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5年,我出生在天津“五大道”中的常德道,在那里长大,在那里成家,直到1985年,才搬出那个充满儿时童趣和青春记忆的地方。在“五大道”中30年的生活印记,让我熟知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但我并非真正懂得它。而让我真正读懂它,读懂我生活了60年的这座城市的,却是这历时3年的《五大道》创作历程。
解读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天津“五大道”是一片风情迥异的历史文化街区,过去曾是英租界的一部分。2011年,其成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大道”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早先是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五条街道。后来泛指由马场道、南京路、成都道、贵州路、西康路合围而成的方圆1.4平方公里的一片街区。
近年来,由于中外游客的误解,“五大道”渐渐又产生了一个引申义,人们往往以它代指整个原英租界。其中包括了原维多利亚道,即解放北路一带。
“五大道”里面,有近2000座欧洲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西式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其中,仅名人故居就多达百余处。
“五大道”仅仅是天津租界的一部分,从1861年至1945年,长达80年间,天津共有九国租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些租界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一方面,租界可以提供外国保护,免受动乱袭扰;另一方面,租界居住环境较为安逸;因此,大批中外历史人物曾经在天津租界居住。
我们在梳理史料中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名人都曾与天津有染,或过客,或留居。除李鸿章、袁世凯居住在租界外的总督衙门,孙中山短暂客宿利顺德饭店外,仅在天津租界有居所的历史人物就足以令人感到震撼。
其中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摄政王载沣,肃亲王善耆,两代庆亲王奕劻、载振等皇亲国戚诸家族;军机大臣那桐,顾问大臣荣庆,太监大总管小德张,户部侍郎铁良,太子少保金良,两广总督张鸣岐,江南提督张勋,湖北提督张彪等前清遗老遗少数十人。
还有北洋及民国时期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徐世昌四位大总统;段祺瑞、唐绍仪、顾维钧、潘复、熊希齡、王士珍、颜惠庆、靳云鹏等14位总理;王揖唐、朱启钤、吴光新、刘冠雄、汤玉麟等13位总长(部长);张作霖、张作相、段芝贵、鹿钟麟、阎锡山、倪嗣冲、孙传芳、陈光远、孙殿英、张学良、吉鸿昌、宋哲元等33位督军、将领。
美国31届总统胡弗,五星上将马歇尔,四星上将史迪威、李奇微等世界名人。此外,还有大买办梁炎卿、郑翼之、吴调卿等;实业家唐廷枢、周学熙、范旭东等;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教育家严修、张伯苓等也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重要的人生轨迹。
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晚清外交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北洋时代的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动荡岁月里,它的城市地位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
天津还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在这里相继设立了九国租界,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九国租界的面积是天津老城区的近9.82倍,天津由此被一种完全陌生的外来文化强行进入,开始了最无奈、最痛苦,最执着、最迫切的文明再造和社会转型。
天津租界的开辟和建设,使天津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现代城市,迅速崛起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昨天的屈辱伴随着昔日的辉煌,疯狂的掠夺也留下了历史的馈赠。
“漫步在五大道,仿佛走进了一座英伦小镇,充满着异域风情。你会感受到,一条条林荫小路,流淌着岁月时光;一幢幢名人故居,埋藏着历史风云。
“五大道”是天津租界的代表,解读一个独特的历史街区,破解一座城市的人文密码,翻检一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岁月,有助于让人们了解百年中国,这正是我们的创作初衷。
破解这座城市的人文密码
为什么这里会有独一无二的九国租界?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在这里兴起?为什么西学会在这里盛行?为什么改革新政会在这里实施?为什么历史风云人物会在这里聚集?
来过天津的人,往往会被这样的种种疑问和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息所吸引。
人们还会发现,这里少有特大城市那种高度密集,如同水泥森林般的建筑群,映入眼帘的尽是一片片簇红掩绿中的花园别墅和联排别墅,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大片西洋建筑群,构成了宽阔的城市空间,少了许多压抑感。一条河流从整个城区蜿蜒穿过,静静地流向大海。
天津有1300万人口,但这里的人们步履从容,鲜见现代大都市的那种行色匆匆。这里的民风质朴,人们热情好客,豁达包容,富于幽默感,城市因此被誉为“哏都”。
天津戏曲发达,名家辈出,民间基础雄厚,是曲艺的高地,京剧的考场。
天津还是北方花鸟鱼虫的最大市场,休闲之风盛行,人们享受快乐生活,慢生活。
天津的收藏界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不仅藏家众多,珍宝无数,民间收藏也蔚然成风。全国最早、最大的沈阳道古玩市场,人群熙攘,不仅马未都这样的大藏家光顾,连普通百姓也常手握物件在这里把玩,似乎津津有味地把玩着生活。
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人文品质,从何而来?历史上又是怎么形成的?这更是《五大道》想要表达的人文主题。
这一切,似乎都源于150年前,在那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天津的开埠;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九国租界的形成和它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于是,《五大道》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沿海河(当时称白河)溯流而上,攻占天津,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承德行宫,中国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天津从此开放为通商口岸,简称为开埠。开埠后,英、法、美三国以便利通商和侨民居住为由,强行划定了三块租界。这是天津最早出现的三国租界。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据此在天津开辟了日租界。德国以调停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名,要挟清政府,划分了德租界。英、法趁人之危,扩张其租界。
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攻破北京城,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中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俄、意、奥、比强行划定四国租界,英、法、德、日乘机大肆扩张其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形成了。
就这样,通过三场战争,天津被划分出了九个国家的租界。
租界形成后,随着洋行、洋商、买办的到来,天津与西方的贸易迅猛增长,加之李鸿章主持下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短短几十年间,天津就变成了北方的经济中心。同时,租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使天津成为了西方冒险家淘金的乐土。侨民的不断涌入,带来了不同国度的外来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人文环境的转变。天津由一个传统的中国城镇迅速完成了从经济到文化的现代城市转型。
早年的天津本来就是一个水旱码头,五方杂处之地,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同时又能顽强地保留着本土文化,至今天津无论从方音、方言,还是民风、习俗,都有鲜明的文化岛现象,加上九国租界,外来文化也略有差异,这种文化岛现象日益鲜明。可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王公贵胄纷纷逃到天津,躲入租界做寓公,以避革命党。他们除了带来大量财富外,也带来了贵族文化影响。他们崇尚奢华,讲究气派,一掷千金,打发时光。一时间戏剧名角穿梭京津,鼓曲艺人奔走堂会。而民间百姓多附庸风雅,戏曲之风久盛不衰。
北洋时期,动乱频仍,下野的军阀、政客,也纷纷躲进租界当了寓公。有的人确实心灰意冷,从此不问政事;有的人为避免政敌猜忌,故作闲赋之风,以待东山再起。他们赏花、观鱼、养鸟、斗虫的闲赋之风,确也影响至今。
而时事变迁,改朝换代,昔日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为维系已经过惯了的奢靡生活,不得不经常拿出家藏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变卖,这又成就了天津的收藏市场。
上述人等,不論何种境遇,但凡都已饱经沧桑,世事看透,与世无争,苦中作乐,心性豁达。这些事态为人,也渐成风气,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天津的社会文化心理。
天津近代涌现出来的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和革命志士,也给天津带来了革故鼎新、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或许就是这座城市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独特人文品质,包含的一些文化基因。
向世界讲述中国城市的故事
《五大道》从选题立项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向世界讲述这个城市故事”的创作目标。于是,无论从材料的选择,视角的切入,叙事的策略,构架的搭建,语言的运用,都紧紧抓住国际表达这个要义,都不脱离国际语境这个氛围。
“五大道”和“九国租界”这个题材,首先就是国际化的。天津又是中国早期就已国际化了的城市,国际上的认知度很高。国际上还有一个名为“九国旗帜下的天津”的跨国学术组织,成员包括了欧美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城市发展史的顶尖学者。当我们远赴欧美采访这些学者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天津的研究深度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学者。
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教席(最高荣誉和终身教授)史景迁,他从6岁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敬仰司马迁,就为自己起了这么个中国名字。一个著名汉学家,却多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可见西方的学术精神如何。他认为“天津是20世纪初,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引擎,是中国发展的强大中心推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孔迈隆,70多岁的老汉,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西方列强在19世纪,对中国的入侵和野蛮行径,是人类的耻辱。九国租界肢解了天津,但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国际化的深刻变革。”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学院教授蓝云认为“天津是个性鲜明、独一无二的,研究天津,更能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整个中国历史。”
选择了国际化的视角,还要运用好国际表达方式,采用一种外国人能看懂、听懂的语境讲述我们的故事。这就要求,在大的历史观上,旗帜鲜明,绝不含糊,不能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但又要避免过硬的语言刺激,和意识形态味道。我们确定了:多摆事实,少讲道理的叙事策略。
在9个主题版块的九集中,虽然内容侧重不同,但始终贯穿一个大主题,那就是“苦难与辉煌,裂变与重生”。
讲故事,讲有意思的故事,是《五大道》的艺术表达方式。全片讲述的历史人物有70余人,现实人物39人,采访中外学者31人,名人后裔,亲历者、老居民、收藏家、志愿者及相关人士25人,从不同侧面印证着历史故事,丰富着现实生活图景。
为了追求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五大道》使用了丰富的技术手段。除了高清摄像机常规拍摄,还使用了数字电影摄影机、高速摄影机等高新器材,并进行了多达百余架次的低空航拍,组织拍摄了166场情景再现,100多条延时摄影,以及水下摄影。拍摄了2万多分钟高清素材、9个T的电子素材。后期制作了近3000秒三维动画和视频包装,全片音乐全部是专门作曲,交响乐队演奏的创作音乐,加之李立宏富有磁性的声音解说,使《五大道》充满视听感染力。
《五大道》即将在央视纪录频道和天津卫视播出了,届时你仿佛能闻到,100多年前,那三场战争的烽火硝烟,能看到——北洋时代的开始和落幕;能见到——寓公生活里的隐秘故事;能听到——历史风云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际会涌动;能感到——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生死博弈;能触摸到——思想闸门打开时的巨大力量。
寻找、发现、探索、记录;历史的印记,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中。
450分钟,150年的历史,《五大道》,将向您讲述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
有理由相信,《五大道》播出之际,观众能够体验到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
解读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天津“五大道”是一片风情迥异的历史文化街区,过去曾是英租界的一部分。2011年,其成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大道”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早先是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五条街道。后来泛指由马场道、南京路、成都道、贵州路、西康路合围而成的方圆1.4平方公里的一片街区。
近年来,由于中外游客的误解,“五大道”渐渐又产生了一个引申义,人们往往以它代指整个原英租界。其中包括了原维多利亚道,即解放北路一带。
“五大道”里面,有近2000座欧洲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西式建筑,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其中,仅名人故居就多达百余处。
“五大道”仅仅是天津租界的一部分,从1861年至1945年,长达80年间,天津共有九国租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些租界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一方面,租界可以提供外国保护,免受动乱袭扰;另一方面,租界居住环境较为安逸;因此,大批中外历史人物曾经在天津租界居住。
我们在梳理史料中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名人都曾与天津有染,或过客,或留居。除李鸿章、袁世凯居住在租界外的总督衙门,孙中山短暂客宿利顺德饭店外,仅在天津租界有居所的历史人物就足以令人感到震撼。
其中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摄政王载沣,肃亲王善耆,两代庆亲王奕劻、载振等皇亲国戚诸家族;军机大臣那桐,顾问大臣荣庆,太监大总管小德张,户部侍郎铁良,太子少保金良,两广总督张鸣岐,江南提督张勋,湖北提督张彪等前清遗老遗少数十人。
还有北洋及民国时期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徐世昌四位大总统;段祺瑞、唐绍仪、顾维钧、潘复、熊希齡、王士珍、颜惠庆、靳云鹏等14位总理;王揖唐、朱启钤、吴光新、刘冠雄、汤玉麟等13位总长(部长);张作霖、张作相、段芝贵、鹿钟麟、阎锡山、倪嗣冲、孙传芳、陈光远、孙殿英、张学良、吉鸿昌、宋哲元等33位督军、将领。
美国31届总统胡弗,五星上将马歇尔,四星上将史迪威、李奇微等世界名人。此外,还有大买办梁炎卿、郑翼之、吴调卿等;实业家唐廷枢、周学熙、范旭东等;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教育家严修、张伯苓等也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重要的人生轨迹。
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晚清外交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北洋时代的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动荡岁月里,它的城市地位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
天津还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在这里相继设立了九国租界,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九国租界的面积是天津老城区的近9.82倍,天津由此被一种完全陌生的外来文化强行进入,开始了最无奈、最痛苦,最执着、最迫切的文明再造和社会转型。
天津租界的开辟和建设,使天津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现代城市,迅速崛起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昨天的屈辱伴随着昔日的辉煌,疯狂的掠夺也留下了历史的馈赠。
“漫步在五大道,仿佛走进了一座英伦小镇,充满着异域风情。你会感受到,一条条林荫小路,流淌着岁月时光;一幢幢名人故居,埋藏着历史风云。
“五大道”是天津租界的代表,解读一个独特的历史街区,破解一座城市的人文密码,翻检一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岁月,有助于让人们了解百年中国,这正是我们的创作初衷。
破解这座城市的人文密码
为什么这里会有独一无二的九国租界?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在这里兴起?为什么西学会在这里盛行?为什么改革新政会在这里实施?为什么历史风云人物会在这里聚集?
来过天津的人,往往会被这样的种种疑问和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息所吸引。
人们还会发现,这里少有特大城市那种高度密集,如同水泥森林般的建筑群,映入眼帘的尽是一片片簇红掩绿中的花园别墅和联排别墅,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大片西洋建筑群,构成了宽阔的城市空间,少了许多压抑感。一条河流从整个城区蜿蜒穿过,静静地流向大海。
天津有1300万人口,但这里的人们步履从容,鲜见现代大都市的那种行色匆匆。这里的民风质朴,人们热情好客,豁达包容,富于幽默感,城市因此被誉为“哏都”。
天津戏曲发达,名家辈出,民间基础雄厚,是曲艺的高地,京剧的考场。
天津还是北方花鸟鱼虫的最大市场,休闲之风盛行,人们享受快乐生活,慢生活。
天津的收藏界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不仅藏家众多,珍宝无数,民间收藏也蔚然成风。全国最早、最大的沈阳道古玩市场,人群熙攘,不仅马未都这样的大藏家光顾,连普通百姓也常手握物件在这里把玩,似乎津津有味地把玩着生活。
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人文品质,从何而来?历史上又是怎么形成的?这更是《五大道》想要表达的人文主题。
这一切,似乎都源于150年前,在那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天津的开埠;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九国租界的形成和它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于是,《五大道》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沿海河(当时称白河)溯流而上,攻占天津,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承德行宫,中国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天津从此开放为通商口岸,简称为开埠。开埠后,英、法、美三国以便利通商和侨民居住为由,强行划定了三块租界。这是天津最早出现的三国租界。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据此在天津开辟了日租界。德国以调停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名,要挟清政府,划分了德租界。英、法趁人之危,扩张其租界。
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攻破北京城,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中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俄、意、奥、比强行划定四国租界,英、法、德、日乘机大肆扩张其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形成了。
就这样,通过三场战争,天津被划分出了九个国家的租界。
租界形成后,随着洋行、洋商、买办的到来,天津与西方的贸易迅猛增长,加之李鸿章主持下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短短几十年间,天津就变成了北方的经济中心。同时,租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使天津成为了西方冒险家淘金的乐土。侨民的不断涌入,带来了不同国度的外来文化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人文环境的转变。天津由一个传统的中国城镇迅速完成了从经济到文化的现代城市转型。
早年的天津本来就是一个水旱码头,五方杂处之地,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同时又能顽强地保留着本土文化,至今天津无论从方音、方言,还是民风、习俗,都有鲜明的文化岛现象,加上九国租界,外来文化也略有差异,这种文化岛现象日益鲜明。可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王公贵胄纷纷逃到天津,躲入租界做寓公,以避革命党。他们除了带来大量财富外,也带来了贵族文化影响。他们崇尚奢华,讲究气派,一掷千金,打发时光。一时间戏剧名角穿梭京津,鼓曲艺人奔走堂会。而民间百姓多附庸风雅,戏曲之风久盛不衰。
北洋时期,动乱频仍,下野的军阀、政客,也纷纷躲进租界当了寓公。有的人确实心灰意冷,从此不问政事;有的人为避免政敌猜忌,故作闲赋之风,以待东山再起。他们赏花、观鱼、养鸟、斗虫的闲赋之风,确也影响至今。
而时事变迁,改朝换代,昔日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为维系已经过惯了的奢靡生活,不得不经常拿出家藏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变卖,这又成就了天津的收藏市场。
上述人等,不論何种境遇,但凡都已饱经沧桑,世事看透,与世无争,苦中作乐,心性豁达。这些事态为人,也渐成风气,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天津的社会文化心理。
天津近代涌现出来的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和革命志士,也给天津带来了革故鼎新、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或许就是这座城市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独特人文品质,包含的一些文化基因。
向世界讲述中国城市的故事
《五大道》从选题立项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向世界讲述这个城市故事”的创作目标。于是,无论从材料的选择,视角的切入,叙事的策略,构架的搭建,语言的运用,都紧紧抓住国际表达这个要义,都不脱离国际语境这个氛围。
“五大道”和“九国租界”这个题材,首先就是国际化的。天津又是中国早期就已国际化了的城市,国际上的认知度很高。国际上还有一个名为“九国旗帜下的天津”的跨国学术组织,成员包括了欧美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城市发展史的顶尖学者。当我们远赴欧美采访这些学者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天津的研究深度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学者。
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教席(最高荣誉和终身教授)史景迁,他从6岁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敬仰司马迁,就为自己起了这么个中国名字。一个著名汉学家,却多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可见西方的学术精神如何。他认为“天津是20世纪初,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引擎,是中国发展的强大中心推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孔迈隆,70多岁的老汉,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西方列强在19世纪,对中国的入侵和野蛮行径,是人类的耻辱。九国租界肢解了天津,但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国际化的深刻变革。”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学院教授蓝云认为“天津是个性鲜明、独一无二的,研究天津,更能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整个中国历史。”
选择了国际化的视角,还要运用好国际表达方式,采用一种外国人能看懂、听懂的语境讲述我们的故事。这就要求,在大的历史观上,旗帜鲜明,绝不含糊,不能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但又要避免过硬的语言刺激,和意识形态味道。我们确定了:多摆事实,少讲道理的叙事策略。
在9个主题版块的九集中,虽然内容侧重不同,但始终贯穿一个大主题,那就是“苦难与辉煌,裂变与重生”。
讲故事,讲有意思的故事,是《五大道》的艺术表达方式。全片讲述的历史人物有70余人,现实人物39人,采访中外学者31人,名人后裔,亲历者、老居民、收藏家、志愿者及相关人士25人,从不同侧面印证着历史故事,丰富着现实生活图景。
为了追求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五大道》使用了丰富的技术手段。除了高清摄像机常规拍摄,还使用了数字电影摄影机、高速摄影机等高新器材,并进行了多达百余架次的低空航拍,组织拍摄了166场情景再现,100多条延时摄影,以及水下摄影。拍摄了2万多分钟高清素材、9个T的电子素材。后期制作了近3000秒三维动画和视频包装,全片音乐全部是专门作曲,交响乐队演奏的创作音乐,加之李立宏富有磁性的声音解说,使《五大道》充满视听感染力。
《五大道》即将在央视纪录频道和天津卫视播出了,届时你仿佛能闻到,100多年前,那三场战争的烽火硝烟,能看到——北洋时代的开始和落幕;能见到——寓公生活里的隐秘故事;能听到——历史风云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际会涌动;能感到——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生死博弈;能触摸到——思想闸门打开时的巨大力量。
寻找、发现、探索、记录;历史的印记,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中。
450分钟,150年的历史,《五大道》,将向您讲述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
有理由相信,《五大道》播出之际,观众能够体验到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