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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型”的核危机处理合作机制已经成型，尽管参与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博弈，但一张全球反核扩散的大网正越收越紧
自朝鲜10月9日不顾国际社会警告，“悍然”进行地下核试验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迅速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在五天之后的10月14日，一致通过关于谴责朝鲜核试验的第1718号决议。
该决议要求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或导弹发射，撤回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的《核不扩散条约》声明；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条的内容，即以非武力方式，禁止各国同朝鲜进行与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贸易，以及其他高端重型武器的交易。决议还对朝鲜实施奢侈品禁运以及冻结同核计划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资产，呼吁朝鲜无条件地返回六方会谈。
此项针对朝鲜的决议，表明朝鲜挑战国际社会共识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同时也证明，国际社会在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方面，已开始尝试强制性措施。国际社会特别是其最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国，在短时间内作出果断且坚决的反应，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于传统上看，中国并不愿对他国动辄以制裁等强制性手段相威胁；对于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则从未公开采取过强硬措施。此次中国反应之所以强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积级倡导的“六方会谈”机制久久不能重新启动，更重要的是，朝鲜核试爆等于宣布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旨在使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告吹。由此带来的半岛局势的不稳定，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加剧，都可能让中国苦心孤诣营造的稳定局面毁于一旦。
中美各有优先目标
正由于中国看待朝核问题更多地是从危机所引发的连带效应的角度，而非仅仅关注朝鲜拥有核武器本身，致使中国及邻国韩国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同美、日持有不同的看法。
对美国而言，曾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成员的朝鲜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朝鲜拥有核武器加剧了对于核扩散的担心——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将是美国的噩梦。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10月11日参加美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伊朗问题的研讨会时指出，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会同中、俄遏制朝鲜开发、扩散核武的能力极为重要；其言下之意是，由朝鲜拥核可能导致的核扩散，是美国的心头大患。因此，美国更为强调的是制裁，而非中韩所突出的重开谈判。
但在中国方面，从安理会制裁决议中坚持要求将常规武器排除在制裁名单外，以及坚决反对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国把制裁视做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而非目标。中国政府在10月19日派出以国务委员唐家璇为特使的代表团前往朝鲜，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及外交手段解决核问题方向的又一次努力。
实际上，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务卿赖斯10月20日造访中国磋商朝核危机后，同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的讲话中看出。赖斯的讲话首先强调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的意义，进而要求该决议中有关制裁条款得到完全执行；其次，赖斯才谈及通过“六方会谈”的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
反观李肇星的谈话，通篇没有一处出现“制裁”字眼，他强调的是通过对话和谈判实现半岛的非核化，并指出中国将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以及发挥适当的作用。就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军事和技术政策专家亚当希格（Adam Segal）指出，赖斯东亚之行的一大目标，特别是造访中国的目标，是努力确保中方加强跨境物资的检查。
中美在对待朝鲜核试爆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关注点，解决手法也有差异，而差异主要来源自地理位置。作为朝鲜仅有的三个陆地邻国之一，半岛的不稳定给中国带来的“负效应”是最直接的。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韩国，这也可以解释即使在朝鲜核试爆后，韩国政府至今依然不准备放弃接触朝鲜的“阳光政策”，不准备彻底中止同朝方进行的金刚山旅游项目和开城工业区的建设。
“自愿同盟”
伴随朝核问题的，是不断恶化但和平希望犹存的伊朗核问题。
随着安理会第1696号决议规定的8月31日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截止日期过去，伊朗核问题正进入相关国家草拟制裁草案的阶段。表面上看，亚洲两端的两起核危机交相呼应，此起彼伏，存在某种关联性；但实际上，两起危机存在根本的不同。
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国际社会对伊朗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并无异议，所谓核问题是伊朗不能证明其铀浓缩活动的和平目的。反观朝鲜，其不仅在2003年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且已经实际上拥有核武器，不是像外界对伊朗的普遍估计那样，距获得核武器还有四到六年的时间。
因此，两起核危机的相似性，更多地集中在国际社会采取的反制措施对他们的影响。
舆论普遍认为，安理会对朝鲜核试爆所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为，等于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送出清晰的信号；即国际社会的防不扩散努力绝不含糊，这有助于伊朗国内温和势力的提升。
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构成国际六方，在今年6月6日提交伊朗的一揽子激励方案中允诺，一旦伊朗放弃铀浓缩，国际社会将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帮助其建设轻水反应堆；取消对伊朗购买美国农业技术设备的禁令；允许进口飞机零部件，支持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这些激励性措施不可避免地对朝鲜起到某种示范性作用。正如第1718号决议第15段申明的：安理会将不断审议朝鲜的行动，根据需要，加强、修改、中止或解除制裁措施。
换言之，如果朝鲜能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则制裁可以解除，《共同声明》中关于能源、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作的承诺也可以得到落实。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在解决两个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多边原则。目前，无论是现实的地区、国际局势，还是布什政府的相关声明，都表明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
在伊朗问题上，只要美国的军事打击无法达到实现德黑兰政权更迭的局面，美国就不会贸然动武，否则伊朗将会通过代理人战争，以及打击国际石油市场等方式，破坏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而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在现有地缘政治格局下，更加在可行范围以外。
意识到手段的限制，布什政府显然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试图打造一个松散的“自愿同盟”，来共同遏制两个核计划。在伊朗问题上，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朝鲜，则是以中国为主导，加以美俄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韩国和日本——美国希望这些针对核扩散的联盟可以集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实现行动合法化、效果最大化的局面。而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尽管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博弈，但一张全球反核扩散的大网正越收越紧，留给伊朗和朝鲜活动的空间愈发狭小。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因其“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为人诟病。但六年之后，在两个危机的解决过程中，美国表现了相当的耐性与灵活性。当然，这种所谓“自愿同盟”更多地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属于“问题解决型”而非“政策导向型”的结构。如去年《共同声明》第四点所言，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这种永久和平机制的构成以及形式是什么，各方在解决危机过程都将不断考虑和博弈。■
自朝鲜10月9日不顾国际社会警告，“悍然”进行地下核试验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迅速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在五天之后的10月14日，一致通过关于谴责朝鲜核试验的第1718号决议。
该决议要求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或导弹发射，撤回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的《核不扩散条约》声明；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条的内容，即以非武力方式，禁止各国同朝鲜进行与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贸易，以及其他高端重型武器的交易。决议还对朝鲜实施奢侈品禁运以及冻结同核计划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资产，呼吁朝鲜无条件地返回六方会谈。
此项针对朝鲜的决议，表明朝鲜挑战国际社会共识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同时也证明，国际社会在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方面，已开始尝试强制性措施。国际社会特别是其最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国，在短时间内作出果断且坚决的反应，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于传统上看，中国并不愿对他国动辄以制裁等强制性手段相威胁；对于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则从未公开采取过强硬措施。此次中国反应之所以强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积级倡导的“六方会谈”机制久久不能重新启动，更重要的是，朝鲜核试爆等于宣布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旨在使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告吹。由此带来的半岛局势的不稳定，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加剧，都可能让中国苦心孤诣营造的稳定局面毁于一旦。
中美各有优先目标
正由于中国看待朝核问题更多地是从危机所引发的连带效应的角度，而非仅仅关注朝鲜拥有核武器本身，致使中国及邻国韩国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同美、日持有不同的看法。
对美国而言，曾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成员的朝鲜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朝鲜拥有核武器加剧了对于核扩散的担心——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将是美国的噩梦。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10月11日参加美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伊朗问题的研讨会时指出，在“六方会谈”框架下会同中、俄遏制朝鲜开发、扩散核武的能力极为重要；其言下之意是，由朝鲜拥核可能导致的核扩散，是美国的心头大患。因此，美国更为强调的是制裁，而非中韩所突出的重开谈判。
但在中国方面，从安理会制裁决议中坚持要求将常规武器排除在制裁名单外，以及坚决反对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国把制裁视做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而非目标。中国政府在10月19日派出以国务委员唐家璇为特使的代表团前往朝鲜，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及外交手段解决核问题方向的又一次努力。
实际上，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务卿赖斯10月20日造访中国磋商朝核危机后，同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的讲话中看出。赖斯的讲话首先强调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的意义，进而要求该决议中有关制裁条款得到完全执行；其次，赖斯才谈及通过“六方会谈”的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
反观李肇星的谈话，通篇没有一处出现“制裁”字眼，他强调的是通过对话和谈判实现半岛的非核化，并指出中国将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以及发挥适当的作用。就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军事和技术政策专家亚当希格（Adam Segal）指出，赖斯东亚之行的一大目标，特别是造访中国的目标，是努力确保中方加强跨境物资的检查。
中美在对待朝鲜核试爆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关注点，解决手法也有差异，而差异主要来源自地理位置。作为朝鲜仅有的三个陆地邻国之一，半岛的不稳定给中国带来的“负效应”是最直接的。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韩国，这也可以解释即使在朝鲜核试爆后，韩国政府至今依然不准备放弃接触朝鲜的“阳光政策”，不准备彻底中止同朝方进行的金刚山旅游项目和开城工业区的建设。
“自愿同盟”
伴随朝核问题的，是不断恶化但和平希望犹存的伊朗核问题。
随着安理会第1696号决议规定的8月31日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截止日期过去，伊朗核问题正进入相关国家草拟制裁草案的阶段。表面上看，亚洲两端的两起核危机交相呼应，此起彼伏，存在某种关联性；但实际上，两起危机存在根本的不同。
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国际社会对伊朗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并无异议，所谓核问题是伊朗不能证明其铀浓缩活动的和平目的。反观朝鲜，其不仅在2003年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且已经实际上拥有核武器，不是像外界对伊朗的普遍估计那样，距获得核武器还有四到六年的时间。
因此，两起核危机的相似性，更多地集中在国际社会采取的反制措施对他们的影响。
舆论普遍认为，安理会对朝鲜核试爆所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为，等于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送出清晰的信号；即国际社会的防不扩散努力绝不含糊，这有助于伊朗国内温和势力的提升。
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构成国际六方，在今年6月6日提交伊朗的一揽子激励方案中允诺，一旦伊朗放弃铀浓缩，国际社会将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帮助其建设轻水反应堆；取消对伊朗购买美国农业技术设备的禁令；允许进口飞机零部件，支持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这些激励性措施不可避免地对朝鲜起到某种示范性作用。正如第1718号决议第15段申明的：安理会将不断审议朝鲜的行动，根据需要，加强、修改、中止或解除制裁措施。
换言之，如果朝鲜能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则制裁可以解除，《共同声明》中关于能源、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作的承诺也可以得到落实。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在解决两个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多边原则。目前，无论是现实的地区、国际局势，还是布什政府的相关声明，都表明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
在伊朗问题上，只要美国的军事打击无法达到实现德黑兰政权更迭的局面，美国就不会贸然动武，否则伊朗将会通过代理人战争，以及打击国际石油市场等方式，破坏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而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在现有地缘政治格局下，更加在可行范围以外。
意识到手段的限制，布什政府显然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试图打造一个松散的“自愿同盟”，来共同遏制两个核计划。在伊朗问题上，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朝鲜，则是以中国为主导，加以美俄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韩国和日本——美国希望这些针对核扩散的联盟可以集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实现行动合法化、效果最大化的局面。而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尽管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博弈，但一张全球反核扩散的大网正越收越紧，留给伊朗和朝鲜活动的空间愈发狭小。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因其“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为人诟病。但六年之后，在两个危机的解决过程中，美国表现了相当的耐性与灵活性。当然，这种所谓“自愿同盟”更多地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属于“问题解决型”而非“政策导向型”的结构。如去年《共同声明》第四点所言，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这种永久和平机制的构成以及形式是什么，各方在解决危机过程都将不断考虑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