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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禹偁（954-1001），北宋著名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王禹傅反对宋初浮靡文风，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著有《小畜集》。
诗漏院记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则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优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参考译文
大自然不说话，却能使万物顺利生长，每年的农事都有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掌管春、夏、秋、冬四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天神们调理气候，使得风调雨顺。皇帝不说话，而能使百姓和睦，万方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三公商讨治国大政，六卿各司其职，发扬光大了皇帝的教化。由此可知，皇帝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辛勤劳苦，这是效法自然之道啊。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从尧舜时代的皋陶、夔到唐代的房玄龄、魏征，是可以一一列举出来的。这不仅是他们有德行，而且也由于他们都勤勉地致力于国事。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一般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
朝廷从开国之初即沿袭唐代的制度，在丹凤门右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臣下的勤于政务。当宫殿的门楼上出现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起行，待漏院中仪仗火炬明亮闪耀。宰相到达，车驾铃声叮当。这时官门还没打开，玉漏还在滴着（朝会的时间还没到），于是撤下车盖，走下车来，在待漏院中暂时休息。在待漏院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应该会有所思考吧！
或许在想：百姓尚未安乐，思考着怎样让他们安定下来；四方夷狄尚未归顺，思考着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没有平息，要用什么办法来消除；田野很多荒芜了，要用什么措施去开垦。贤德之人还在乡野为民，我将引荐他们；奸佞之人却在朝廷为官，我将贬斥他们。气候（阴阳风雨晦明）反常，灾害频繁到来，我情愿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它；各种刑罚未能废弃，欺诈行为一天天发生，我将请求皇帝修明德行来矫正它。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官。官门开启后，皇帝从近旁百官那里听察四方民情。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国家风气因此而清明，百姓因此而富足。如果是这样，那么宰相统领百官，食俸万钱，就不算是侥幸得来的，而是应当的。
或许在想：我有私仇未报复，考虑怎样把仇敌驱逐出去；还有旧恩没报答，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美女钱财，一心想着用什么办法得到；车马珍玩，一心想着用什么手段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罢黜他们。春夏秋农忙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面有忧色，我便考虑怎样编造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玩弄法令，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满脑子私心杂念，心绪纷乱，打着瞌睡坐等入宫。宫门开了，皇帝殷切地四下顾盼，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了。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危险。如果是这样，那么把宰相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他的不幸，而是应当的。
由此可知，一国的政治，万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宰相手里，能够不慎重地对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评，也没有赞誉，跟着众人一同进退，窃居高位，贪求厚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自身，这也是没有什么可取的。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来规劝掌握国家大权的人。
赏评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关心朝政，心忧天下的优良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渴盼河清海晏，政治清明，国富民安。本文作者王禹偁就是这样一位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朝政敢于直言谏诤，虽屡受贬谪，但仍守正不阿，从《待漏院记》即可约略窥见其为人的特点和为文的风格。本文作于宋太宗淳化初年作者兼任大理寺官员期间，反映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忧虑和他的政治理想，表现了一位正直、热心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的传世名文之一，也是一篇优秀的政治美文。作为一篇美文，文章结构严谨，对比鲜明，中心显豁，集中论述了宰相的职责和作用，歌颂了公忠体国的宰相。其中关于贤相和奸相的对比，褒贬分明，感情色彩强烈，结构上整齐对称。本文语言骈散结合，散文的整体格局中，又穿插着大量的骈旬。开篇两个设问旬，整饬对偶，又自然从天道类比引申到人治。第二段描述宰相早朝前到达待漏院的场面，全用骈句，灵活押韵，朗朗上口，富有骈文的特点；文辞优美，描写生动，恢弘盛大，给人以庄严整肃之感。骈句还大量运用在贤相和奸相的内心世界的对比刻画上，即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它们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文章以四字短句为基本句式，又辅以散句和长句，不拘一格，节奏明快，清新淡雅，以努力表达内心思想情感为原则，既没有骈文的呆板，又没有宋初古文的生涩，显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畅又有骈文的内在节奏美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文学主张。 当然，作为一篇政治美文，更值得关注的还是文章的思想内涵，即文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政治理想。
首先，文章反映了儒家“垂拱而治”的治国思想。文章起笔写道：“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一开篇在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乍一看很突兀，其实这话大有渊源，大有深意。《论语》中孔子就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儒家看来，天地化育万物，有至德而不言，“天道”是道德的宇宙，它为人类世界确立价值标准，提供模仿榜样。天官们负责司掌气象风雨，从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而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效法天道，最高统治者作为“天之子”只要具备圣人之德，就可以做到“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却能使天下太平，即所谓“垂拱而天下洽”（《尚书·武成》），也就是无为而治。“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儒家所膜拜的圣贤——黄帝、尧、舜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首要前提是圣人必须是道德领袖，是价值标准，足以垂范万民，教化天下。所以儒家强调德政，以德服人，像众星拱北一样，实现无为而治。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天道有“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同理，圣人治国之道要有“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也就是说，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的第二个前提是三公、六卿各司其职，用这种道德指示与教育百姓，正如《礼记》所言：“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
可见，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无为而治的要义在于贤君要选拔、任用贤才，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勤于皇事，这样君王不必事必躬亲，就可以轻松治理好天下。王禹偁开篇把儒家这个内涵丰富的治国理论概括为：“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要言不烦，言简意赅，难怪颇受后人推崇。也由此可见王禹偁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是全文立论的理论基础，作者借以导出宰相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既然“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宰相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不是天经地义、天职所在吗？这样，文章立论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理论起点和坚实的理论依据，如高屋建瓴，下文的论述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优势。
再者，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和期待。基于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历来是人治重于法洽，官员的个人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从上文分析可知，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贤能的宰相在其间起枢纽作用。《待漏院记》实际上就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王禹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宋代因袭唐代的政治结构，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宋代，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正如文中所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王禹偁正是有感于宰相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针对性、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童，着力阐述了宰相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
作者在第三段刻画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贤相形象，他把政治清明，百姓富庶的希望寄托在贤相身上。他们夙兴夜寐，忧心忡忡，一心想着安兆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进贤人、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他们向皇帝提出正确的建议、措施，英明的皇帝采纳、实施后，“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因而他们也理所应当得到应有的奖励和待遇，“总百官、食万钱”。作者对他们充满着赞颂和期待。然而现实政治中，有忠必有奸，有贤也有愚。作者根据在待漏院等待上朝时内心所思所想的不同，把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和庸相三类。“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一个“思”字，揭示了各自的内心世界，更剖析了各自的灵魂。贤相不贪不腐，忧国忧民，一心为公，殚精竭虑；奸相则“私心慆慆”，挖空心思，一心想着公报私仇，扶持同党，排斥异己，打击忠良；一心想着金钱美女，车马珍玩，贪腐荒淫；一心想着巧言令色、取媚主上，不惜隐瞒灾情、包庇属下，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天下安危。这样的人一旦当政，“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这不是什么一念之差的问题，而是各自的品德和思想境界的有高低优劣的缘故。在与贤相的鲜明对比之中，作者褒贬之意不言自明。作者强烈地鞭挞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奸相，指出他们即使是受到“下死狱，投远方”的惩罚也是罪有应得。至于庸相呢，他们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贪禄恋栈，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也毫无可取之处。
作者勾画出贤相、奸相和庸相的形象，忠奸分明，贤愚立判，褒贬鲜明，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劝诫、呼唤位高权重、执掌朝政的宰相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清正廉洁，尽心尽力辅佐皇帝缔造大宋的清平统治，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体现了作者开明的政治主张和实现清明吏治的政治理想。位卑未敢忘优国，文童结尾说“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其心昭昭，日月可鉴。清代余诚评价说：“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见敬谨之意，而用规一语，尤觉一片婆心，千载如揭。宜昔人称为垂世立教之文。”
往事越千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禹偁乃至整个儒家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其政治理想实质上就是“明君贤相”的政治，基本上是个别人的政治，过于倚重个人的德与才，即上文所谈到的人治重于法治；也就是在保证君主圣明的前提下，再把勤政、廉政、政治清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员的道德自律，寄托在官员个人的素质与能力之上，而缺乏制度的保障和体制的监督、约束。这样说当然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但鉴往可以知来。联系当下正在大力进行的反腐倡廉、整顿干部作风的工作，可见党和政府强调抓紧建立和形成让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和让“庸官混不下去”的有效机制是多么切中肯綮了。
王禹偁（954-1001），北宋著名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王禹傅反对宋初浮靡文风，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著有《小畜集》。
诗漏院记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则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优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参考译文
大自然不说话，却能使万物顺利生长，每年的农事都有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掌管春、夏、秋、冬四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天神们调理气候，使得风调雨顺。皇帝不说话，而能使百姓和睦，万方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三公商讨治国大政，六卿各司其职，发扬光大了皇帝的教化。由此可知，皇帝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辛勤劳苦，这是效法自然之道啊。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从尧舜时代的皋陶、夔到唐代的房玄龄、魏征，是可以一一列举出来的。这不仅是他们有德行，而且也由于他们都勤勉地致力于国事。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一般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
朝廷从开国之初即沿袭唐代的制度，在丹凤门右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臣下的勤于政务。当宫殿的门楼上出现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起行，待漏院中仪仗火炬明亮闪耀。宰相到达，车驾铃声叮当。这时官门还没打开，玉漏还在滴着（朝会的时间还没到），于是撤下车盖，走下车来，在待漏院中暂时休息。在待漏院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应该会有所思考吧！
或许在想：百姓尚未安乐，思考着怎样让他们安定下来；四方夷狄尚未归顺，思考着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没有平息，要用什么办法来消除；田野很多荒芜了，要用什么措施去开垦。贤德之人还在乡野为民，我将引荐他们；奸佞之人却在朝廷为官，我将贬斥他们。气候（阴阳风雨晦明）反常，灾害频繁到来，我情愿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它；各种刑罚未能废弃，欺诈行为一天天发生，我将请求皇帝修明德行来矫正它。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官。官门开启后，皇帝从近旁百官那里听察四方民情。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国家风气因此而清明，百姓因此而富足。如果是这样，那么宰相统领百官，食俸万钱，就不算是侥幸得来的，而是应当的。
或许在想：我有私仇未报复，考虑怎样把仇敌驱逐出去；还有旧恩没报答，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美女钱财，一心想着用什么办法得到；车马珍玩，一心想着用什么手段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罢黜他们。春夏秋农忙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面有忧色，我便考虑怎样编造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玩弄法令，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满脑子私心杂念，心绪纷乱，打着瞌睡坐等入宫。宫门开了，皇帝殷切地四下顾盼，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了。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危险。如果是这样，那么把宰相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他的不幸，而是应当的。
由此可知，一国的政治，万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宰相手里，能够不慎重地对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评，也没有赞誉，跟着众人一同进退，窃居高位，贪求厚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自身，这也是没有什么可取的。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来规劝掌握国家大权的人。
赏评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关心朝政，心忧天下的优良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渴盼河清海晏，政治清明，国富民安。本文作者王禹偁就是这样一位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朝政敢于直言谏诤，虽屡受贬谪，但仍守正不阿，从《待漏院记》即可约略窥见其为人的特点和为文的风格。本文作于宋太宗淳化初年作者兼任大理寺官员期间，反映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忧虑和他的政治理想，表现了一位正直、热心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的传世名文之一，也是一篇优秀的政治美文。作为一篇美文，文章结构严谨，对比鲜明，中心显豁，集中论述了宰相的职责和作用，歌颂了公忠体国的宰相。其中关于贤相和奸相的对比，褒贬分明，感情色彩强烈，结构上整齐对称。本文语言骈散结合，散文的整体格局中，又穿插着大量的骈旬。开篇两个设问旬，整饬对偶，又自然从天道类比引申到人治。第二段描述宰相早朝前到达待漏院的场面，全用骈句，灵活押韵，朗朗上口，富有骈文的特点；文辞优美，描写生动，恢弘盛大，给人以庄严整肃之感。骈句还大量运用在贤相和奸相的内心世界的对比刻画上，即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它们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文章以四字短句为基本句式，又辅以散句和长句，不拘一格，节奏明快，清新淡雅，以努力表达内心思想情感为原则，既没有骈文的呆板，又没有宋初古文的生涩，显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畅又有骈文的内在节奏美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文学主张。 当然，作为一篇政治美文，更值得关注的还是文章的思想内涵，即文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政治理想。
首先，文章反映了儒家“垂拱而治”的治国思想。文章起笔写道：“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一开篇在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乍一看很突兀，其实这话大有渊源，大有深意。《论语》中孔子就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儒家看来，天地化育万物，有至德而不言，“天道”是道德的宇宙，它为人类世界确立价值标准，提供模仿榜样。天官们负责司掌气象风雨，从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而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效法天道，最高统治者作为“天之子”只要具备圣人之德，就可以做到“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却能使天下太平，即所谓“垂拱而天下洽”（《尚书·武成》），也就是无为而治。“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儒家所膜拜的圣贤——黄帝、尧、舜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首要前提是圣人必须是道德领袖，是价值标准，足以垂范万民，教化天下。所以儒家强调德政，以德服人，像众星拱北一样，实现无为而治。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天道有“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同理，圣人治国之道要有“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也就是说，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的第二个前提是三公、六卿各司其职，用这种道德指示与教育百姓，正如《礼记》所言：“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
可见，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无为而治的要义在于贤君要选拔、任用贤才，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勤于皇事，这样君王不必事必躬亲，就可以轻松治理好天下。王禹偁开篇把儒家这个内涵丰富的治国理论概括为：“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要言不烦，言简意赅，难怪颇受后人推崇。也由此可见王禹偁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是全文立论的理论基础，作者借以导出宰相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既然“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宰相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不是天经地义、天职所在吗？这样，文章立论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理论起点和坚实的理论依据，如高屋建瓴，下文的论述就有了居高临下的优势。
再者，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和期待。基于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历来是人治重于法洽，官员的个人素质显得尤为重要。从上文分析可知，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贤能的宰相在其间起枢纽作用。《待漏院记》实际上就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王禹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宋代因袭唐代的政治结构，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宋代，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正如文中所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王禹偁正是有感于宰相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针对性、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童，着力阐述了宰相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
作者在第三段刻画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贤相形象，他把政治清明，百姓富庶的希望寄托在贤相身上。他们夙兴夜寐，忧心忡忡，一心想着安兆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进贤人、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他们向皇帝提出正确的建议、措施，英明的皇帝采纳、实施后，“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因而他们也理所应当得到应有的奖励和待遇，“总百官、食万钱”。作者对他们充满着赞颂和期待。然而现实政治中，有忠必有奸，有贤也有愚。作者根据在待漏院等待上朝时内心所思所想的不同，把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和庸相三类。“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一个“思”字，揭示了各自的内心世界，更剖析了各自的灵魂。贤相不贪不腐，忧国忧民，一心为公，殚精竭虑；奸相则“私心慆慆”，挖空心思，一心想着公报私仇，扶持同党，排斥异己，打击忠良；一心想着金钱美女，车马珍玩，贪腐荒淫；一心想着巧言令色、取媚主上，不惜隐瞒灾情、包庇属下，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天下安危。这样的人一旦当政，“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这不是什么一念之差的问题，而是各自的品德和思想境界的有高低优劣的缘故。在与贤相的鲜明对比之中，作者褒贬之意不言自明。作者强烈地鞭挞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奸相，指出他们即使是受到“下死狱，投远方”的惩罚也是罪有应得。至于庸相呢，他们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贪禄恋栈，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也毫无可取之处。
作者勾画出贤相、奸相和庸相的形象，忠奸分明，贤愚立判，褒贬鲜明，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劝诫、呼唤位高权重、执掌朝政的宰相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清正廉洁，尽心尽力辅佐皇帝缔造大宋的清平统治，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体现了作者开明的政治主张和实现清明吏治的政治理想。位卑未敢忘优国，文童结尾说“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其心昭昭，日月可鉴。清代余诚评价说：“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见敬谨之意，而用规一语，尤觉一片婆心，千载如揭。宜昔人称为垂世立教之文。”
往事越千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禹偁乃至整个儒家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其政治理想实质上就是“明君贤相”的政治，基本上是个别人的政治，过于倚重个人的德与才，即上文所谈到的人治重于法治；也就是在保证君主圣明的前提下，再把勤政、廉政、政治清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员的道德自律，寄托在官员个人的素质与能力之上，而缺乏制度的保障和体制的监督、约束。这样说当然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但鉴往可以知来。联系当下正在大力进行的反腐倡廉、整顿干部作风的工作，可见党和政府强调抓紧建立和形成让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和让“庸官混不下去”的有效机制是多么切中肯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