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关于政策环境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而且依据常理来看，有政策支持的企业，其高管的薪酬应该高些;反之亦然。但是，本文通过对南京市30家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南京市2004年颁布的《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没有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策环境没有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作用。因此，对于如何制定和实施某一地区的产业规划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关键词] 政策环境 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了我国众多的企业，使其无论从企业规模还是经营绩效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也使得企业的组织架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这一群体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如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高管从企业获得的报酬是其他员工无法比拟的。为此，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将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大致总结为以下三类：
第一，微观个人因素。这主要包括高管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年龄、任期、性別、和学历背景等。从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因素对于高管薪酬究竟有没有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都还没有定论。由于学者们选取的样本差异较大，使得得出的结论存在有相悖。例如：彭璧玉（2006）等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其年龄是呈显著正相关的。但John R. Deckop（1988）的研究却发现，高管薪酬和年龄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中观企业因素。主要有：企业的绩效、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企业所处行业，以及企业的所处的发展阶段等。目前，对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的关系的研究是最多的。学者们用不同的会计指标、股票市场指标，甚至是一些非财务的指标，如航空公司的客座率等，来研究其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然而，都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这与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有极大关系，因为企业所处的地区、行业、发展阶段的不同，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这些在大多数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
第三，宏观社会环境因素。这里所指的社会环境一般包括：经济环境，如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政策环境：如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法律环境，如税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国际环境，主要指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这更多地影响一些进出口企业。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看，对影响高管薪酬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个人因素、中观企业因素，以及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经济环境，而对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中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研究则略显薄弱。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此类因素从常理上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在政策支持的行业里面的企业，其高管的薪酬较高，反之亦然。但是，事实却并不一定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南京市产业政策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实证分析，来检验政策因素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再简单评估一下该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实证分析
1.样本来源
为了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对本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将微观和中观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另一方面选择在相对较小的地区的样本，以保证除企业面临的政策以外的其他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相对一致。为此，我们选择南京地区作为样本框，以满足研究设计的要求，并将行业定位该地区的优势行业，即工业产业。
同时，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在本次研究中，高管定义为总经理、CEO，以及财务总监等部门负责人，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等高管。因此，选取的高管样本为南京市30家上市工业企业的189名高管。其中，依据南京市政府2004年出台的《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在13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工业企业中，有89名高管符合上述定义。
2.变量选择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薪酬的研究结论，我们分别选择高管年龄、高管性别、高管职位、董事高管持股比例、企业规模（总资产）、企业绩效（2006年基本每股收益）、行业分类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高管年龄、高管性别、高管职位属于微观个人因素，董事高管持股比例、企业规模、企业绩效、行业分类属于中观企业因素。
由于将样本框限定于南京市，除政策环境外，高管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基本相同，所以本次研究除将政策环境因素（是否为政策支持企业的高管）作为自变量外，不考虑其他宏观社会环境因素。
3.研究模型
y =β+x1+x2+x3+x4+x5+x6+x7+x8
其中，y:高管税前年薪；x1：CSCR行业分类；x2：高管所属企业是否为产业规划支持企业，不支持为“0”，支持为“1”;x3：06年基本每股收益；x4:总资产；x5：高管董事持股比例；x6：高管年龄;x7:高管性别，男为“1”，女为“0”；x8：高管职位；β：其他因素。
4.实证结果
表1 模型实证结果
从模型实证结果看出，控制变量基本符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用来代表影响高管薪酬的政策因素——“所属企业是否为产业规划支持”却和常识完全相反，不但系数不显著，而且还是负值。
从常理来看，政策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绩效这个中间因素，一方面是政策因素可能会提高企业对经营前景的预期，从而增加企业对高管的薪酬支付水平；另一方面是企业将根据高管已经做出的绩效来支付薪酬。
在本研究的模型中，将企业绩效作为控制变量，发现产业政策并不能影响企业的预期。而根据表2的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绩效在被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和没有被支持的企业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对于企业的绩效没有多大的影响。
表2 企业绩效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方差分析
四、结论及建议
从常理上看，企业绩效是高管薪酬与政策因素的连接纽带。具体如图1所示：
图1.理论上政策与高管薪酬关系
政策环境是通过企业绩效这个变量来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而对高管支付较高的薪酬又会产生激励作用（如箭头③所示），从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对南京市上市工业企业的高管薪酬影响极其有限。如图2所示，主要原因是政策环境没有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而图1中所示的关系结构的有效运行，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因此，南京市有必要提高产业规划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性，以提升政策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准确了解区域经济环境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
图2.实际上南京市产业政策与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关系
首先，要使产业规划与总体规划、产业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相协调。协调产业规划和总体规划避免重大产业投资项目与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相背离；协调产业规划和其他产业规划的关系避免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等相冲突。其次，要明确“为何规划、规划什么、如何规划”等问题, 使产业规划的制定过程更加科学化。第三，产业规划中不能跟风, 例如当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时，不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就盲目发展汽车产业。第四，产业规划的目标必须合理，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又要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五，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如通过税收和银行贷款对产业政策顺利施行的辅助作用，使相关行业的企业能够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彭璧玉: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水平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赖普清:公司业绩、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John R. Deckop.“Determinants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mpensation.”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1, No. 2 (Jan., 1988), pp. 215-226
[关键词] 政策环境 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孕育了我国众多的企业，使其无论从企业规模还是经营绩效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也使得企业的组织架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企业的高级管理者。这一群体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如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高管从企业获得的报酬是其他员工无法比拟的。为此，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将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大致总结为以下三类：
第一，微观个人因素。这主要包括高管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年龄、任期、性別、和学历背景等。从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因素对于高管薪酬究竟有没有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都还没有定论。由于学者们选取的样本差异较大，使得得出的结论存在有相悖。例如：彭璧玉（2006）等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其年龄是呈显著正相关的。但John R. Deckop（1988）的研究却发现，高管薪酬和年龄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中观企业因素。主要有：企业的绩效、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企业所处行业，以及企业的所处的发展阶段等。目前，对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的关系的研究是最多的。学者们用不同的会计指标、股票市场指标，甚至是一些非财务的指标，如航空公司的客座率等，来研究其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然而，都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这与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有极大关系，因为企业所处的地区、行业、发展阶段的不同，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这些在大多数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
第三，宏观社会环境因素。这里所指的社会环境一般包括：经济环境，如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政策环境：如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法律环境，如税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国际环境，主要指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这更多地影响一些进出口企业。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看，对影响高管薪酬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个人因素、中观企业因素，以及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经济环境，而对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中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研究则略显薄弱。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此类因素从常理上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在政策支持的行业里面的企业，其高管的薪酬较高，反之亦然。但是，事实却并不一定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南京市产业政策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实证分析，来检验政策因素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再简单评估一下该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实证分析
1.样本来源
为了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对本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将微观和中观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另一方面选择在相对较小的地区的样本，以保证除企业面临的政策以外的其他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相对一致。为此，我们选择南京地区作为样本框，以满足研究设计的要求，并将行业定位该地区的优势行业，即工业产业。
同时，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在本次研究中，高管定义为总经理、CEO，以及财务总监等部门负责人，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等高管。因此，选取的高管样本为南京市30家上市工业企业的189名高管。其中，依据南京市政府2004年出台的《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在13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工业企业中，有89名高管符合上述定义。
2.变量选择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薪酬的研究结论，我们分别选择高管年龄、高管性别、高管职位、董事高管持股比例、企业规模（总资产）、企业绩效（2006年基本每股收益）、行业分类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高管年龄、高管性别、高管职位属于微观个人因素，董事高管持股比例、企业规模、企业绩效、行业分类属于中观企业因素。
由于将样本框限定于南京市，除政策环境外，高管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基本相同，所以本次研究除将政策环境因素（是否为政策支持企业的高管）作为自变量外，不考虑其他宏观社会环境因素。
3.研究模型
y =β+x1+x2+x3+x4+x5+x6+x7+x8
其中，y:高管税前年薪；x1：CSCR行业分类；x2：高管所属企业是否为产业规划支持企业，不支持为“0”，支持为“1”;x3：06年基本每股收益；x4:总资产；x5：高管董事持股比例；x6：高管年龄;x7:高管性别，男为“1”，女为“0”；x8：高管职位；β：其他因素。
4.实证结果
表1 模型实证结果
从模型实证结果看出，控制变量基本符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用来代表影响高管薪酬的政策因素——“所属企业是否为产业规划支持”却和常识完全相反，不但系数不显著，而且还是负值。
从常理来看，政策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绩效这个中间因素，一方面是政策因素可能会提高企业对经营前景的预期，从而增加企业对高管的薪酬支付水平；另一方面是企业将根据高管已经做出的绩效来支付薪酬。
在本研究的模型中，将企业绩效作为控制变量，发现产业政策并不能影响企业的预期。而根据表2的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绩效在被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和没有被支持的企业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对于企业的绩效没有多大的影响。
表2 企业绩效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方差分析
四、结论及建议
从常理上看，企业绩效是高管薪酬与政策因素的连接纽带。具体如图1所示：
图1.理论上政策与高管薪酬关系
政策环境是通过企业绩效这个变量来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而对高管支付较高的薪酬又会产生激励作用（如箭头③所示），从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对南京市上市工业企业的高管薪酬影响极其有限。如图2所示，主要原因是政策环境没有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而图1中所示的关系结构的有效运行，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因此，南京市有必要提高产业规划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性，以提升政策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准确了解区域经济环境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
图2.实际上南京市产业政策与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关系
首先，要使产业规划与总体规划、产业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相协调。协调产业规划和总体规划避免重大产业投资项目与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相背离；协调产业规划和其他产业规划的关系避免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等相冲突。其次，要明确“为何规划、规划什么、如何规划”等问题, 使产业规划的制定过程更加科学化。第三，产业规划中不能跟风, 例如当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时，不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就盲目发展汽车产业。第四，产业规划的目标必须合理，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又要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五，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如通过税收和银行贷款对产业政策顺利施行的辅助作用，使相关行业的企业能够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彭璧玉: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水平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赖普清:公司业绩、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John R. Deckop.“Determinants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mpensation.”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1, No. 2 (Jan., 1988), pp. 21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