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著作，发现和阐述他们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有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持。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三稿、四稿和正式的复信中提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只是就西欧而言的，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俄国革命者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寻社会发展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等文献中揭露和批判了英国对华战争的极端不义性，斥责了列强侵犯中国人权和掠夺中国财富的强盗行径，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论述的国家执行“某种社会职能”和“各种特有的职能”，指的就是执行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统治人民的权威”职能和执行“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职能这两个部分。在恩格斯那里，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管理也进行了勾勒。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功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列宁高度重视新型社会制度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根据苏维埃国家建设和管理的相关经验，阐明了人民来管理国家要经历由间接管理向直接管理、从低级管理到高级管理这样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活动中，共产党始终处在领导核心的地位。为此，必须同各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晚年针对国家官僚主义严重的现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过程中克服和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等等。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