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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话题，不论如何紧跟潮流热点转换，教育一定是不会被人们淡忘的一个关注点。教育培育人才，人才构成社会，社会各方面发展一步步累积，才得以形成文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部分人的基础教育都已得到保障，甚至是过去如上流社会标志般的高等教育，也已经是触手可及可供普罗大众选择了。当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当代学生的基本配置时，我们理所应当地就要开始更注重这一配置背后代表的质量了。
说起高等教育，实际上不论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欧洲起源，还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欧洲，有公元前 38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建立的“Academy”，该学院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被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则是成立于1088年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的 “大学之母” 。中世纪后期，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皇控制下的以经院主义课程为主的大学已经十分滞后，欧洲的大学开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而开展改革，将人文主义思想引入了大学教育当中。随着同一时期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欧洲的传统大学开始世俗化、民族化、多样化、人文化、科学化，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过渡。人文主义进入大学课程范畴，学生们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诗歌艺术等，而不再囿于经院哲学的条框，近代自然科学也因此萌芽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起源于成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主张“研究教学合一”，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是现今世界各地高等教育采用的模式的开端。
德国哲学家康德最早提出现代大学理念的雏形，他在《学部冲突》中写道：“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为现代大学的科学探索与人文理性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洪堡大学的教育准则实际上可以说是康德提出的大学理念的实践。自此之后，欧洲的现代大学从人文主义出发，提倡以人为本，从宗教和封建中返回俗世，教育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培养其艺术修养，自由地探索未知、习得自然科学知识。学校的教学内容从中世纪传统的“七艺”（文法、修辞、辩证、几何、天文、音乐）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道德哲学、文学、自然、物理等学科，尤其是注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学习研究，因此也有了一层古典的意味。除了知识范畴的丰富，人文主义教育家也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反对以前的僧侣式教学，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提倡主动性并且运用结合辅助手段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对学习的兴趣，注重对知识的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僵化思维。人文主义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至于拥有另一种悠久文化的中国，在先秦时代以前，即有五帝时期的 “上痒” 、夏朝的 “东序” 、商朝的 “瞽宗” 等作为封建时期最早的高等学府。西方近代大学理念被引入中国，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清朝末年，西方技术与教育思想都跟着洋务运动的脚步进入中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即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随后一百多年的发展与改革中，中国的大学教育结合文化背景和实际情况先后向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制度借鉴和学习，逐渐建成了中国独有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开始于二十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走向大众的同时，也导致了大学教育的质量逐步下降，主要面临的问题包括政府对大学的政治行政掌控限制了大学学术的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蓬勃要求大学具有更灵活的教学体制并且输送需要的各种人才，与此同时因为“实用主义”抬头使得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断被边缘化，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性等等。
欧洲高等教育同样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教育成为基本权利。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也很明显，在二十世纪之前，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都聚集在人文思想浓厚的欧洲，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学生数量大幅增加、教育资源紧缺，教学品质也因此下滑，大学毕业生的含金量大幅下降：除了本身的人文素养不够外，在就业市场上的专业能力也不足以满足要求。欧洲大学在全球的竞争力已经不如新兴教育强国美国。
美国虽没有欧洲大陆那样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却以繁荣的移民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来共同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以巨大的投入来保证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硬件和软件配备以及政策支持，这样的良性循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聚集了整个人类集体很大一部分的高级人才，占据了霸主地位。这一点从美国在全球顶尖大学的数量、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科技学术等各领域顶尖人才的聚集等方面的极大优势可以反映出来。欧洲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人文底蕴和高质量教育在现代社会急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决心正视现实、实施心改革，要夺回往日的荣光。
改革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大名鼎鼎的“博洛尼亚进程”。1998年，法德意英四国教育部长在巴黎发布了《索邦宣言》，倡议在欧洲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统一各国之间的学分学位体系，促进各国之间的教师与学生自由灵活地交流合作，并且增强国际竞争力。1999年，欧洲29个国家签订《博洛尼亚宣言》，正式启动博洛尼亚进程，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可比较的学位体系;建立以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
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比较熟悉的伊拉斯谟项目和苏格拉底项目是分别针对学生和教师主要在欧洲各国之间自由便利地进行学习交流的国际方案，奖学金发放的决定权则完全下放给每个大学。为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才，这类项目的受惠人群并不限于欧盟学生和老师，而是同样给予了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一定量的名额。虽然并非项目核心目标，却也证明了欧洲各国政府对教育全球交流的重视。
目前，鉴于不同国家的实际复杂情况和进度不一，以及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各国不得不削减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博洛尼亚进程无法如期完成所有目标，但当今欧洲高等教育区内的活跃氛围是有目共睹的，各国各大学和机构之间的联合办学、课程开发、学术交流、科研合作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最古老完整的希伯来语律法在博洛尼亚的大学图书其历史里又化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七世纪。
除此之外，欧洲也已经意识到减少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开始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优势。现代欧洲大学虽然不再如中世纪大学那样受教会和王权控制，而是以“自治”为办学原则，但是仍是离不开政府进行管控，掣肘不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曾在报道中评价，欧洲大学财政上过于依赖政府的资助，而在普化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由于需求急剧扩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法给予足够的支持。通过市场调节来保证自由公平竞争和资源最佳配置，是必须吸取的美国教育体制的合理因素。因此，采用新公共管理和政府监督模式，进行权力下放、成本意识和提高效率，并转向市场寻求大学财政经费，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议题。
从欧美的大学教育发展经验中，中国大学可以充分借鉴并分析中国教育环境的实际情况，在改革自身教育体系和资源配置、增加大学行政自主性的同时，增强国际交流，参与以及组织与全世界各个大学的合作项目，使更多的教师与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有效提高，具备国际视野，增强人才竞争力，也有效地将更多资源引进我们的教育系统内，欢迎其他大学机构来共享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经验。全球化这一趋势已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未来的发展都将在积极有效的交流和合作中产生。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部分人的基础教育都已得到保障，甚至是过去如上流社会标志般的高等教育，也已经是触手可及可供普罗大众选择了。当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当代学生的基本配置时，我们理所应当地就要开始更注重这一配置背后代表的质量了。
欧洲的“大学之母”
说起高等教育，实际上不论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欧洲起源，还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欧洲，有公元前 38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建立的“Academy”，该学院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被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则是成立于1088年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的 “大学之母” 。中世纪后期，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皇控制下的以经院主义课程为主的大学已经十分滞后，欧洲的大学开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而开展改革，将人文主义思想引入了大学教育当中。随着同一时期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欧洲的传统大学开始世俗化、民族化、多样化、人文化、科学化，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过渡。人文主义进入大学课程范畴，学生们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诗歌艺术等，而不再囿于经院哲学的条框，近代自然科学也因此萌芽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起源于成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主张“研究教学合一”，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是现今世界各地高等教育采用的模式的开端。
德国哲学家康德最早提出现代大学理念的雏形，他在《学部冲突》中写道：“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为现代大学的科学探索与人文理性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洪堡大学的教育准则实际上可以说是康德提出的大学理念的实践。自此之后，欧洲的现代大学从人文主义出发，提倡以人为本，从宗教和封建中返回俗世，教育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培养其艺术修养，自由地探索未知、习得自然科学知识。学校的教学内容从中世纪传统的“七艺”（文法、修辞、辩证、几何、天文、音乐）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道德哲学、文学、自然、物理等学科，尤其是注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学习研究，因此也有了一层古典的意味。除了知识范畴的丰富，人文主义教育家也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反对以前的僧侣式教学，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提倡主动性并且运用结合辅助手段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对学习的兴趣，注重对知识的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僵化思维。人文主义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中国式“实用主义”
至于拥有另一种悠久文化的中国，在先秦时代以前，即有五帝时期的 “上痒” 、夏朝的 “东序” 、商朝的 “瞽宗” 等作为封建时期最早的高等学府。西方近代大学理念被引入中国，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清朝末年，西方技术与教育思想都跟着洋务运动的脚步进入中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即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随后一百多年的发展与改革中，中国的大学教育结合文化背景和实际情况先后向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制度借鉴和学习，逐渐建成了中国独有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开始于二十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走向大众的同时，也导致了大学教育的质量逐步下降，主要面临的问题包括政府对大学的政治行政掌控限制了大学学术的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的蓬勃要求大学具有更灵活的教学体制并且输送需要的各种人才，与此同时因为“实用主义”抬头使得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断被边缘化，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性等等。
往日的荣光
欧洲高等教育同样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教育成为基本权利。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也很明显，在二十世纪之前，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都聚集在人文思想浓厚的欧洲，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学生数量大幅增加、教育资源紧缺，教学品质也因此下滑，大学毕业生的含金量大幅下降：除了本身的人文素养不够外，在就业市场上的专业能力也不足以满足要求。欧洲大学在全球的竞争力已经不如新兴教育强国美国。
美国虽没有欧洲大陆那样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却以繁荣的移民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来共同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以巨大的投入来保证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硬件和软件配备以及政策支持，这样的良性循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聚集了整个人类集体很大一部分的高级人才，占据了霸主地位。这一点从美国在全球顶尖大学的数量、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科技学术等各领域顶尖人才的聚集等方面的极大优势可以反映出来。欧洲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人文底蕴和高质量教育在现代社会急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决心正视现实、实施心改革，要夺回往日的荣光。
改革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大名鼎鼎的“博洛尼亚进程”。1998年，法德意英四国教育部长在巴黎发布了《索邦宣言》，倡议在欧洲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统一各国之间的学分学位体系，促进各国之间的教师与学生自由灵活地交流合作，并且增强国际竞争力。1999年，欧洲29个国家签订《博洛尼亚宣言》，正式启动博洛尼亚进程，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可比较的学位体系;建立以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保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
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比较熟悉的伊拉斯谟项目和苏格拉底项目是分别针对学生和教师主要在欧洲各国之间自由便利地进行学习交流的国际方案，奖学金发放的决定权则完全下放给每个大学。为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才，这类项目的受惠人群并不限于欧盟学生和老师，而是同样给予了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一定量的名额。虽然并非项目核心目标，却也证明了欧洲各国政府对教育全球交流的重视。
目前，鉴于不同国家的实际复杂情况和进度不一，以及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各国不得不削减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博洛尼亚进程无法如期完成所有目标，但当今欧洲高等教育区内的活跃氛围是有目共睹的，各国各大学和机构之间的联合办学、课程开发、学术交流、科研合作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除此之外，欧洲也已经意识到减少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开始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优势。现代欧洲大学虽然不再如中世纪大学那样受教会和王权控制，而是以“自治”为办学原则，但是仍是离不开政府进行管控，掣肘不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曾在报道中评价，欧洲大学财政上过于依赖政府的资助，而在普化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由于需求急剧扩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法给予足够的支持。通过市场调节来保证自由公平竞争和资源最佳配置，是必须吸取的美国教育体制的合理因素。因此，采用新公共管理和政府监督模式，进行权力下放、成本意识和提高效率，并转向市场寻求大学财政经费，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议题。
从欧美的大学教育发展经验中，中国大学可以充分借鉴并分析中国教育环境的实际情况，在改革自身教育体系和资源配置、增加大学行政自主性的同时，增强国际交流，参与以及组织与全世界各个大学的合作项目，使更多的教师与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有效提高，具备国际视野，增强人才竞争力，也有效地将更多资源引进我们的教育系统内，欢迎其他大学机构来共享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经验。全球化这一趋势已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未来的发展都将在积极有效的交流和合作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