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典型且特殊的群体。在我国，这个群体的数字大概是1000万。安徽省太湖县12岁的留守儿童章杨宇，因无法承受父母每年候鸟般地外出和回家，不动声色地、有计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孩子的离去能改变什么?又能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请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撰写的《留守儿童章杨宇之死》的采访手记。
　　
　　2008年2月25日，凭借爷爷柴篮上的一条绳索，安徽省太湖县天台联合小学五年级学生章杨宇结束了自己12岁的生命。
　　首先是惊愕。紧接着是好奇。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得知这个线索时，内心感受的变化。
　　一个12岁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能有多复杂——以至于他能事先安排好每个细节，然后用一根绳索，平静地告别这个世界?这个疑问成了我采访时最基本的问题意识。我在村子里的所有追问，都可以被归结为对疑问的求解。而不像很多读者的善意夸赞那样，是为了去“唤起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如果说《留守儿童章杨宇之死》这篇小文客观上达到了这个效果，我也只能诚实地说，那不是我采访的原始驱动力。
　　2008年2月25日，章杨宇早上梳了一个新发型去学校报到和领新书，下午回家后在自己的睡房看了看，又在伯父的房间里写了点东西。章杨宇最后告别的对象是爷爷。他趴在打麻将的爷爷背上，送出了一个亲吻，随后在爷爷的柴篮上解下了一根绳索就失踪了，直到伯父最后在祖祠后面的一根木头椽子下找到了整个身体都是悬空的侄子。
　　我到达村里已经是事情发生后的第10天的傍晚。大批当地媒体的狂轰滥炸，已经打破了这个小山村的宁静。尤其是孩子所在的学校——天台联合小学。后来，校长告诉我，事情发生后，媒体的接踵而至使得学校整整一个礼拜没能上课。
　　采访在我到达的那一刻开始。由于我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位老乡家里，正值放学时分，一个外人的到来很快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来，而且年纪看起来是个大哥哥，他们三三两两围上来，想要亲近而又犹疑躲闪。
　　“你是记者?”一个小孩躲在大孩子身后，问我。“是啊，我从北京来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交流在断断续续的问答中展开。我努力掩饰自己聊天的目的性，但每当触及关于章杨宇的话题，孩子们总在面面相觑后，“嘿嘿”一笑，代替回答。这场谈话没有直接的收获，但我间接收获到了孩子们的好感。后来，这一点成为采访能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
　　在老乡家里吃了点晚饭，又休息了一会，已经将近晚上8点。拿着一支手电筒，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我来到学校铁门外。特意选择天黑后探访学校，是因为我希望尽量将采访变成乡间常见的串门聊天，让老师们受访时有一个相对松弛的心态。隔着铁门缝隙，我将来意简单地作了交代。在片刻的犹豫后，铁门“吱”的一声打开，学校值夜班的副校长接待了我。他是本村人，他家与章杨宇家离得不远，但他没教过章杨宇，所以对孩子的情况并不了解。我们的交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介绍了学校留守儿童的一些概况，更重要的是，我弄明白，章杨宇只在这里待了半年，要想获知更多的情况，我应该去他以前就读过4年的小学。
　　次日，在两个当地孩子的陪同下，我来到章杨宇以前就读的学校。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女孩，她的弟弟跟章杨宇是同班同学，她本人与章杨宇最要好的堂姐同班。当我准确地报出从孩子们那里打听出的老师的名字，提出想跟他们聊聊时，校长一脸诧异的表情，随即看了看缩在我身后的两个孩子，似乎明白了什么。校长给我介绍了章杨宇的前班主任，巧合的是，他也是章杨宇父亲的小学老师。从这位班主任的介绍开始，我逐步接近了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这次探访，我收获了两个有意思的细节。一是，在校长提供一张教学情况的调查表上，我发现章杨宇给老师的建议是，“希望老师上课时严肃些”，这个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节，让我感受到这个孩子的锋芒；二是，我拿到了一张章杨宇登记用的免冠照片。我的“房东”后来告诉我，在来学校做过报道的所有媒体中，我是唯一拿到照片的人。这是因为有孩子们陪同，校长拿我当“自己人”了。至于那些扛着长枪短炮，问都不问就跑进学校乱拍的记者，遑论提供照片，连泡茶和问路的待遇也没享受到。从学校出来，我久久地看着这个孩子漂亮的脸，仿佛他也在照片里看着我，虽然他已经不能说话。
　　外围的情况已经了解得差不多。在孩子们的陪同下，我来到章杨宇的家里。孩子的父亲章新华、伯父和叔叔都在家，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后，他们并没有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激动，而是给我泡上一杯茶，很平静地跟我聊天。章新华的介绍，让这个孩子的轮廓渐渐清晰：这是一个对母亲特别依恋的孩子，懂事得近乎有些早熟，在情绪上有很强的自我控制力，在活泼的外表下，心里特别能藏事。章新华的回忆给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从1987年起，章新华就长期在外打工，2004年，妻子杨友娣也从家里出来了。从此，章新华夫妇每年都是候鸟般外出和回家，4个孩子都留给了大姐和年迈的父亲。章杨宇的伯父回忆，侄子出事时口袋里还留着一份遗书，内容有3点：一是让父母原谅自己的“不孝”；二是借了堂姐章丽芳20块钱，让父母代为偿还；最后是“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男人的感官总是粗线条的。我还想跟孩子的母亲和姑姑、姑父聊聊。母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孩子的姑姑是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代理了母亲的角色，而孩子的姑父作为小学教师，读过孩子的日记(已经在葬礼上烧掉)，如果能跟他们聊聊，无疑有助于走近孩子的内心。这个要求被温和地拒绝了。孩子的母亲和姑姑自从孩子出事，情绪几乎崩溃，家人一直避免她们受到任何刺激。我在一个多月后的回访中见到孩子姑姑时，一提到孩子的名字，这位不知所措的农村妇女的眼眶马上就湿润了。
　　出门时，我看见一群孩子蹲在地上，怯生生地看着我。随行的一个孩子偷偷告诉我，其中一个小姑娘就是丽芳，也就是章杨宇在遗书中让父母代还20元钱的那位堂姐。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故作平静地走上前去。但我至今记得她看我时的眼神，夹杂着无辜、恐惧、茫然。对于我的接近，本来就蹲在地上的她，紧张得全身僵住。连“多大了”“上几年级”这样的攀谈，也没有任何反应。
　　当地县委宣传部一辆轿车的到来，打破了我的采访进度。被接到县城的宾馆后，加上临时被编辑部加派了摄影的任务，我再也无法抽出整块的时间去与孩子的家人建立进一步的信任，无法告诉他们，作为一个有父母离异经历的人，我心疼这个孩子，我也理解他们。
　　不久，我采写的《留守儿童章杨宇之死》见刊了。作为一篇新闻稿件，我基本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但作为一篇特稿，我仍然没有读懂孩子的内心。关于他的情绪波动，尤其是他对父母爱怨交织的复杂情感，我仍然很模糊。章杨宇曾对母亲说过，“如果你们(父母)三月初六不回来，就要让你们后悔。”但是，为何情绪自控能力很强的他，自己却没有等到那一天就走向了不归路，我同样茫然。
　　采访过程中，我也收获了一个与稿件不直接相关的细节：我采访完毕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一直陪着我的11岁小姑娘，也是章杨宇的同班同学，悄悄拉着我的袖子说，“张哥哥，我有个请求，但又不好意思说。”“没关系，你有事就说吧。”“我说了你不准笑我。”“好，我保证不笑你。”“我们能不能做个约定，在10年后的今天，再在这里相见?”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含糊地说，“10年后你差不多已经上大学了，这样吧，你现在努力读书，以后考大学考到北京去，到时候哥哥带你去天安门和长城玩。”这个孩子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自己原来的理想是当经理，但现在变了，要当记者，像我一样，“走遍全世界”。这个细节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按我原来的设想，这些10岁出头的山里孩子从来没有出过农村，可能到过的最远地方就是山下的县城，在这个闭合系统中，他们对于社会的经验应该是白纸一张。但这个明显带有偶像剧风格的请求，以及他们爱看湖南卫视这个事实，则清楚地表明电视、偶像剧巨大的同构力。经过偶像剧的洗礼，山里孩子对生活的浪漫想象与都市的孩子并无不同。我的意思是，在电视节目高度娱乐化的今天，电视、偶像剧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已经实际上影响了“90后”孩子人生观的形成。
　　章杨宇就是个标准的电视迷。我无意把这个孩子的自杀与电视建立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宏观背景，某种程度上电视以比之前更强大的同化功能，催熟了电视机前的孩子。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孩子的内心世界已经是空前的“成熟”。他们以大人们意想不到的逻辑来认识世界并完成自我意识的塑造，而他们普遍比同年龄段时的上辈人“成熟”的内心，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上辈人的重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个被忽略，甚至被大人的错觉所遮蔽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