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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5年《京报副刊》的引发的“青年必读书”事件中，文化界各方思想百家争鸣。其中鲁迅的回答格外引人注目。鲁迅关注到文化接受中的受众、影响等因素，同时对传统文化也提出了理性的见解。
关键词：“青年必读书”；鲁迅；传统文化批判
1925年由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向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征求“青年必读书目”：即“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意在于加强文化界和青年群体的联系，同时客观上也为当时的各派学者提供了一个各抒己见、思想争鸣的平台。一时间围绕“青年”、“必读”、“书”的讨论在文化界、学术界搞得沸沸扬扬。胡适、梁启超、周作人、徐志摩等文化知名人士纷纷在《京报副刊》上开出了自己的“青年必读书目”清单，其中胡适一共推荐十本书，中西各五本，其中既有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也有孔子的《论语》，表明了他中西合璧的学理态度；徐志摩推荐的十本书中，八本是国外书目，并干脆用英文来记名。
鲁迅是第十位推荐的，他只写了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鲁迅后面有一个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实际，这里的中国书和外国书都变成了一种借代修辞，其含义不言而喻，鲁迅的决绝表示着他对中国书所代表的封建思想、体制的厌恶和抛弃。一直到三十年代，鲁迅看到施蛰存推荐青年读《庄子》和《文选》，还认定是“复古”“倒退”，一批再批，寸步不饶，竟至于骂的地步。
但是反观鲁迅自身，却深受传统文化的给养，他的《古小说钩沉》、《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汉文学史纲要》都表现了良好的汉学研究基础。在1930年，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书目，其中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隋文》、《全上古.隋诗》、《世说新语》、《论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少室山房笔丛》、《今世说》等。可见对于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事件来说，鲁迅的对“中国书”的批判，有其特殊的思考。
一是文化接受的对象：“青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破”是与他的民主现代国家理想的“立”并向而行的，而他更确信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在于青年。“青年”的发现，“新青年”的培养也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成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吃人”制度后的第一声呐喊。鲁迅是极为善待青年的，但是历经了被误解、被欺骗；也看到了青年们热情、激进后的盲动、轻信和怯懦。鲁迅对“青年”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了。年轻的另一面，是缺乏经验和辨识，很容易受到误导，面对这样的普遍性群体，没有专门引导和专业基础，外国书知识的正确性要比中国书多。
二是文化批判也是一种政治问题。书目推荐是面向青年群体，而《京报副刊》是面向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以“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推到高潮，使得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先锋者的特殊位置。但是随着“五四”的落潮，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局面的逐步变化，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同时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重审。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个字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整理和鉴别，才能区别"国故"中的"国粹"和"国渣"，才有利于批判"国渣"和继承"国粹"。他自己也开始整理文学遗产先后发表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从西学向中学的转向，配合着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尚未站稳脚跟，军阀政府极端恐惧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参预政治活动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仅表明了一种文化理念，更被看成代表了一种妥协于旧制度的保守政治立场。鲁迅在社会范围内对“中国书”的抛弃，是一种宣言，也是他对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文化性质的思考判断结果。1934年，鲁迅做了另一篇文章《拿来主义》，应和着30年代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使命，对传统文化更强调了“扬弃”的公允姿态。
三是就中国书而言。如果抛开“中国书”的借代意义而言，鲁迅自己读了不少中国书，也推荐许世瑛读中国书。但是他所推荐的书中，以小说、杂史、笔记为主，非古书之正统。这表明对于传统文化，鲁迅实是认为其精华在于民间江湖而非庙堂，他所反对的中国书，其实还是有所限定的。鲁迅的声明发表后，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也有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还有说：鲁迅先生“读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也做文加以解释和辩驳。
鲁迅的回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西学（“外国书”）引入之始，一定会面临着一个位置的抉择，即它如何与中学相处：是对立的、矫正的还是交融、补充的。在五四时期，因着特殊的文化语境和政治需要，两者关系无疑更多趋于前者。
关键词：“青年必读书”；鲁迅；传统文化批判
1925年由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向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征求“青年必读书目”：即“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意在于加强文化界和青年群体的联系，同时客观上也为当时的各派学者提供了一个各抒己见、思想争鸣的平台。一时间围绕“青年”、“必读”、“书”的讨论在文化界、学术界搞得沸沸扬扬。胡适、梁启超、周作人、徐志摩等文化知名人士纷纷在《京报副刊》上开出了自己的“青年必读书目”清单，其中胡适一共推荐十本书，中西各五本，其中既有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也有孔子的《论语》，表明了他中西合璧的学理态度；徐志摩推荐的十本书中，八本是国外书目，并干脆用英文来记名。
鲁迅是第十位推荐的，他只写了一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鲁迅后面有一个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实际，这里的中国书和外国书都变成了一种借代修辞，其含义不言而喻，鲁迅的决绝表示着他对中国书所代表的封建思想、体制的厌恶和抛弃。一直到三十年代，鲁迅看到施蛰存推荐青年读《庄子》和《文选》，还认定是“复古”“倒退”，一批再批，寸步不饶，竟至于骂的地步。
但是反观鲁迅自身，却深受传统文化的给养，他的《古小说钩沉》、《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汉文学史纲要》都表现了良好的汉学研究基础。在1930年，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书目，其中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隋文》、《全上古.隋诗》、《世说新语》、《论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少室山房笔丛》、《今世说》等。可见对于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事件来说，鲁迅的对“中国书”的批判，有其特殊的思考。
一是文化接受的对象：“青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破”是与他的民主现代国家理想的“立”并向而行的，而他更确信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在于青年。“青年”的发现，“新青年”的培养也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成为了批判封建礼教“吃人”制度后的第一声呐喊。鲁迅是极为善待青年的，但是历经了被误解、被欺骗；也看到了青年们热情、激进后的盲动、轻信和怯懦。鲁迅对“青年”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了。年轻的另一面，是缺乏经验和辨识，很容易受到误导，面对这样的普遍性群体，没有专门引导和专业基础，外国书知识的正确性要比中国书多。
二是文化批判也是一种政治问题。书目推荐是面向青年群体，而《京报副刊》是面向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是以“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推到高潮，使得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先锋者的特殊位置。但是随着“五四”的落潮，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局面的逐步变化，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同时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重审。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个字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整理和鉴别，才能区别"国故"中的"国粹"和"国渣"，才有利于批判"国渣"和继承"国粹"。他自己也开始整理文学遗产先后发表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从西学向中学的转向，配合着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尚未站稳脚跟，军阀政府极端恐惧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参预政治活动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仅表明了一种文化理念，更被看成代表了一种妥协于旧制度的保守政治立场。鲁迅在社会范围内对“中国书”的抛弃，是一种宣言，也是他对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文化性质的思考判断结果。1934年，鲁迅做了另一篇文章《拿来主义》，应和着30年代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使命，对传统文化更强调了“扬弃”的公允姿态。
三是就中国书而言。如果抛开“中国书”的借代意义而言，鲁迅自己读了不少中国书，也推荐许世瑛读中国书。但是他所推荐的书中，以小说、杂史、笔记为主，非古书之正统。这表明对于传统文化，鲁迅实是认为其精华在于民间江湖而非庙堂，他所反对的中国书，其实还是有所限定的。鲁迅的声明发表后，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也有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还有说：鲁迅先生“读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也做文加以解释和辩驳。
鲁迅的回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西学（“外国书”）引入之始，一定会面临着一个位置的抉择，即它如何与中学相处：是对立的、矫正的还是交融、补充的。在五四时期，因着特殊的文化语境和政治需要，两者关系无疑更多趋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