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曾写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对于历代的中原人而言，古楼兰是充满神秘感的，更是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的地方。因为楼兰遗迹长久以来被荒漠吞噬着，关于它的一切，似乎只有在一些颇为久远的史料或传说中才有零星的记忆，给人以片刻的遐想。直到19世纪末，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为首的各国探险队相继在楼兰发现并盗走了大量文物之后，这一僵局才被彻底打破，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揭开。
　　楼兰是我国封建王朝时期经营西域的门户，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一时间国际国内的诸多学者以楼兰的历史、地理、文化为核心，展开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其中，楼兰残纸文书的发现更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研究西域史、魏晋前凉断代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此时期正值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楷、行、草三体日趋成熟，这预示着书法艺术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魏晋时期，书法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于生活处世倡导“雅量”，艺术上追求冲逸之美，一时间名家辈出，奈何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名家真迹，流传至今的惟陆机《平复帖》和王珣《伯远帖》两件而已。所幸的是，楼兰干旱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帮助我们保存了大量的与魏晋同时代的纸质文书，虽然他们大多出自于无名氏之手，但对于魏晋书法史、书体及笔法演进进程的研究而言，无异于一笔巨大的宝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下的书法界对其认识还处于较为冷漠和初级的阶段，仅有的一点了解也是依赖于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抑或日本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于书迹中所流露出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艺术的传承性则往往关注不多。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汉武帝为了守卫西北边陲，不仅征调上万吏士戍边，还将公主解忧嫁到乌孙，以期达到联手抗击匈奴的目的，其随行人员中就有善书者冯嫽，书法艺术就此进入西域。此后，由于李陵、班超以及张怀瓘《书断》中所提及的徐干等人进入西域后对书艺的广泛传播，使得该地区的各级军官吏士逐渐涌现出了大批的善书者。这些遗墨不仅表现出他们在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的坚毅精神，更展露出高超的书法技艺。这些残纸文书的出土地曾是西晋至前凉时期管理西域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长史的驻地，汉字书法艺术在此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从简纸文书的文体类型来看，既有官署公文、私人信件，也有诸如《急就章》之类的童蒙抄本或练字手稿，所作书体除介乎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草书，书写水准虽然良莠不齐，但仍不乏精品之作。
　　在难以计数的楼兰书迹中，最为学界所瞩目的当属出土于1909年，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两件《李柏文书》了。从直观来看，两信稿一为九行，一为十二行，多有近似之书信套语，内容中所称“王使”不一致。李柏为西域长史，于《晋书》有名，生活于两晋之交，约与陆机、王羲之同时。故而，其书风笔势与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姨母帖》相对照，颇有近似之处，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形式，其十二行本墨色苍遒生涩，力道十足，比上述两帖似乎更为动感激越、铿锵恣肆。有学者考证此作书于325年或328年，从时间上来看，当不会晚于王羲之传世诸作。这足以说明西域边陲之地在书体的演进上是毫无滞后感的。东晋时期，行草书在北方同样处于一个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从王羲之诸作来分析，无论在行草书造型、章法乃至文章辞句上，大多可以在《李柏文书》及其他楼兰文书中找到较为相近之处。由此也可以判定，日趋成熟的行书绝非始于两晋文人的首创，更不是王羲之一人之功，而是时代使然。稍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风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王羲之等人只是在技法上使之更为完善，并最终脱出隶意，成为“帖学”的代表人物。文献所载汉晋时期的敦煌和楼兰地区多有善书者，而两地之间无论行政或是交通关联又颇为密切，敦煌聚集了以张芝、索靖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书家，并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西北流派”，与内地和楼兰互为影响，共同发展。从现存的各类书法遗迹来看，这种互动的关系确实是存在的。楼兰书法皆为墨笔真迹，其书写地除楼兰之外，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地区，书写者也应该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书者中有屯田将士和书吏官员等，涌现出了如李柏、张济等一批有很高造诣的书家，他们有着不同的阶级身份、艺术趣味及文化背景，作品在呈现出粗犷豪放、细腻典雅、雄浑峻宕等多元化的艺术风貌的同时，又具有较为统一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楼兰书风”。
　　楼兰文书以实用性作为其书写目的，因此透过其笔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不加修饰的朴素性格，在魏晋名家真迹几成广陵绝响时，这些简纸文书则用实物为我们再现了同时期民间高手的艺术面貌。时隔千余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楼兰，观赏那一件件看似粗率潦草甚至残缺不全的西域民间手笔时，不要用冷眼将其摒弃在传统之外，更不要因为书写者身份的低微而蔑视他们的艺术成果。对于书法而言，单纯的书写更是弥足珍贵的，只有透过这种“无机心”的单纯，才能更为坦诚地表露出作者的胸襟与情怀。尽管他们并不完美，甚至有很多缺憾，但作为艺术灵魂要素的“创造”和“风格”一定是“心迹”的外部体现，比起当下许多以炫技为能却又毫无创作思想可言的“追风”之作，谁更加艺术，可谓不言自喻。
　　美丽是一种表情，艺术是一种心事。真挚的表情不同于惺惺作态，心中的喜乐随笔尖娓娓道来，才符合真正的书法艺术精神。
　　1909年2月，日本佛教遗迹探险家橘瑞超根据斯文·赫定提交的地理坐标，很快找到了楼兰古城遗址。在到达楼兰后的第五天，橘瑞超仍然没有任何重大发现。清晨，他沐浴着大漠长风，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说：“愿佛祖和天照大神保佑！助我完成大谷法主寄予厚望的‘决胜楼兰’伟业。”然后，他再次走进佛塔以西曾经是西域长史官衙的“三间房”。
　　橘瑞超细心搜索着隔墙中的每一处异常。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发现在一堵土坯墙下面离地面约10厘米的地方有一道宽不过两指的缝隙。他怦然心动，捡起地上的一段干树枝，伸进了很深的缝隙，在一阵紧张的探索性搅动之后，一个揉皱的纸团随着抽出的干树枝滚了出来……
　　《李柏文书》的出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它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惟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他为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为李柏于公元328年从海头——罗布淖尔湖畔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也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即“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无疑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楼兰书法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以及北凉书法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楼兰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书法艺术的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该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从一些残纸墨迹的书写形式和署名情况来看，当地少数民族亦习汉字书法，有些作品或为当地民族所书写。
　　这些墨迹不仅使我们对字体的演变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当时书家的艺术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墨迹的本身，往往也是杰出的艺术作品，是书法学习与研究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