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周密而又奇特，不仅各个环节一丝不苟，而且几乎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准备工作中。1935年2月，在四川北部的旺苍坝（今四川省旺苍县境内）刚组建的妇女独立团，也在转运伤员和军需物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在红军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妇女独立团是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决定组建的，人员来自根据地的青年妇女干部、积极分子，以及在兵工厂、医院、宣传队工作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其中，营、团干部都是从鄂豫皖根据地来的老同志，连以下干部、战士，大都是川北农村姑娘。她们参加红军前都生活在旧社会的最底层，不少人是丫头、童养媳，多为贫雇农的女儿。尽管她们还年轻，却历尽了人世沧桑，而今堂堂正正地当上了红军，人身自由了，人的尊严得到了社会承认。勤劳勇敢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的本色，使她们拥有与男同志一样的克服前进道路上千难万险的力量。
　　妇女团组成，正赶上部队紧张地进行渡江准备。大部队很快就要转移，首先必须把伤病员运送到安全地带，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在了妇女团女战士们的身上。她们表示：上级把这些为革命出生入死、身负重伤的病员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妇女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把伤病员全部运走，绝不能遗弃一个。
　　运送伤病员需要担架，她们用绳子将两根竹竿编织、连接起来，便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妇女团中的川北籍战士给这种原始的运输工具取了个带乡土气息的名字——抬子。于是，“巾帼抬子”便成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妇女团的亲切称呼。
　　曾经担任过妇女团一连连长的红军女战士刘照林，在一篇《巾帼抬子》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连的几十副抬子，由旺苍坝出发，浩浩荡荡，像一条巨龙，蜿蜒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山势陡峭，树大林深，羊肠小道坎坷不平，道路两旁荆棘丛生。有时不得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抬子队缓慢而又吃力地向西转移。中途，上级传下命令：担架要跟上大部队，大部队走到哪里，务必把伤病员送到哪里。为了尽快赶上大部队，我们根据体力强弱，调整了抬子：体力强的3人一副，体力弱的4人一副。我打头阵，除参加抬一副抬子外，还负责掌握行进速度，应对突然事故，指导员断后。新的阵容一拉开，战士们提高了信心，经永宁铺向中坝方向加速前进。
　　许多同志从来没有抬过抬子，抬前边的，一个劲往前赶；抬后边的，看不清路，扯扯绊绊，想快也快不起来。这时，大家想起了李秀英，她在地主家干活时，抬过轿子，有一些经验。现在她同史忠富抬一副抬子，她们学着老把式报路，前面报、后面应，走得又快又稳。比如：转弯时，前面报：“前面一个拐！”后面应：“前摆后不摆！”上坡时，前面报：“坡上又架坡！”后面应：“小心慢慢梭！”遇到泥坑，前面报：“路上一泡泥！”后面应：“脚下要仔细！”走上平路，前面报：“天上一朵云！”后面应：“地下一展平！”
　　李秀英的经验传开了，行进速度加快了。姑娘们清脆的报路声此起彼伏，有板有眼，像号子、像山歌，增添了欢乐，驱散了倦意。
　　最伤脑筋的是雨后行军。川北的黄土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泡糟”。雨过之后，脚下又粘又滑，空手步行，也难免跌跌撞撞。为了不摔抬子，姑娘们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走泥路的经验：平地蹲着走，下坡梭着走，上坡爬着走。最艰难的是上坡，抬前面的，得猫着腰，一手扶抬竿，一手抓地，有的磨掉了指甲，手指头流着血，也不敢松手；抬后面的，得把抬子高高举起，使伤病员身体平稳。此情此景，谁看了也心酸。
　　意志坚强的姑娘们，也有畏难的时候。一天，通讯员小王气喘吁吁地跑来，两颊绯红，一手捻着衣角，一手指着后面的抬子说：“连长，你看……”我莫名其妙，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头部、腰部负伤，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重伤员，焦急地指着自己的下腹。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同样是个大姑娘，一时手足无措。稍一迟疑，我鼓起勇气，上去帮他排了小便。一连的战士们都是年纪不满20岁的姑娘，在接触异性时，感到羞怯，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该怎么办呢？我拿不定主意。还是潘大姐有水平，几句话就把问题点拨得一清二楚：“看护工作是抬子队应尽的职责，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接触男伤病员是工作的需要，绝不是下流举动。”我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无论是给伤病员更衣、换药，还是擦身子、排大小便，姑娘们再也不羞怯退缩了。
　　“巾帼抬子”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像的困难，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运送伤病员的任务，而且将王家坝红军经理处的大量军需物资抬送到了60公里外的永宁铺，为部队渡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