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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导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持续上千年的传统出版业伴随着封建小农经济的瓦解而逐渐消亡，晚清编辑出版业在东西方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本文介绍了晚清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在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概况，认为印刷技术的革新是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和推动力，编辑出版人才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点研究了晚清编辑出版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倡导西学、宣传洋务和救亡图存的鲜明时代特性，并分析了晚清编辑出版业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晚清;编辑出版业;近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0-0004-04
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编辑出版史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在西学传播与中学传承之间的变革和转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方面，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时间线上距离我们最近，对我们的启发意义更大;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近20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革的影响下，编辑出版业也处于大变革时期，晚清编辑出版业既承接了明清前期的发展壮大阶段，又开启了民国时期的斗争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晚清也不例外。晚清被史学家界定为1840年至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在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侵略之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到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对中国的编辑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概况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转折点。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中国，打破了清政府文化层面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的局面，使得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诸多领域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编辑出版业在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融之下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最终实现了变革与转型，为中国编辑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西学东渐[1]、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三个阶段。
（一）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指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英国殖民者坚船利炮的威吓之下，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大量传教士的涌入使得西学逐渐兴起。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传教士书馆零星出现，这些书馆译著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宗教类书籍和少量的自然科学类书籍，虽然内容比较单一而且数量也不多，但至少也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出版之风逐渐兴起。例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斯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其中汇集了许多英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王韬和李善兰等中国知识分子便是在此逐渐成长为近代著名的编辑家。值得注意的是，墨海书馆最早在上海使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技术，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由于持续了数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在文化方面的管控并没有放松。编辑出版业务主要集中于各官书局，整理和校勘的内容仍以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书籍为主。即便如此，由民间思想家魏源编写的长达100卷之多的《海国图志》于1852年成书并出版，该書详细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地理环境以及科学技术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对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清政府在文化层面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同时也开启了晚清时期国人向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学习探索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
（二）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解决危机，清廷中的洋务派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时间里，由于洋务派自强运动的需求，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被大量引进，出版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编辑出版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862年，由洋务派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诉等人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即京师同文馆，至20世纪初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其翻译的西方书籍达200多种，丁韪良在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便是其中之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用以翻译西方书籍，介绍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制度文化知识，其翻译出版的水准远高于洋务运动时期国内其它书局，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深入了解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除了翻译西方书籍，在1873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洋务运动时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文期刊，用以报道国际时事政治，该报刊的主编是傅兰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三大译书中心，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由清政府的官僚创办，而广学会的创办者则是英美传教士。广学会每年出版的书报达上百种，内容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万国公报》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救亡运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维新变法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彻底失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由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历史使命。中国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维新变法的紧迫性，在此期间，报刊和图书作为宣传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在倡议西方政治制度、促进民间移风易俗以及唤醒国人开启民智等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3]。作为维新变法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利用报刊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引导社会舆论，其在1896年主笔的《时务报》中系统介绍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对时局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同时，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意识到自由是孕育和产生文明的根源，以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为天职的报刊必须具有言论与出版自由。张元济在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编辑出版了《绣像小说》 《东方杂志》《四部丛刊》等诸多有名的书籍和报刊，以开启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章太炎则通过《经世报》托古言政，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认识与看法，他认为“开民智，广见闻”是办报开刊的宗旨，报刊应当服务于当前的政治需要。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爱国编辑家，梁启超、张元济、章太炎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编辑思想丰富了近代编辑出版理论，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绚烂的篇章。 二、对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认识
（一）晚清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和直接推动力正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编辑出版的物质基础，印刷技术的革新是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和直接推动力。众所周知，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早于谷登堡400年，但在19世纪初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已落后于西方达300年之久[4]。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浪潮的推动之下，西方近代先进的编辑出版技术逐步传入中国，与汉字的结构特征和汉语的使用习惯相结合后形成了本土化模式，为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和出版取得了一些特权，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由于传教的需要，宗教类书籍的印刷量激增，据有关统计，当时引进的宗教类书籍约占所有引进西书的75%[5]。由于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不能满足印刷需求，于是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工艺被引进，国人通过“拿来主义”并对设备加以改进，新式铅印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印刷到机械化印刷的历史性革新，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印制效率，使得晚清时期中国的编辑出版业走向近代化转型成为可能。
此外，编辑出版人才在晚清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在传教士书馆中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随着出版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分工日益明晰，他们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出版业的管理机制与市场逻辑;另一部分则是赴海外进行学习考察的留学生和学者，他们或学习先进的印刷技术，或学习近代出版知识，其中大多人在学成归国后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晚清编辑出版业发展的鲜明时代特性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就主张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像魏源在其编写的《海国图志》中便有“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之论点，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下，一部分取得特权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设译书馆，并邀请一些中国编辑家参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这为晚清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最初仅局限于宗教类和一小部分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出版，但其对冲破晚清政府文化管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政府中的部分官僚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先后在各地创办书局报馆，以官方译书的形式宣传洋务思想，期间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类书籍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中国的编辑出版业随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书籍和报刊作为舆论阵地，揭露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代议的君主立宪制，通过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启迪民智，实现救亡图存。以梁启超、张元济、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爱国编辑家把编辑出版原则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积极参与民间的译书办报活动，在协助政治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理论[6]。纵观晚清70多年的历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中国编辑出版业将挽危求存、救国救民作为主线，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实现近代化转型。
（三）晚清编辑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发展状况引领着编辑出版业的走向，编辑出版业又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晚清以前的1 000多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在一种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下平稳而缓慢地发展，编辑出版业也同样如此，在编辑理论、出版内容、印刷技术和经营模式等方面，清代与宋代相比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更多表现出来的是继承。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导致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瓦解，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清政府带来史无前例的统治危机。最先意识到危机来临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把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编辑出版业，倡导西学、翻译西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经、史、子、集为主的传统出版业的垄断地位，中国的编辑出版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洋务运动中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编辑理论和出版技术，使得民族出版业大放异彩。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为了唤醒国人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众多爱国学者更是将“救亡图存”作为编辑原则，使得编辑出版业充当舆论的喉舌，成为政治运动的催化剂，有效地促进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7]。在思想认知层面上，近代中国编辑出版业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得言论与出版自由观念深入人心。“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8]，出自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这表明当时一部分编辑家已认识到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功能。晚清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编辑出版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颠覆了与小农经济相互依存的传统出版业的生存方式，其在传播文化、沟通思想、传递信息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对晚清社会变革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
三、结语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晚清编辑出版业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独树一帜。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西方文明，不能对其一概置否。由于上千年封建社会的桎梏，19世纪初中国的印刷技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自从传教士麦都斯的墨海书馆引进第一台机械印刷机，随后西方先进的新式印刷技术不断传入国内，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推动了晚清编辑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由此可见，编辑出版技术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愚昧与落后。回顾整个晚清编辑出版史，我们不能将其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割裂开来看，民族危难开启了编辑出版业的近代化探索之路，编辑出版业又加速了社会变革，两者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在近代中国编辑出版业变革的浪潮中，传统出版业仍葆有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完全消亡，但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流，正如当时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晚清编辑出版业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总而言之，晚清编辑出版史为当代出版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出版史上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吴亮.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风俗的转型[J].赤峰学院学报，2011，32（7）：102-104.
[2]梅焕钧.中国古代编辑传播史大事年表（明清时期1368-1911年）[J].泰山学院学报，2013，35（1）：112-120.
[3]白晨，梁文捷.晚清时期中国编辑思想家的编辑思想研究[J].南宁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12，17（4）：84-87.
[4]肖东发，杨虎，刘宝生.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2）：123-128.
[5]楊荣.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9（6）：79-81.
[6]侯海燕.浅议晚清民国报刊编辑思想[J].出版广角，2015（11）：32-33.
[7]吴永贵.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3）： 80-84.
[8]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165.
[责任编辑：杨楚珺]
收稿日期：2021-08-20
作者简介：马杰，女，《火箭推进》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期刊编辑发展研究。
关键词：晚清;编辑出版业;近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0-0004-04
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编辑出版史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在西学传播与中学传承之间的变革和转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方面，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时间线上距离我们最近，对我们的启发意义更大;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近20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革的影响下，编辑出版业也处于大变革时期，晚清编辑出版业既承接了明清前期的发展壮大阶段，又开启了民国时期的斗争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晚清也不例外。晚清被史学家界定为1840年至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在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侵略之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到世界近代化的浪潮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对中国的编辑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概况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转折点。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中国，打破了清政府文化层面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的局面，使得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诸多领域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编辑出版业在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融之下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最终实现了变革与转型，为中国编辑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西学东渐[1]、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三个阶段。
（一）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指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英国殖民者坚船利炮的威吓之下，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大量传教士的涌入使得西学逐渐兴起。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传教士书馆零星出现，这些书馆译著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宗教类书籍和少量的自然科学类书籍，虽然内容比较单一而且数量也不多，但至少也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出版之风逐渐兴起。例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斯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其中汇集了许多英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王韬和李善兰等中国知识分子便是在此逐渐成长为近代著名的编辑家。值得注意的是，墨海书馆最早在上海使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技术，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由于持续了数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在文化方面的管控并没有放松。编辑出版业务主要集中于各官书局，整理和校勘的内容仍以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书籍为主。即便如此，由民间思想家魏源编写的长达100卷之多的《海国图志》于1852年成书并出版，该書详细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地理环境以及科学技术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对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清政府在文化层面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同时也开启了晚清时期国人向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学习探索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
（二）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解决危机，清廷中的洋务派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时间里，由于洋务派自强运动的需求，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被大量引进，出版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编辑出版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862年，由洋务派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诉等人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即京师同文馆，至20世纪初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其翻译的西方书籍达200多种，丁韪良在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便是其中之一。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用以翻译西方书籍，介绍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制度文化知识，其翻译出版的水准远高于洋务运动时期国内其它书局，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深入了解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除了翻译西方书籍，在1873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洋务运动时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文期刊，用以报道国际时事政治，该报刊的主编是傅兰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三大译书中心，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由清政府的官僚创办，而广学会的创办者则是英美传教士。广学会每年出版的书报达上百种，内容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万国公报》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救亡运动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维新变法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彻底失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由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历史使命。中国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维新变法的紧迫性，在此期间，报刊和图书作为宣传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在倡议西方政治制度、促进民间移风易俗以及唤醒国人开启民智等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3]。作为维新变法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利用报刊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引导社会舆论，其在1896年主笔的《时务报》中系统介绍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对时局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同时，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意识到自由是孕育和产生文明的根源，以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为天职的报刊必须具有言论与出版自由。张元济在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编辑出版了《绣像小说》 《东方杂志》《四部丛刊》等诸多有名的书籍和报刊，以开启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章太炎则通过《经世报》托古言政，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认识与看法，他认为“开民智，广见闻”是办报开刊的宗旨，报刊应当服务于当前的政治需要。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爱国编辑家，梁启超、张元济、章太炎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编辑思想丰富了近代编辑出版理论，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绚烂的篇章。 二、对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认识
（一）晚清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和直接推动力正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编辑出版的物质基础，印刷技术的革新是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和直接推动力。众所周知，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早于谷登堡400年，但在19世纪初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已落后于西方达300年之久[4]。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浪潮的推动之下，西方近代先进的编辑出版技术逐步传入中国，与汉字的结构特征和汉语的使用习惯相结合后形成了本土化模式，为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和出版取得了一些特权，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由于传教的需要，宗教类书籍的印刷量激增，据有关统计，当时引进的宗教类书籍约占所有引进西书的75%[5]。由于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不能满足印刷需求，于是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工艺被引进，国人通过“拿来主义”并对设备加以改进，新式铅印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印刷到机械化印刷的历史性革新，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印制效率，使得晚清时期中国的编辑出版业走向近代化转型成为可能。
此外，编辑出版人才在晚清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在传教士书馆中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随着出版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分工日益明晰，他们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出版业的管理机制与市场逻辑;另一部分则是赴海外进行学习考察的留学生和学者，他们或学习先进的印刷技术，或学习近代出版知识，其中大多人在学成归国后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晚清编辑出版业发展的鲜明时代特性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就主张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像魏源在其编写的《海国图志》中便有“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之论点，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下，一部分取得特权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设译书馆，并邀请一些中国编辑家参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这为晚清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最初仅局限于宗教类和一小部分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出版，但其对冲破晚清政府文化管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政府中的部分官僚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先后在各地创办书局报馆，以官方译书的形式宣传洋务思想，期间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类书籍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中国的编辑出版业随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书籍和报刊作为舆论阵地，揭露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代议的君主立宪制，通过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启迪民智，实现救亡图存。以梁启超、张元济、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爱国编辑家把编辑出版原则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积极参与民间的译书办报活动，在协助政治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理论[6]。纵观晚清70多年的历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中国编辑出版业将挽危求存、救国救民作为主线，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实现近代化转型。
（三）晚清编辑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晚清时期编辑出版业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发展状况引领着编辑出版业的走向，编辑出版业又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晚清以前的1 000多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在一种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下平稳而缓慢地发展，编辑出版业也同样如此，在编辑理论、出版内容、印刷技术和经营模式等方面，清代与宋代相比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更多表现出来的是继承。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导致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瓦解，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清政府带来史无前例的统治危机。最先意识到危机来临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把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编辑出版业，倡导西学、翻译西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经、史、子、集为主的传统出版业的垄断地位，中国的编辑出版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洋务运动中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编辑理论和出版技术，使得民族出版业大放异彩。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为了唤醒国人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众多爱国学者更是将“救亡图存”作为编辑原则，使得编辑出版业充当舆论的喉舌，成为政治运动的催化剂，有效地促进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7]。在思想认知层面上，近代中国编辑出版业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得言论与出版自由观念深入人心。“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8]，出自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这表明当时一部分编辑家已认识到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功能。晚清时期中国编辑出版业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编辑出版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颠覆了与小农经济相互依存的传统出版业的生存方式，其在传播文化、沟通思想、传递信息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对晚清社会变革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
三、结语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晚清编辑出版业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独树一帜。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西方文明，不能对其一概置否。由于上千年封建社会的桎梏，19世纪初中国的印刷技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自从传教士麦都斯的墨海书馆引进第一台机械印刷机，随后西方先进的新式印刷技术不断传入国内，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推动了晚清编辑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由此可见，编辑出版技术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愚昧与落后。回顾整个晚清编辑出版史，我们不能将其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割裂开来看，民族危难开启了编辑出版业的近代化探索之路，编辑出版业又加速了社会变革，两者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在近代中国编辑出版业变革的浪潮中，传统出版业仍葆有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完全消亡，但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流，正如当时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晚清编辑出版业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总而言之，晚清编辑出版史为当代出版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出版史上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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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楚珺]
收稿日期：2021-08-20
作者简介：马杰，女，《火箭推进》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期刊编辑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