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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相互依赖理论为视角，认为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具有类似跨国公司的属性和功能，这一特点使得台商与两岸政府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既受到大陆政府和台湾当局及政党的影响，成为被动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又会充分发挥主动性，通过自身的活动对两岸政府及两岸关系产生影响。通过对台商之于两岸政治影响的分析，文本认为正是台商在两岸政策背后的推动作用使得两岸关系能不断前进，即台商对于两岸和平稳定具有积极的政治影响。
关键词：相互依赖理论 政治 台商
1.引言
活跃于两岸的台商 ，不仅是两岸经贸往来的主体，还充当着两岸政府交流沟通的信使，对减少两岸误会、增加两岸互信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台商投资大陆的经济行为，考察其在两岸政治交流领域中的角色，对于我们了解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相互依赖理论的相关观点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间的联系因为国际贸易的日益广泛而更加密切，并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局面。因此，经济关系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经济安全在国际政治的议题中也日益突出。可以说，经济因素促使国际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依托和推动力是活跃在世界市场上的众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无国界经营使得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这种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一方面给各国带来经济的互惠，另一方面使得各国间经济的敏感度增强，同时也模糊了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分界，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直接带入了国内领域，形成国家间既相互得利又相互制约的政治经济依赖关系（李元旭等，2002）。非国家行为体已拥有了充足的经济能力和全球性的权力来影响其他行为体（宋新宁等，2001）。显然，跨国公司就是这样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它凭借其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将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将全球政治联系了起来，一个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治决策都将牵动全球政治的神经，因此著名学者罗伯特？ 吉尔平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跨国公司时代”（罗伯特？吉尔平，2001：161）。
资本总是向安全的国度流动，因为安全是其产生利润和效益的基本前提，所以资本一旦投入哪个国家，它就会努力争取和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为了资本的安全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平稳展开，跨国公司通常都会服从东道国政府的管制，并且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游说和影响母国的政策，尽量避免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政治风险（约瑟夫？格里科等，2008）。因此，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跨国公司受到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成为被动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会充分发挥主动性，通过自身的活动对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产生影响（黄河，2008）。
3.台商具有类似“跨国公司”的属性和功能
根据联合国经济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权威定义，跨国公司指的是至少在两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而199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把组成法人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定义为“拥有定量股权资本，从而控制外国经济实体所拥有资产的企业”（陈宝森，1999：2）。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本质属性是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对于两岸而言，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台商正扮演着“跨国公司”的角色（尽管我们承认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政治实体的现实）。所以根据相互依赖理论的观点，跨越海峡的台商因其“跨国公司”的性质，时刻需要处理与两岸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既需要大陆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台湾当局改变政策与行动缓和两岸关系，甚至采取抗拒当局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4.台商与两岸政府的密切关系
4.1.台商与大陆政府
4.1.1.大陆政府关于台商投资的经济与政治考量
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向“海峡对岸发出了开展两岸贸易与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呼声”（王建民，1999）后，大陆政府对于台商投资一直秉持积极开放、热诚欢迎的态度。这主要是基于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台政策两方面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迫切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重新确立和巩固人民对于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基础。因此，大陆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仅使得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政治利益成为大陆企业和个人的目标诉求，还使经济效益在相当意义上成为衡量大陆各级政府工作成效的标准，并促使政府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
当时大陆面临着内部资金严重不足、技术落后和相关材料缺乏的问题，发展经济并非易事，需要大量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商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还基于同源同种的情缘而有强烈的投资意愿，因此大陆欢迎台商投资是情理之中的选择。而事实也证明，在大陆投资、经商和工作的近100万台商为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就业、和技术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朱显龙，2004）。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与国民党主席连战的会见中就曾指出：“大陆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包含着台湾胞的重要贡献。”（新华网，2005）
另一方面，台湾在与大陆隔绝的环境中实现了经济的腾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认同日益巩固，但是对大陆的认同则仅仅依靠历史和文化的联系，缺乏现实利益的支撑。因此，大陆为了消除两岸各自分离的局面、达到两岸经济相融的目的，对于台商大陆投资也有强烈的需求。即希望通过台商投资，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使两岸民众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从而提高对大陆的认同。而事实也正如预期那样，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确实深化了两岸的民间整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整合已从经济层面发展至社会层面，并由量的增加转而出现结构性改变。可以预测，随着两岸经济依存度的提高和台商投资的增长，两岸的交流将全面展开，各个领域的融合将达到新的高度。例如，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台商投资对台胞来大陆倾向与大陆居民赴台倾向的影响分别为：台商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台胞赴大陆将增加48572人次，大陆居民赴台将增加2312人次。可见，台商投资对两岸人员往来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张传国等，2005）。 总之，对于大陆而言，台商大陆投资既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能打破人为制造的分裂局面、实现两岸的和平稳定，可谓双赢之举。因此，坚定不移地吸引数量更多、质量更高、规模更大的台商企业到大陆投资设厂，使它们融入大陆的企业之中，这是大陆台商政策的最主要也是一以贯之的内容（闫安，2006）。
4.1.2. 经济利益是台商投资大陆的最大源动力
由于欧美国家把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因此台湾企业正面临全球或区域的巨大竞争压力。台商普遍意识到，若不积极利用大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就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
国际化水准是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台商尤其是大企业而言，投资大陆既是企业迈向国际化的尝试，也是扩充企业规模从而形成世界级跨国企业的重要保障。台湾学者李杨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台湾外销比率越高的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意愿越高；另外，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追随主要客户是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李杨，2003）。而当时大陆正好满足这些投资条件。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资料指出，中国大陆是1990——2000年接受外人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原因有三：第一、1979年施行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第二、投资优惠；第三、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和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尽管台湾当局对台商投资大陆多加限制，但是大陆低廉的生产成本、潜力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优惠的投资政策对台商投资产生了很大的磁吸效应。而事实也证明，台商的选择是正确的。据统计，大陆台资企业盈利面一直在60% 以上，其中以投资经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台商企业盈利面高达70%以上（李非，2008）。
总之，台商为了促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国际化，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积极利用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和优惠政策扩大投资，不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另外，根据学者的研究，目前在在大陆投资的台商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政党背景和政治取向，且认同或支持“泛蓝军” 的比例总体上略高于支持“泛绿军” 的比例，但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台商的政治倾向并不突出，党派立场也不明显（陈恩，2005）。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主任彭维学曾用“政冷经热”来概括台商的政治态度，认为“多数台商非常务实，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孙展等，2005）。
台商这种隐讳的政治态度正表现了商人的本质，即首要看重的是生存和盈利，最迫切需求的是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前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曾公开表示，我们这些台商和台籍干部都是中间选民，平常对岛内政治并不关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主张，我们在乎的是台湾领导人能够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真正为台湾人民谋福利（张依瑶，2004）。台商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那么将直接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
因此，虽然台商很少就特定政治议题向台湾当局施加或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多数台商希望两岸执政者都能维持两岸的稳定与和平，并且扩大两岸的经贸交流。例如王永庆、张荣发、许文龙等知名企业家，虽然很少讨论两岸政治议题，但都曾表达希望台湾当局实现两岸“三通”的意见；正是在台商多年的呼吁和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修订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且制定了两岸直航的“日程表”（孙兆慧，2008）。
4.1.3.小结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台商即使不赞成马上统一，也希望两岸关系能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的局面，使他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投资发展，而这与大陆在“经济上求整合，政治上求统一”的目标基本契合。由此可见，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广大台商是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台湾学者陈建仲认为的那样，台商团体是两岸关系的润滑剂，甚至是台湾打开大陆“政经樊笼”的金钥匙。
4.2.台商与台湾政党的博弈和合作
相比台商与大陆政府在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上的契合，2008年以前台商的需要与台湾当局的要求则一直是矛盾重重：首先，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目标是追求最大的自主性，因此对大陆政府表现出对立的态度，这与台商所要求的和平稳定相背离；其次，这种政治诉求时时反映在当局在经济政策中，“南向政策”、“戒急用忍”、拒绝“三通”、防堵大陆资金、限制台商投资，这些无一不是违反市场机制的自我封闭做法，显然与台商要求积极开放两岸经贸往来的愿望相冲突。
因此，台商投资大陆并非是当局主动促进的结果，毋宁说与当局的愿望相悖离。在反对台商投资大陆的当局看来，台商是“掏空台湾、促使台湾产业空洞化、打击本土产业、以经济力量资助大陆的敌人、叛徒”（刘建兴等，2004）。
但是事实证明，经济规律是难以抗拒的，台湾当局的上述做法在经济上不仅无法排除大陆因素，反而使得两岸经济的依存度在台商的迂回策略中不断提高。台商走在政策前面，当局再被迫逐步放宽若干限制以追认其合法的现象使得台湾对大陆的经贸政策陷入了被动、消极、防御的尴尬境地。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当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母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时，要么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公司的行为，要么跨国公司通过游说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苗迎春，2003）。既然台湾当局的行政强力无法阻挡台商投资大陆的脚步，那么唯有台商通过选举等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
台商们逐渐认识到，在国际竞争残酷和激烈的世界市场上，作为微观行为者的市场力量，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需要借助国家力量为资本国际化、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扫除障碍；没有政府的支持，跨国公司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同时，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为台商介入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台商为了确保在大陆的投资利益，自2004年以来一改过去对政治保持低调的态度，转而试图对台湾政局走向发挥影响，例如在2004年台湾大选中，在上海等地的台商甚至发起“爱乡项目”，呼吁台商积极回岛投票。 而台商凭借自身人数的规模和所掌握的产业、人才和资金，足以对台湾的政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政党选举，这是因为：一方面，台商群体的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在大陆投资经商的台商有100多万，台资企业雇佣的“台籍干部”达到数万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台籍学生在大陆就学，虽然这些人占台湾本岛的人口比例并不算大，但是如果将这个群体能够影响的亲属以及朋友算计在内，则其影响力不能小视（孙展等，2005）；另一方面，目前台湾政局的势力比较平均，蓝绿阵营固定选票的差额非常微弱，所以每一票对蓝绿阵营来说都很重要。
因此，拥有近百万选票的台商群体的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少数，被视为最具关键性的“胜选王牌”之一，甚至被称为“决定未来选情的‘第26县’”（ 张依瑶，2004）。
鉴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台商开始成为台湾各政党积极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而台商在台湾政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就是在2008年大选时帮助国民党重新获得政权。
由于民进党上台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方面缺少作为，并且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对台商强烈呼吁的两岸“三通”也多加阻挠，不仅导致岛内政局动荡，两岸局势持续恶化，还使岛内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台湾工商界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做法深感失望，纷纷呼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应该采取更弹性务实的做法（新浪网，2006）。所以2008年当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宣布胜选后将松绑台商投资大陆时，台商对国民党重新执政充满了期待。据报道，台商们在出席国民党组织的“大陆台商会长座谈会”时，直接向马英九表明：“帮助台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民党一定要夺回2008 年政权。”（人民日报，2007）而在这次大选中，有将近30万台商回台湾投票，选举热情空前高涨，相比2004年的5万人，增长了近6倍。
针对2008年马英九的胜选，台湾铭传大学杨开煌教授曾解释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主张是，经济上相互开放，政治上追求岛内的和解；同时也主张两岸相互尊重，缔造和平；此一主张与台湾过去八年的自闭锁国和挑衅大陆，利用悲情，制造不安的政策，大大不同，从而提供给台湾一个从激情的政治恶斗，回到休养生息，重新振作，迈向全球化的机会（林卿等，2008）。因此，与其说2008年是国民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台湾民众尤其是台商的胜利：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采取务实的态度，积极地与大陆建立互信、增进共识，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争取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环境，使台商可以专注于纯经济的商业经营，而不必饱受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困扰。
综上所述，在台商大陆投资的驱动下，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由采禁止、默许，转为放宽、规范，并朝着公开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就不可能有今日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5.总结
台湾前陆委会主席苏起曾说，目前两岸政治的走势是“把非政治的因素凝聚起来包围政治因素”（孙展等，2005）。两岸经济上的合作和认同虽然不能直接促成政治统一，可是保持长期稳定密切的经济交流，也等于保持住了两岸间的稳定沟通和密切往来，可以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架起坚实的桥梁（单小洁，2009）。因此，不可否认，正是台商在两岸政策背后的推动作用使得两岸关系能不断前进，使大陆即便在“台独”势力最猖獗的时候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性。台商投资大陆的经济行为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两岸民众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从而为两岸的政治交流塑造了一个积极和谐的协商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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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非，（2008），台商在大陆的发展与转型，发展与研究，2，第39—41页；
[14]陈恩，（2005），新世纪台商的政治生态变化和政党认同价值取向探析，东南亚研究，1，第43—47页；
[15]孙展、陈晓，（2005），两岸政局背后的台商势力：政治诉求经济互动，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5-23/11275963345s.shtml；
[16]张依瑶，（2004，1月30日），台商会投谁的票，环球时报，p1；
[17]孙兆慧，（2008），台商： 角色作用面面观，研究与探讨，6，第38—40页；
[18]刘建兴、高立军，（2004），台商——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台湾网 ，http：//www.chinataiwan.org/tsh/mtxy/tylt/200708/t20070801_405621.htm；
[19]苗迎春，（2003），跨国公司助推中美战略合作，中国网，http：//big5.china.com.cn/authority/txt/2003-10/21/content_5425777.html；
[20]新浪网，（2006）台工商界吁台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应采弹性务实做法，http：//mil.news.sina.com.cn/2006-08-01/1037387608.html；
[21]台商组织呼吁大陆台商回岛投票，（2007，6月5日），人民日报，p3；
[22]林卿、杨飞龙、林孔团、李碧珍，（2008），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创新与双赢——第二次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论坛综述，发展研究，8，第71—75页；
[23]单小洁，（2009），加大两岸经济交流促两岸早日统一，经营管理者，24，第215页。
关键词：相互依赖理论 政治 台商
1.引言
活跃于两岸的台商 ，不仅是两岸经贸往来的主体，还充当着两岸政府交流沟通的信使，对减少两岸误会、增加两岸互信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台商投资大陆的经济行为，考察其在两岸政治交流领域中的角色，对于我们了解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相互依赖理论的相关观点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间的联系因为国际贸易的日益广泛而更加密切，并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局面。因此，经济关系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经济安全在国际政治的议题中也日益突出。可以说，经济因素促使国际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依托和推动力是活跃在世界市场上的众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无国界经营使得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这种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一方面给各国带来经济的互惠，另一方面使得各国间经济的敏感度增强，同时也模糊了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分界，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直接带入了国内领域，形成国家间既相互得利又相互制约的政治经济依赖关系（李元旭等，2002）。非国家行为体已拥有了充足的经济能力和全球性的权力来影响其他行为体（宋新宁等，2001）。显然，跨国公司就是这样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它凭借其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将全球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将全球政治联系了起来，一个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治决策都将牵动全球政治的神经，因此著名学者罗伯特？ 吉尔平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跨国公司时代”（罗伯特？吉尔平，2001：161）。
资本总是向安全的国度流动，因为安全是其产生利润和效益的基本前提，所以资本一旦投入哪个国家，它就会努力争取和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为了资本的安全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平稳展开，跨国公司通常都会服从东道国政府的管制，并且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游说和影响母国的政策，尽量避免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政治风险（约瑟夫？格里科等，2008）。因此，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跨国公司受到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成为被动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会充分发挥主动性，通过自身的活动对两国及其双边关系产生影响（黄河，2008）。
3.台商具有类似“跨国公司”的属性和功能
根据联合国经济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权威定义，跨国公司指的是至少在两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而199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把组成法人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定义为“拥有定量股权资本，从而控制外国经济实体所拥有资产的企业”（陈宝森，1999：2）。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本质属性是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对于两岸而言，在大陆直接投资的台商正扮演着“跨国公司”的角色（尽管我们承认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政治实体的现实）。所以根据相互依赖理论的观点，跨越海峡的台商因其“跨国公司”的性质，时刻需要处理与两岸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既需要大陆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台湾当局改变政策与行动缓和两岸关系，甚至采取抗拒当局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4.台商与两岸政府的密切关系
4.1.台商与大陆政府
4.1.1.大陆政府关于台商投资的经济与政治考量
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向“海峡对岸发出了开展两岸贸易与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呼声”（王建民，1999）后，大陆政府对于台商投资一直秉持积极开放、热诚欢迎的态度。这主要是基于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台政策两方面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迫切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重新确立和巩固人民对于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基础。因此，大陆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仅使得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政治利益成为大陆企业和个人的目标诉求，还使经济效益在相当意义上成为衡量大陆各级政府工作成效的标准，并促使政府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
当时大陆面临着内部资金严重不足、技术落后和相关材料缺乏的问题，发展经济并非易事，需要大量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商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还基于同源同种的情缘而有强烈的投资意愿，因此大陆欢迎台商投资是情理之中的选择。而事实也证明，在大陆投资、经商和工作的近100万台商为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就业、和技术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朱显龙，2004）。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与国民党主席连战的会见中就曾指出：“大陆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包含着台湾胞的重要贡献。”（新华网，2005）
另一方面，台湾在与大陆隔绝的环境中实现了经济的腾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认同日益巩固，但是对大陆的认同则仅仅依靠历史和文化的联系，缺乏现实利益的支撑。因此，大陆为了消除两岸各自分离的局面、达到两岸经济相融的目的，对于台商大陆投资也有强烈的需求。即希望通过台商投资，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使两岸民众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从而提高对大陆的认同。而事实也正如预期那样，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确实深化了两岸的民间整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整合已从经济层面发展至社会层面，并由量的增加转而出现结构性改变。可以预测，随着两岸经济依存度的提高和台商投资的增长，两岸的交流将全面展开，各个领域的融合将达到新的高度。例如，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台商投资对台胞来大陆倾向与大陆居民赴台倾向的影响分别为：台商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台胞赴大陆将增加48572人次，大陆居民赴台将增加2312人次。可见，台商投资对两岸人员往来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张传国等，2005）。 总之，对于大陆而言，台商大陆投资既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能打破人为制造的分裂局面、实现两岸的和平稳定，可谓双赢之举。因此，坚定不移地吸引数量更多、质量更高、规模更大的台商企业到大陆投资设厂，使它们融入大陆的企业之中，这是大陆台商政策的最主要也是一以贯之的内容（闫安，2006）。
4.1.2. 经济利益是台商投资大陆的最大源动力
由于欧美国家把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因此台湾企业正面临全球或区域的巨大竞争压力。台商普遍意识到，若不积极利用大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就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
国际化水准是维持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台商尤其是大企业而言，投资大陆既是企业迈向国际化的尝试，也是扩充企业规模从而形成世界级跨国企业的重要保障。台湾学者李杨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台湾外销比率越高的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意愿越高；另外，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追随主要客户是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李杨，2003）。而当时大陆正好满足这些投资条件。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资料指出，中国大陆是1990——2000年接受外人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原因有三：第一、1979年施行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第二、投资优惠；第三、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和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尽管台湾当局对台商投资大陆多加限制，但是大陆低廉的生产成本、潜力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优惠的投资政策对台商投资产生了很大的磁吸效应。而事实也证明，台商的选择是正确的。据统计，大陆台资企业盈利面一直在60% 以上，其中以投资经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台商企业盈利面高达70%以上（李非，2008）。
总之，台商为了促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国际化，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积极利用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和优惠政策扩大投资，不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另外，根据学者的研究，目前在在大陆投资的台商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政党背景和政治取向，且认同或支持“泛蓝军” 的比例总体上略高于支持“泛绿军” 的比例，但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台商的政治倾向并不突出，党派立场也不明显（陈恩，2005）。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主任彭维学曾用“政冷经热”来概括台商的政治态度，认为“多数台商非常务实，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孙展等，2005）。
台商这种隐讳的政治态度正表现了商人的本质，即首要看重的是生存和盈利，最迫切需求的是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前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曾公开表示，我们这些台商和台籍干部都是中间选民，平常对岛内政治并不关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主张，我们在乎的是台湾领导人能够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真正为台湾人民谋福利（张依瑶，2004）。台商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那么将直接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
因此，虽然台商很少就特定政治议题向台湾当局施加或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多数台商希望两岸执政者都能维持两岸的稳定与和平，并且扩大两岸的经贸交流。例如王永庆、张荣发、许文龙等知名企业家，虽然很少讨论两岸政治议题，但都曾表达希望台湾当局实现两岸“三通”的意见；正是在台商多年的呼吁和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修订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且制定了两岸直航的“日程表”（孙兆慧，2008）。
4.1.3.小结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台商即使不赞成马上统一，也希望两岸关系能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的局面，使他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投资发展，而这与大陆在“经济上求整合，政治上求统一”的目标基本契合。由此可见，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广大台商是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台湾学者陈建仲认为的那样，台商团体是两岸关系的润滑剂，甚至是台湾打开大陆“政经樊笼”的金钥匙。
4.2.台商与台湾政党的博弈和合作
相比台商与大陆政府在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上的契合，2008年以前台商的需要与台湾当局的要求则一直是矛盾重重：首先，由于台湾当局的政治目标是追求最大的自主性，因此对大陆政府表现出对立的态度，这与台商所要求的和平稳定相背离；其次，这种政治诉求时时反映在当局在经济政策中，“南向政策”、“戒急用忍”、拒绝“三通”、防堵大陆资金、限制台商投资，这些无一不是违反市场机制的自我封闭做法，显然与台商要求积极开放两岸经贸往来的愿望相冲突。
因此，台商投资大陆并非是当局主动促进的结果，毋宁说与当局的愿望相悖离。在反对台商投资大陆的当局看来，台商是“掏空台湾、促使台湾产业空洞化、打击本土产业、以经济力量资助大陆的敌人、叛徒”（刘建兴等，2004）。
但是事实证明，经济规律是难以抗拒的，台湾当局的上述做法在经济上不仅无法排除大陆因素，反而使得两岸经济的依存度在台商的迂回策略中不断提高。台商走在政策前面，当局再被迫逐步放宽若干限制以追认其合法的现象使得台湾对大陆的经贸政策陷入了被动、消极、防御的尴尬境地。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当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母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时，要么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公司的行为，要么跨国公司通过游说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苗迎春，2003）。既然台湾当局的行政强力无法阻挡台商投资大陆的脚步，那么唯有台商通过选举等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
台商们逐渐认识到，在国际竞争残酷和激烈的世界市场上，作为微观行为者的市场力量，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需要借助国家力量为资本国际化、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扫除障碍；没有政府的支持，跨国公司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同时，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为台商介入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台商为了确保在大陆的投资利益，自2004年以来一改过去对政治保持低调的态度，转而试图对台湾政局走向发挥影响，例如在2004年台湾大选中，在上海等地的台商甚至发起“爱乡项目”，呼吁台商积极回岛投票。 而台商凭借自身人数的规模和所掌握的产业、人才和资金，足以对台湾的政坛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政党选举，这是因为：一方面，台商群体的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在大陆投资经商的台商有100多万，台资企业雇佣的“台籍干部”达到数万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台籍学生在大陆就学，虽然这些人占台湾本岛的人口比例并不算大，但是如果将这个群体能够影响的亲属以及朋友算计在内，则其影响力不能小视（孙展等，2005）；另一方面，目前台湾政局的势力比较平均，蓝绿阵营固定选票的差额非常微弱，所以每一票对蓝绿阵营来说都很重要。
因此，拥有近百万选票的台商群体的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少数，被视为最具关键性的“胜选王牌”之一，甚至被称为“决定未来选情的‘第26县’”（ 张依瑶，2004）。
鉴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台商开始成为台湾各政党积极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而台商在台湾政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就是在2008年大选时帮助国民党重新获得政权。
由于民进党上台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方面缺少作为，并且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对台商强烈呼吁的两岸“三通”也多加阻挠，不仅导致岛内政局动荡，两岸局势持续恶化，还使岛内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台湾工商界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做法深感失望，纷纷呼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应该采取更弹性务实的做法（新浪网，2006）。所以2008年当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宣布胜选后将松绑台商投资大陆时，台商对国民党重新执政充满了期待。据报道，台商们在出席国民党组织的“大陆台商会长座谈会”时，直接向马英九表明：“帮助台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民党一定要夺回2008 年政权。”（人民日报，2007）而在这次大选中，有将近30万台商回台湾投票，选举热情空前高涨，相比2004年的5万人，增长了近6倍。
针对2008年马英九的胜选，台湾铭传大学杨开煌教授曾解释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主张是，经济上相互开放，政治上追求岛内的和解；同时也主张两岸相互尊重，缔造和平；此一主张与台湾过去八年的自闭锁国和挑衅大陆，利用悲情，制造不安的政策，大大不同，从而提供给台湾一个从激情的政治恶斗，回到休养生息，重新振作，迈向全球化的机会（林卿等，2008）。因此，与其说2008年是国民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台湾民众尤其是台商的胜利：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采取务实的态度，积极地与大陆建立互信、增进共识，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争取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环境，使台商可以专注于纯经济的商业经营，而不必饱受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困扰。
综上所述，在台商大陆投资的驱动下，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由采禁止、默许，转为放宽、规范，并朝着公开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就不可能有今日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5.总结
台湾前陆委会主席苏起曾说，目前两岸政治的走势是“把非政治的因素凝聚起来包围政治因素”（孙展等，2005）。两岸经济上的合作和认同虽然不能直接促成政治统一，可是保持长期稳定密切的经济交流，也等于保持住了两岸间的稳定沟通和密切往来，可以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架起坚实的桥梁（单小洁，2009）。因此，不可否认，正是台商在两岸政策背后的推动作用使得两岸关系能不断前进，使大陆即便在“台独”势力最猖獗的时候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性。台商投资大陆的经济行为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两岸民众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从而为两岸的政治交流塑造了一个积极和谐的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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