经历现代作家中最动荡和不幸的悲惨枯萎。
而在香港时期，萧红恰恰是与端木生活在一起。
萧红一生留下众多谜团，她与端木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有关她与端木的爱恨情仇，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内地几乎所有关于萧红的回忆文章里，端木都是一个非常猥琐的形象，自私、怯懦、麻木不仁，不仅在精神上虐待她，还在战火中遗弃她。因为萧红最终惨死香港，人们迁怒端木，继而对于他们存续了4年的婚姻生活，也大多视若无睹，对端木的为人更是众口一词地嗤之以鼻，偶尔有一两篇正面记述两人夫妻情深的文字，也被淹没在对其口诛笔伐的众声哓哓之中。
让端木背负骂名的主要原因，是萧红在香港沦陷时病逝。而在战火中，据说端木置病中的萧红于不顾，欲独自突围回内地，这是骆宾基给出的说法。骆宾基是萧红临终时在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为萧红立传的人，他在《萧红小传》中对端木的描述，更是让端木成为众矢之的。 面对众人的谩骂与非议，端木本人竟然淡然处之，从未正面公开替自己辩解，只是在回答对他与萧红之间关系的质疑时，用与美国学者葛浩文相同的逻辑来反证两人的“琴瑟和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因为不曾正面释疑，人们对端木的解释不以为然。
端木与萧红在香港时期的生活，因为脱离了内地人的视野，很长一段时间都显得比较神秘，人们大多是从其给友人的信里流露出“寂寞”情绪的只言片语里得出其生活不幸的印象。
一段维持了4年的婚姻，果真就像人们说的那么不堪吗？
1980年6月25日，端木在北京接受葛浩文访问，说起这段经历时，他先是哽咽，后竟放声痛哭，不免让人诧异。可对于那几个人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或许，那是他最不愿说出的隐痛。
1996年10月5日，端木与世长辞，这些疑问似乎要随着他的辞世而成为永久的秘密。对于萧红爱好者而言，这些疑窦得不到当事人的回应实在难以释怀。2009年11月，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访问端木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再次追问原因。
这一次有意外收获。钟耀群坦承当年在思豪酒店安顿后，端木确实离开过萧红一周左右。说到离开原因：“钟耀群哭了起来，她说端木多年来一直不愿意说，因为端木回酒店时发现了骆宾基与萧红的私情，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在愤怒中跑了出去。但后来端木想到萧红在病中，他不忍心丢下萧红，又回到了萧红身边。端木对萧红非常敬重，他不愿意再提及此事而伤害萧红。”
答案终于揭晓，令人大跌眼镜。此时距离端木去世已过去了13年，这个伤痛与秘密，端木自己保守了54年，直到去世。
谁是安葬萧红的那个人
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一度显得有些神秘。内地读者对萧红在港生活的了解，一度只依赖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而其中对端木的评价又多为负面，让端木蒙羞。端木本人对外间的议论基本坚持“沉默是金”的态度，倒是其身边的亲友后来尽力为端木辩诬。或许，端木与萧红的感情，既不像骆宾基描述得那么不堪，也并非曹革成与钟耀群等端木亲友笔下那般和美，在香港与端木和萧红接触较多的周鲸文曾经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虚假，但觉得他们之间也有隔阂。恐怕这才是比较公允的看法。
婚姻是两人间的事，有隔阂不能全怪其中一个人，无论是萧红还是端木，本身都有值得省思之处吧。
但无论如何，端木是最终安葬了萧红的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那天亲殓萧红的是香港的马超楝先生，后来，他曾经写过一篇《殓萧红》的文章，发表在1949年的《周末报》上，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萧红入殓那些让人心痛的细节。
1942年，马超楝任日本占领的香港政府卫生督察，负责处理港岛地区的尸体收集和埋殓事务。那天，马超楝按常规带领工人和车辆到圣士提反女校，遇见一人，自称端木蕻良，是死者萧红的丈夫，要求马先生协助安葬亡妻。马超楝也是个文人，而且是萧红与端木作品的爱好者，香港沦陷以后，迫于生计才谋了这份差事。他很同情这个年轻的女作家，破格予以优待，用医院的毛毡来遮盖萧红的遗体，并将尸体放置在尸车的特别车厢里，与其他尸体分隔运走。然后，又指点端木如何向当局有关部门交涉火化的手续。端木通过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小椋，到日军占领当局办出了死亡证、火葬证和骨灰认领证。
香港当时有两个火化场，一个是给市民用的混体火化，另一个是日本人专用的，单炉火化。1月24日，由马超楝安排萧红遗体在日本人专用的火葬场单体火化，端木给印度籍的司炉工递上小费，令其精心烧殓。当时骨灰盒也供不应求，端木只好敲开一家古董店，在老板诧异的眼神中，买了一大一小两个素色的古董瓶，把骨灰分放在两个罐子里。后来分葬于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和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东北方向的山坡上。
端木并非生活能力很强的人，生活一向马虎潦草，粗疏随意，为萧红能做到这样细致周密，可见也是用了心的。
骆宾基似乎并不知萧红的骨灰被一分为二。根据丁言昭在《萧红传》里记载，骆宾基说浅水湾葬的是衣冠。直到1957年7月，香港方面在浅水湾挖出了萧红的骨灰，这一说法即被否定。如果当初骆宾基参与过浅水湾的骨灰埋葬，应该不会有这“衣冠冢”之说。或许，掩埋萧红的人，本来就没有他？
端木自己的原话是这样的：“当时，大地硝烟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仍血腥扑鼻。预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头挖地。”未言及有骆宾基。
萧红葬于浅水湾的骨灰，1957年8月3日迁到了广州的银河公墓，而圣士提反女校山坡上的墓，至今未被发现。
萧红生前与广州并无瓜葛，最终竟长眠于五羊城，也是一种奇异的命运。
多年来，萧红的家乡一直致力于将萧红墓迁回呼兰，与广州交涉无果，1992年，在萧红逝世50周年之前，时任呼兰县文化局局长的欧阳新国和萧红故居纪念馆馆长孙延林一起到北京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见。当年撤离香港时，装有萧红手稿的箱子遗失，但萧红的遗发端木一直带在身边自秘。在萧红家乡人面前，端木将自己珍藏了50年的萧红遗发贡献出来。当年11月，萧红青丝冢在呼兰西岗公园落成，萧红的家乡，终于建成了“萧红墓”，而墓碑上的“萧红之墓”4个字，仍为端木所题。
端木对萧红的深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萧红死后，端木做到了18年不娶，每年清明节都写悼亡诗祭奠萧红，去不了香港和广州，就把悼诗寄给朋友，委托他们到萧红的墓前祭扫，戴望舒和秦牧就曾先后接受过这样的委托。
1987年11月4日，端木带着钟耀群，一起到广州的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献上亲自填写的《风人松，萧红扫墓》，表达对萧红的深情：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
（摘自金城出版社《萧红的情人们》 作者：周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