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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并以少有的规格配发一条消息。这是中央的态度。
一开始，北京方面的指示是，邓小平此次到南方是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也不见报。但是，舆论这一次没有听话，坚持一点点撬开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报道大门。想报道却又都不敢
1992年春，邓小平来了。深圳人都知道了。但是，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像保密局的干部，缄默其口，什么也没有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也不是他们没有新闻敏感。这不能怪他们。上面有指示，新闻有纪律。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政领导最信任的记者之一。领受随行采访任务时，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此前，北京方面已有指示：邓小平此次到南方是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也不见报。
陈锡添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很多人已经知道此事了，海外媒体更是大加报道。他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被告知，做好记录工作，暂时不报道。不是这些官员不把这事当作新闻，而是谁都知道兹事体大，不敢做主。
邓小平南巡的报道，最早播发的是海外传媒。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三天，香港《明报》以“邓小平巡视深圳行程紧凑精神好”为标题率先披露邓小平南巡一事。
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时任深圳市委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
在中国，凡是搞过新闻的都知道，社会上都传开了的事，你“打死也不说”，只会把自己逼上一个不诚信的角落。怎么办?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啊，黄新华终于计上心头了：用外交辞令来作答。此后数日，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电稿里，都可以寻觅到黄新华当时那句经典答复：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黄新华说，“其实嘛，我也没有说出邓小平到底有没有来深的准信儿，这不违反党的宣传纪律。”
据黄新华后来回忆，当时他的心还是悬着的，因为境外中英文报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可都写着是你黄新华说的。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当时恰好也在北京开会，他只好向分管的副部长作了汇报。没想到，他得到的却是爽朗的笑声：“你怕什么?香港股票已经借你黄新华贵言劲升几百点了，许多人会请你吃饭的，你怕什么，有事咱们集体负责。”
实际上，深圳官员，甚至所有广东官员，都巴不得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此事呢。
再现“皇甫平”
香港、澳门传媒很热闹，内地传媒却静悄悄，这让深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实际上，为了把接待工作做得更好，深圳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吴松营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召参加工作小组并具体负责新闻宣传方面的事宜，包括深圳市唯一被允许全程跟随采访的文字记者陈锡添。
职业的敏感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采访任务。从1月19日早随深圳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1月23日送小平去珠海，他们近距离观察了小平在深圳的一言一行，并亲耳聆听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晚上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整理、核对记录。陈锡添说，邓小平离开深圳后，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报道出去。但是，有关方面的答复是：暂不准发表。
到了2月4日，即农历的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又刊登评论了。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着邓小平如何如何，不免沮丧。不过，这也让他灵机一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皇甫平”呢，人家报道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但论点全是邓小平说的话。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吴松营，立即得到认同。随后，吴松营把这个想法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杨广慧听完汇报之后，立即表示支持，并向市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随后，从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位置，连续刊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等八篇编辑部文章，将邓小平南巡深圳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巧妙地穿插在“八评”之中，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
由于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内，海内外多家重要传媒，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文章。这样一来，邓小平南巡谈话内容就等于基本公开了，整个社会为之沸腾，海内外都是讨论邓小平南巡的话题。
乔石第一个公开回应
1992年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24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天，北京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了，时任校长乔石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这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却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接着，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气氛越来越浓厚。陈锡添意识到，公开发表邓小平视察深圳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随后，陈锡添忐忑不安地拿着小样，同社长区汇文一起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就这样，1.1万字的长篇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1992年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上发了出来。第二天，国内众多媒体全文转载了该报道。
3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并以少有的规格配发一条消息。这是中央的态度。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该报道，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境外各大通讯社和其它主要媒体，有的播(刊)发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的发了有关消息和评论，称“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有两句重要的话未敢见报
随着新华社的报道，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近20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话语，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一开始，北京方面的指示是，邓小平此次到南方是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也不见报。但是，舆论这一次没有听话，坚持一点点撬开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报道大门。想报道却又都不敢
1992年春，邓小平来了。深圳人都知道了。但是，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像保密局的干部，缄默其口，什么也没有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也不是他们没有新闻敏感。这不能怪他们。上面有指示，新闻有纪律。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政领导最信任的记者之一。领受随行采访任务时，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此前，北京方面已有指示：邓小平此次到南方是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也不见报。
陈锡添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很多人已经知道此事了，海外媒体更是大加报道。他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被告知，做好记录工作，暂时不报道。不是这些官员不把这事当作新闻，而是谁都知道兹事体大，不敢做主。
邓小平南巡的报道，最早播发的是海外传媒。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三天，香港《明报》以“邓小平巡视深圳行程紧凑精神好”为标题率先披露邓小平南巡一事。
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时任深圳市委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
在中国，凡是搞过新闻的都知道，社会上都传开了的事，你“打死也不说”，只会把自己逼上一个不诚信的角落。怎么办?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啊，黄新华终于计上心头了：用外交辞令来作答。此后数日，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电稿里，都可以寻觅到黄新华当时那句经典答复：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
黄新华说，“其实嘛，我也没有说出邓小平到底有没有来深的准信儿，这不违反党的宣传纪律。”
据黄新华后来回忆，当时他的心还是悬着的，因为境外中英文报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可都写着是你黄新华说的。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当时恰好也在北京开会，他只好向分管的副部长作了汇报。没想到，他得到的却是爽朗的笑声：“你怕什么?香港股票已经借你黄新华贵言劲升几百点了，许多人会请你吃饭的，你怕什么，有事咱们集体负责。”
实际上，深圳官员，甚至所有广东官员，都巴不得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此事呢。
再现“皇甫平”
香港、澳门传媒很热闹，内地传媒却静悄悄，这让深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实际上，为了把接待工作做得更好，深圳市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吴松营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召参加工作小组并具体负责新闻宣传方面的事宜，包括深圳市唯一被允许全程跟随采访的文字记者陈锡添。
职业的敏感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采访任务。从1月19日早随深圳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1月23日送小平去珠海，他们近距离观察了小平在深圳的一言一行，并亲耳聆听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晚上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整理、核对记录。陈锡添说，邓小平离开深圳后，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报道出去。但是，有关方面的答复是：暂不准发表。
到了2月4日，即农历的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又刊登评论了。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着邓小平如何如何，不免沮丧。不过，这也让他灵机一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皇甫平”呢，人家报道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但论点全是邓小平说的话。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吴松营，立即得到认同。随后，吴松营把这个想法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杨广慧听完汇报之后，立即表示支持，并向市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随后，从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位置，连续刊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等八篇编辑部文章，将邓小平南巡深圳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巧妙地穿插在“八评”之中，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
由于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内，海内外多家重要传媒，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文章。这样一来，邓小平南巡谈话内容就等于基本公开了，整个社会为之沸腾，海内外都是讨论邓小平南巡的话题。
乔石第一个公开回应
1992年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24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天，北京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了，时任校长乔石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这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却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接着，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气氛越来越浓厚。陈锡添意识到，公开发表邓小平视察深圳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随后，陈锡添忐忑不安地拿着小样，同社长区汇文一起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就这样，1.1万字的长篇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1992年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上发了出来。第二天，国内众多媒体全文转载了该报道。
3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并以少有的规格配发一条消息。这是中央的态度。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该报道，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境外各大通讯社和其它主要媒体，有的播(刊)发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的发了有关消息和评论，称“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有两句重要的话未敢见报
随着新华社的报道，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近20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话语，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