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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软肋”对普通人来说表现为“人性的弱点”，但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来说其实就是“软腐败”，是特权性腐败，是官场陋习或“潜规则”的直接表现。
人人都有需要与欲望，因而人人都有弱点或“软肋”。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不足为怪。一些官员表现出的贪财、好色、好酒、嗜赌、过于自信或轻信等，其实一般人都有。
但官员不是一般人，官员是社会公众人物，握有公共权力，一举手、一投足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具有重要的标杆和示范意义，而且是官越大影响也就越大。惟其如此，我国历朝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才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说的就是官员的贤能对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治大国者先治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官员软肋的破坏性，最直接的表现是对我们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促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产生动摇，并进而从根本上消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党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是社会风气的表率、是道德自觉的典范、是高尚人格的楷模，但一些官员对“酒色财气”的贪婪追求，公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蔑视和亵渎，已经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个别官员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给群众的直接视觉冲击和感受就是在把严肃的、崇高的核心价值当儿戏，当“做秀”的道具，久而久之，群众习惯了，就再也不会相信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成了一个“乱线团”，搞不清理还乱。一旦社会失去了核心价值的支撑，就很难保持稳定与和谐。
其次，官员软肋的破坏性，也表现为对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及稳定的冲击。一个官员被击中软肋，沉湎于声色犬马、糜烂生活，不要说党性原则、做官的道德被抛到九霄云外，就是做人都成问题。这样的官必然会拿原则做交易，也必然会无视党纪国法。近几年常见于报端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商勾结、权黑勾结等现象，无不是官员软肋被击中后恶性发展的结果。公共权力代表着社会正义的力量，既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矛盾，但运用不当也可以制造社会矛盾。一些官员为满足私欲拿“公权”和原则做交易，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也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加剧。随着人民群众“社会不公正感情绪化认知”的形成，一个社会就可能逐渐积累社会仇恨，社会凝聚力就会逐步降低。近几年我们经常谈到的社会群体事件中的“间接利益冲突”增加的状况，最直接原因就是群众“社会不公正感情绪化认知”的结果，源头则是个别官员无视党纪国法，拿公权和原则做交易造成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最后，官员软肋的破坏性，还表现为促使官场不正之风的蔓延，特别是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蔓延。如果一个官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的软肋被击中，其后果就非常严重。一旦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唯近”变成一个单位、一个公共组织的常态，其结果是整个组织就可能被破坏，组织或国家发展目标就会被歪曲，组织就可能失去凝聚力，群众的信心就可能涣散，组织就可能变的无效率。更有甚者最终可能把公共组织变成以“一把手”为中心、为少数管理层谋利益的封闭的利益集团，这些人打着“改革”和“民主”的旗号，无视党心和民心，利用强制性公共权力，肆意践踏群众的基本权利，放肆地、明目张胆地捞取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这种状况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旦形成稳定的官场潜规则，就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最终会破坏我们社会组织有机体的健康发展，制约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而且，官场不正之风的蔓延，将极大的腐蚀社会的灵魂，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并进而带坏整个社会的风气，使社会正气和人类正义难以伸张。
官员软肋的破坏性，如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必然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对我们所信仰的核心价值、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谐、对我们干部队伍的肌体造成重大冲击。要防止官员软肋破坏性升级，最根本的还是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途。
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是“制度性进步”。而制度性进步的主要表现是社会实现了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的持有者”的制度性制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官员不想、不敢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使官员软肋没有恶性膨胀的机会，不至于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诚然，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需要官员的“道德自觉”，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体系更应该预防一些官员“挟持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把自己的人性弱点变成社会稳定的“公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民主化和公开透明化，从根本上建立对治国理政具有决定作用的三大民主制度，即建立民主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建立民主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民主的公共财政和预算制度，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民主”，真正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只有落实了人民群众的“四个权利”，“还权于民”真正实现《宪法》要求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官员软肋才不会恶性膨胀，才不会形成社会公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主义社会也才会长治久安。（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人都有需要与欲望，因而人人都有弱点或“软肋”。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不足为怪。一些官员表现出的贪财、好色、好酒、嗜赌、过于自信或轻信等，其实一般人都有。
但官员不是一般人，官员是社会公众人物，握有公共权力，一举手、一投足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具有重要的标杆和示范意义，而且是官越大影响也就越大。惟其如此，我国历朝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才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说的就是官员的贤能对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治大国者先治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官员软肋的破坏性，最直接的表现是对我们宣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促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产生动摇，并进而从根本上消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党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是社会风气的表率、是道德自觉的典范、是高尚人格的楷模，但一些官员对“酒色财气”的贪婪追求，公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蔑视和亵渎，已经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个别官员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给群众的直接视觉冲击和感受就是在把严肃的、崇高的核心价值当儿戏，当“做秀”的道具，久而久之，群众习惯了，就再也不会相信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成了一个“乱线团”，搞不清理还乱。一旦社会失去了核心价值的支撑，就很难保持稳定与和谐。
其次，官员软肋的破坏性，也表现为对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及稳定的冲击。一个官员被击中软肋，沉湎于声色犬马、糜烂生活，不要说党性原则、做官的道德被抛到九霄云外，就是做人都成问题。这样的官必然会拿原则做交易，也必然会无视党纪国法。近几年常见于报端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商勾结、权黑勾结等现象，无不是官员软肋被击中后恶性发展的结果。公共权力代表着社会正义的力量，既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矛盾，但运用不当也可以制造社会矛盾。一些官员为满足私欲拿“公权”和原则做交易，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社会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也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加剧。随着人民群众“社会不公正感情绪化认知”的形成，一个社会就可能逐渐积累社会仇恨，社会凝聚力就会逐步降低。近几年我们经常谈到的社会群体事件中的“间接利益冲突”增加的状况，最直接原因就是群众“社会不公正感情绪化认知”的结果，源头则是个别官员无视党纪国法，拿公权和原则做交易造成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最后，官员软肋的破坏性，还表现为促使官场不正之风的蔓延，特别是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蔓延。如果一个官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的软肋被击中，其后果就非常严重。一旦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唯近”变成一个单位、一个公共组织的常态，其结果是整个组织就可能被破坏，组织或国家发展目标就会被歪曲，组织就可能失去凝聚力，群众的信心就可能涣散，组织就可能变的无效率。更有甚者最终可能把公共组织变成以“一把手”为中心、为少数管理层谋利益的封闭的利益集团，这些人打着“改革”和“民主”的旗号，无视党心和民心，利用强制性公共权力，肆意践踏群众的基本权利，放肆地、明目张胆地捞取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这种状况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旦形成稳定的官场潜规则，就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最终会破坏我们社会组织有机体的健康发展，制约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而且，官场不正之风的蔓延，将极大的腐蚀社会的灵魂，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并进而带坏整个社会的风气，使社会正气和人类正义难以伸张。
官员软肋的破坏性，如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必然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对我们所信仰的核心价值、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谐、对我们干部队伍的肌体造成重大冲击。要防止官员软肋破坏性升级，最根本的还是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途。
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是“制度性进步”。而制度性进步的主要表现是社会实现了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的持有者”的制度性制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官员不想、不敢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使官员软肋没有恶性膨胀的机会，不至于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诚然，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需要官员的“道德自觉”，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体系更应该预防一些官员“挟持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把自己的人性弱点变成社会稳定的“公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民主化和公开透明化，从根本上建立对治国理政具有决定作用的三大民主制度，即建立民主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建立民主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民主的公共财政和预算制度，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民主”，真正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只有落实了人民群众的“四个权利”，“还权于民”真正实现《宪法》要求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官员软肋才不会恶性膨胀，才不会形成社会公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主义社会也才会长治久安。（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