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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未来将呈现L型运行，并且处于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为了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在这一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升级转型，是未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保障。以互联网、物联网等科技为基础的“工业革命4.0”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并且推动了企业的商业变革。财政职能在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国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发挥促进商业变革的作用。
【关键词】L型经济 商业变革 财政职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4.005
宏观经济背景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的文章，权威人士再次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度解析。①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在此前《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中，权威人士也曾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通过短期刺激并不能使经济实现V型反弹，L型经济增长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②所谓L型经济，是对经济增长率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即经济增长率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低到较低的水平，并且在低速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情况。
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了在同等要素投入下，由技术进步、要素使用率、管理水平等其他因素导致的产出增加，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关键性因素。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承载力是相对有限的，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仅靠要素投入量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遇到瓶颈。在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时，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③
尽管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来看，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呈现出L型经济后半段相对稳定的低速增长状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已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次，产能过剩。中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产能显著过剩，并且产能利用率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第三，货币扩张过快。近年来，扩张的货币政策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在土地财政和货币驱动等综合影响下，房价不断飙升。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流动性，货币的高速扩张必须暂时告一段落，警惕“流动性陷阱”。第四，杠杆率过高。虽然总体的债务规模仍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中国整体债务率占GDP的比重已大幅上升。这将影响企业的稳定和技术创新，阻碍企业向全球产业链以及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第五，制度机制的不健全。某些行业存在垄断和准入壁垒，缺乏退出机制，导致僵尸企业的形成，严重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要素的使用效率。
L型经济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的表现，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能够使L型经济之后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完成经济增长质量的飞跃。大量的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L型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增长动力的升级转型，是未来实现经济增长U型复苏的必经阶段。
新一轮科技革命
历史原因造成中国错失“工业革命1.0”和“工业革命2.0”的产业革命机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革命2.0”的基础上快速赶超，成功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已进入“工业革命3.0”、“工业革命4.0”时代。与过去两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在这一次是作为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出现的。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主要支撑，中国开始出现工业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2012年互联网协议IPv6推出，提供了足够的IP地址以实现网络连接，实现信息、物联网、人与物品的融合，标志着“工业革命4.0”时代的到来。
网络物理信息系统（CPS）是“工业革命4.0”时代发展智能制造的核心。智能机器、仓储系统和生产设备是CPS的重要组成部分，CPS能够实现从集中批量的生产模式向提供更加灵活的个性化、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转型。在“工业革命4.0”的生产模式下，产业的界限将逐渐消失，实现与网络发展速度的同步与融合。“工业革命4.0”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工厂中形成职能化的生产环境，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融合在生产的全过程里，包含在原材料的采购、运输、生产、营销、服务的各个环节中。网络物理信息系统可以重新配置并整合生产流程，差异化管理能够实现接受更多小批量的个性化订单，在不影响整体管控的情况下使生产由集中方式转变为分散化生产方式。物联网技术使供求双方的需求与生产信息紧密连接，实现产业、资源的整合并且产生新的合作形式和活动领域，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深化产业变革，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④企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主体，应与互联网、物联网等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加速实现商业模式变革。⑤ 企业的商业变革
“互联网 ”与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 ”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在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简单来讲，“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各种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产生新的业态。“互联网 ”旨在利用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与各个行业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商业模式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当前正值“跨界融合”与电子商务的时代潮流，传统商业业态借助职能终端打造“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合一的闭环商业模式，促进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开启了智能商业时代；创业孵化器、“创客”以及众创空间的兴起开辟了商业模式的全新道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成功实现线上和线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制造业、咨询机构向流通领域的延伸形成了许多新的贸易主体。随着技术的进步，商贸企业将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全链条地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企业的跨界融合成为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重要表现。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的发展创新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对于制造业企业，其应对策略可以是将企业做成互联网企业，形成自己的网络客户资源，或者是与大型的互联网企业联手进行创新。创新创业孵化器是指将创意研究、创业孵化、创投基金和创意教育等环节组合到一起，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工作、网络、社交以及资源共享空间。众创空间能够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中信息不对称、低效、产销脱节等问题，提供了化解产能过剩的途径。以往的创业一般来源于创业者对市场的单独判断，因而存在着融资渠道少、缺乏拓展渠道、资源配套不全、重复竞争、产品跟不上消费偏好变化等诸多问题，而众创空间可以整合空间、资本、人才、技术、教育等资源，为创业者构建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把创业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产业园区等相关群体聚集起来，不但能使扶植政策精准实施，而且还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氛围。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商业创新模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推动了商业经济草根化，另一方面创新了商业业务模式。
大规模定制时代与开放型组织模式。互联网时代，制造业需要满足差异化的用户需求，由传统大规模制造阶段向大规模定制阶段转型。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催促生产模式变革，使得原来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的大工业时代逐步走向终结，直接颠覆了企业原有的组织模式。相对差异化的用户需求使企业仅仅依靠几款产品便可开拓市场的模式逐步失效。企业的生产必须要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紧密地结合起来，随时应对消费偏好的变化，及时生产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提供的产品形式比较单一，所以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封闭的组织形态。进入互联网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逐步被打破，让客户参与和丰富产品设计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任何企业都不能闭门造车，而要通过多方面的信息渠道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形成全新的开放式体系，将用户需求等资源融入企业。
财政职能创新
马斯格雷夫界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三大财政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职能的基本核心。⑦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功能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需要财政职能与之相适应。同时，财政还承担着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所以，目前中国的财政职能是多重目标约束下的权衡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兼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转型要求政府由计划型、全能型的政府向公共型、服务型的政府过渡。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是提供服务的主体，社会需要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导向。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是社会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经济建设可以为满足其他社会需要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目前的社会需要已从单一的经济建设主导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并重的结构，因而财政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需要财政职能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市场发育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财政为公共服务提供充足的资源。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财政需要发挥总量调控职能与结构调整职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领域需要结构性调整。在竞争领域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的重要作用：在经济转型、市场不完善并且缺乏市场机制的条件下，财政可以直接介入或者起到引导性作用；而在市场机制逐步健全的情况下，财政就需要逐步退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财政只需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引导作用。在基础性领域，市场机制一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而这些领域通常与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有着密切联系，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因而政府应直接参与并发挥推动作用。战略性领域通常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定位、国家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财政发挥主导的战略性作用。
财政在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应重点解决结构性矛盾。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财政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应由总量投入向结构调整转变，即改变过去大规模、广范围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入方式，形成重点领域和环节相结合，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与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多方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财政应综合运用资本支出、税收、补贴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结构化地对社会资本产生引导和激励作用，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中国现阶段的财政职能主要包括维护政权、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四项。⑧其中经济发展职能主要包括经济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财政的经济结构调整职能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的商业变革，财政需要发挥经济结构调整职能，将产业政策逐渐由传统的部门产业政策转变为注重创造与研发的横向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职能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助力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产业优化升级；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财政职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促进商业变革的作用： 合理确定资金支持重点，引导传统产业升级。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发展问题，要帮助企业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激励企业充分扩展国内国际市场，降低库存。积极支持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应用的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助力企业摆脱困境。积极引导市场出清，清理无效供给，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按其具体适用的情况来选择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是破产清算，同时要为相关职工的安置提供相应保障。
完善税收产业政策，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通过减免税、抵扣等税收优惠手段，引导企业发展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对于新兴产业，可以对其研发性费用进行税前抵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前期投入负担。税收政策要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目标相适应，体现政策的扶持性。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深化改革要比直接的资金扶持更具有广泛性，有利于构建公平的改革创新环境。
制定全方位的财政支出政策。一方面是通过促进科技、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例如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间接对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及效率产生影响，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以财政专项基金的形式激励企业进行商业变革，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对环境友好且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提高经济结构质量的重点。新兴产业的前期研发生产投入一般较大，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资金支持。财政部门可以引导设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优化资金使用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使用PPP模式，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还能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结构。财政资金支出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资本应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重点、保障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环境资源、推动科技进步。
提高政府债务管理能力，管控债务风险。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做好存量债务置换，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在筹措建设资金、降低融资成本、防控债务风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发债融资过程中应做到统筹兼顾，适当控制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尽可能降低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钰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龚雯、许志峰、吴秋余：《开局首季问大势》，《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
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楼继伟：《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在于改革》，《现代企业》，2016年第1期。
迟福林：《转型中国的历史性抉择》，《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3期。
马化腾：《关于以“互联网 ”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中国科技产业》，2016年第3期。
叶丹、钱玮珏：《“互联网 ”助力供给侧改革》，《南方日报》，2016年3月3日。
朱柏铭：《论财政职能的内涵与概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王蕴：《中国财政职能定位及财政职能调整优化的思路》，《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26期。
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L型经济 商业变革 财政职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4.005
宏观经济背景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的文章，权威人士再次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度解析。①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在此前《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中，权威人士也曾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通过短期刺激并不能使经济实现V型反弹，L型经济增长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②所谓L型经济，是对经济增长率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即经济增长率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低到较低的水平，并且在低速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情况。
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了在同等要素投入下，由技术进步、要素使用率、管理水平等其他因素导致的产出增加，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关键性因素。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承载力是相对有限的，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仅靠要素投入量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遇到瓶颈。在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时，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③
尽管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来看，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制约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呈现出L型经济后半段相对稳定的低速增长状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已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次，产能过剩。中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产能显著过剩，并且产能利用率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第三，货币扩张过快。近年来，扩张的货币政策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在土地财政和货币驱动等综合影响下，房价不断飙升。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流动性，货币的高速扩张必须暂时告一段落，警惕“流动性陷阱”。第四，杠杆率过高。虽然总体的债务规模仍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中国整体债务率占GDP的比重已大幅上升。这将影响企业的稳定和技术创新，阻碍企业向全球产业链以及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第五，制度机制的不健全。某些行业存在垄断和准入壁垒，缺乏退出机制，导致僵尸企业的形成，严重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要素的使用效率。
L型经济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的表现，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能够使L型经济之后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完成经济增长质量的飞跃。大量的国际经验已经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L型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增长动力的升级转型，是未来实现经济增长U型复苏的必经阶段。
新一轮科技革命
历史原因造成中国错失“工业革命1.0”和“工业革命2.0”的产业革命机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革命2.0”的基础上快速赶超，成功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已进入“工业革命3.0”、“工业革命4.0”时代。与过去两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在这一次是作为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出现的。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主要支撑，中国开始出现工业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2012年互联网协议IPv6推出，提供了足够的IP地址以实现网络连接，实现信息、物联网、人与物品的融合，标志着“工业革命4.0”时代的到来。
网络物理信息系统（CPS）是“工业革命4.0”时代发展智能制造的核心。智能机器、仓储系统和生产设备是CPS的重要组成部分，CPS能够实现从集中批量的生产模式向提供更加灵活的个性化、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转型。在“工业革命4.0”的生产模式下，产业的界限将逐渐消失，实现与网络发展速度的同步与融合。“工业革命4.0”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工厂中形成职能化的生产环境，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融合在生产的全过程里，包含在原材料的采购、运输、生产、营销、服务的各个环节中。网络物理信息系统可以重新配置并整合生产流程，差异化管理能够实现接受更多小批量的个性化订单，在不影响整体管控的情况下使生产由集中方式转变为分散化生产方式。物联网技术使供求双方的需求与生产信息紧密连接，实现产业、资源的整合并且产生新的合作形式和活动领域，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深化产业变革，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④企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主体，应与互联网、物联网等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加速实现商业模式变革。⑤ 企业的商业变革
“互联网 ”与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 ”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在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简单来讲，“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各种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从而产生新的业态。“互联网 ”旨在利用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与各个行业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商业模式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当前正值“跨界融合”与电子商务的时代潮流，传统商业业态借助职能终端打造“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合一的闭环商业模式，促进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开启了智能商业时代；创业孵化器、“创客”以及众创空间的兴起开辟了商业模式的全新道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成功实现线上和线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制造业、咨询机构向流通领域的延伸形成了许多新的贸易主体。随着技术的进步，商贸企业将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全链条地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企业的跨界融合成为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重要表现。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的发展创新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对于制造业企业，其应对策略可以是将企业做成互联网企业，形成自己的网络客户资源，或者是与大型的互联网企业联手进行创新。创新创业孵化器是指将创意研究、创业孵化、创投基金和创意教育等环节组合到一起，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工作、网络、社交以及资源共享空间。众创空间能够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中信息不对称、低效、产销脱节等问题，提供了化解产能过剩的途径。以往的创业一般来源于创业者对市场的单独判断，因而存在着融资渠道少、缺乏拓展渠道、资源配套不全、重复竞争、产品跟不上消费偏好变化等诸多问题，而众创空间可以整合空间、资本、人才、技术、教育等资源，为创业者构建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把创业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产业园区等相关群体聚集起来，不但能使扶植政策精准实施，而且还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氛围。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商业创新模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推动了商业经济草根化，另一方面创新了商业业务模式。
大规模定制时代与开放型组织模式。互联网时代，制造业需要满足差异化的用户需求，由传统大规模制造阶段向大规模定制阶段转型。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催促生产模式变革，使得原来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的大工业时代逐步走向终结，直接颠覆了企业原有的组织模式。相对差异化的用户需求使企业仅仅依靠几款产品便可开拓市场的模式逐步失效。企业的生产必须要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紧密地结合起来，随时应对消费偏好的变化，及时生产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提供的产品形式比较单一，所以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封闭的组织形态。进入互联网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逐步被打破，让客户参与和丰富产品设计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任何企业都不能闭门造车，而要通过多方面的信息渠道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形成全新的开放式体系，将用户需求等资源融入企业。
财政职能创新
马斯格雷夫界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三大财政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职能的基本核心。⑦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功能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需要财政职能与之相适应。同时，财政还承担着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所以，目前中国的财政职能是多重目标约束下的权衡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兼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转型要求政府由计划型、全能型的政府向公共型、服务型的政府过渡。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是提供服务的主体，社会需要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导向。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是社会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经济建设可以为满足其他社会需要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目前的社会需要已从单一的经济建设主导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并重的结构，因而财政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需要财政职能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市场发育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财政为公共服务提供充足的资源。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财政需要发挥总量调控职能与结构调整职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领域需要结构性调整。在竞争领域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的重要作用：在经济转型、市场不完善并且缺乏市场机制的条件下，财政可以直接介入或者起到引导性作用；而在市场机制逐步健全的情况下，财政就需要逐步退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财政只需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引导作用。在基础性领域，市场机制一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而这些领域通常与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有着密切联系，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因而政府应直接参与并发挥推动作用。战略性领域通常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定位、国家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财政发挥主导的战略性作用。
财政在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应重点解决结构性矛盾。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财政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应由总量投入向结构调整转变，即改变过去大规模、广范围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入方式，形成重点领域和环节相结合，财政资金直接投入与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多方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财政应综合运用资本支出、税收、补贴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结构化地对社会资本产生引导和激励作用，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中国现阶段的财政职能主要包括维护政权、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四项。⑧其中经济发展职能主要包括经济稳定和经济结构调整。财政的经济结构调整职能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的商业变革，财政需要发挥经济结构调整职能，将产业政策逐渐由传统的部门产业政策转变为注重创造与研发的横向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职能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助力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产业优化升级；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财政职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促进商业变革的作用： 合理确定资金支持重点，引导传统产业升级。首先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发展问题，要帮助企业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激励企业充分扩展国内国际市场，降低库存。积极支持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应用的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助力企业摆脱困境。积极引导市场出清，清理无效供给，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按其具体适用的情况来选择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是破产清算，同时要为相关职工的安置提供相应保障。
完善税收产业政策，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通过减免税、抵扣等税收优惠手段，引导企业发展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对于新兴产业，可以对其研发性费用进行税前抵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前期投入负担。税收政策要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目标相适应，体现政策的扶持性。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深化改革要比直接的资金扶持更具有广泛性，有利于构建公平的改革创新环境。
制定全方位的财政支出政策。一方面是通过促进科技、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例如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能够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间接对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及效率产生影响，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以财政专项基金的形式激励企业进行商业变革，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对环境友好且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提高经济结构质量的重点。新兴产业的前期研发生产投入一般较大，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资金支持。财政部门可以引导设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优化资金使用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使用PPP模式，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还能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结构。财政资金支出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资本应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重点、保障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环境资源、推动科技进步。
提高政府债务管理能力，管控债务风险。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做好存量债务置换，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在筹措建设资金、降低融资成本、防控债务风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发债融资过程中应做到统筹兼顾，适当控制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尽可能降低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翁钰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龚雯、许志峰、吴秋余：《开局首季问大势》，《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
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楼继伟：《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在于改革》，《现代企业》，2016年第1期。
迟福林：《转型中国的历史性抉择》，《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3期。
马化腾：《关于以“互联网 ”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中国科技产业》，2016年第3期。
叶丹、钱玮珏：《“互联网 ”助力供给侧改革》，《南方日报》，2016年3月3日。
朱柏铭：《论财政职能的内涵与概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王蕴：《中国财政职能定位及财政职能调整优化的思路》，《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26期。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