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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笔者的观点是：潜在的越境形式在此著作中是存在的，并且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所谓的越境既是时间上的自由回溯，又是此岸与他界间的来回穿行。在作者的人生观里面，死与生并不是相对的，而是一个整体。死与生的复合造就了他界的存在。在主人公直子身上表现出与现实的种种格格不入，都表明其对他界的向往，这也意味着她对现实生活的舍弃。所以，在整部作品中满是绝望与虚无，这也是作者对当代社会的真实感受。
关键词：潜意识 荒谬 生死 厌世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品之一，自1987年出版后，对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业内的大部分学者都纷纷参与研究《挪威的森林》。各个学者阅读此小说的关注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某位领域专家认为读者喜欢《挪威的森林》的原因是小说中营造的氛围给读者深深的代入感;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小说中对情感的处理是很细腻的，并且当时人们被太多的负面情感围绕着，这种情感和小说的描述比较相符;而林少华等一批学者则只是单纯地从文学手法上分析此小说，比如说文体、语言等。而笔者认为，小说中对文字和情感的处理是非常细腻的，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小说中作者对生死的特殊的见解。本文试从作者描述生死的角度分析小说中最真实的吸引力。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悲情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以“我”自称，在这个故事中还穿插着思乡的情感，所以有很强的代入感。然而，小说中对上流社会用品的描述篇幅很多，普通的民众基本接触不到。这说明作者在创作之初就没有想把小说当做常规的现实文学创作，这就是此篇著作的突破之处。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得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是比较梦幻的，读者有时能够想象小说中的情景，有时又对小说中的情节描述比较迷茫，这就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在现实世界和梦幻世界中徘徊。
由于这种徘徊性，文学界对此小说的看法不是特别统一。部分学者觉得作者在派别上应该被划分为“都市派”，其特点有断片性、符号性、非个人化和无机性，完全符合高消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界定。对立面则认为此文学作品应该属于现代主义文学，他们关注的是小说中村上描述的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焦点。不过，本人觉得村上的作品属于哪个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村上想通过此小说表达自己心中的世界。事实上，“任何作者的作品都是自我的释放与表达。”大多数情况下，作家都会通过寓言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内心的世界，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读者通过深入的阅读可以逐渐了解寓言真实的意义。《挪威的森林》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本文将致力于解析此小说真正的本质。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采用倒装的叙述形式，由故事的主人公“我”来讲述这一悲情的故事。当时的主人公37岁，乘坐飞机前往德国，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周围被音乐声充斥了，这个音乐就是《挪威的森林》。“我”非常熟悉这首歌，当时是和直子一起听的，地点是直子休养的“阿美寮”，音乐还是这首音乐，但是直子却已经自杀身亡了。此时的情景使得“我”不禁又想起了那时的事情，大约是18年以前：“飞机完全停稳了……我即将迎来自己20岁的生日。”
在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故事的主人公。作者采用“我”来叙述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说小说的目的是宣泄自己的情绪，恰好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就非常适合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就比如说《挪威的森林》。某些学者曾经宣称：“如果小说的创作者叙述的故事是部分的，使用情绪控制小说的走向，那就选择”我“作为叙述的主体。这样的叙述方式比较发散思维，激发作者的创作力，符合作者的叙述习惯。”不过，选择第一人称的协作形式，难度系数较高。主要就是“我”有双重身份，一个是故事的叙述者，一个是故事的主人公，在写作过程中，两种身份容易混淆。比如：《挪威的森林》中描写“我”在旅途中回忆往事时，往事中的“我”和回忆中的“我”就重叠了，读者区分不出两者的区别。在故事中，“我”突破了时间的界线，穿越了时空，和18年前的“我”相遇了。作者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缺陷潜意识中就会出现，将之前的努力毁于一旦。就像在小说的一个章节，“我”想要陪在直子身边，但却没有实行，“我”当时满怀愧疚的说了一句：“我究竟呆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句话是哪个“我”说的呢，可以是18年前的“我”，也可以是37岁陷入回忆中的“我”。不管是哪个我，都是可以解释通的，在这个时候两个“我”在理论上可以同时拥有一种知觉，这就是时间的越境。
不过，在小说中“我”并不是时间的越境表现的最明显的对象，而是故事中的女主角绿子和直子，这两个女人是彼此的分身。18年前，直子因为身体的原因去了外地，留在故乡的“我”生活很枯燥。这时，绿子出现了，她和“我”就读于一个班级，“我”和绿子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深。虽然绿子代替直子陪伴着“我”，但这并不代表着直子和绿子很相似，相反，两个人的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直子的性格是内向的、阴郁的，而绿子却是外向的、活泼的，绿子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小说中，绿子作为“我”的同班同学，和“我”、还有直子生活在一个年代，三个人说话的特点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认真阅读故事，我们就会发现，绿子的言行根本不具备1969年的任何特征，她更像活在80年代。小说中，“我”去拜访绿子，绿子唱歌给“我”听，小说中描述的绿子演唱的音乐从属于西方，流传的时间很长了。后来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西方的音乐流传至日本时间应该在1950年左右，在1969年影响最大。如果绿子在1969年就可以熟练地表演这些西方民乐，那么音乐流传的时间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作者叙述演奏音乐的视角是以1987年写作的时间出发的，这样就导致“我”在回忆的时候存在距离感。类似这样的时间的越境还有很多。还有就是绿子邀请“我”去吃披萨，去看色情电影时都存在这样的时间的越境。因为色情电影和披萨是在1970年左右引进入日本，在故事发生的年代根本不可能存在。某些读者觉得这样时间的越境只是因为春树一时的失误，不可以一直抓住不放。但是普通人认为是缺陷的地方却恰恰是作者的精明之处，是作者特意为之，这样的伏笔与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密不可分。了解作者的人能够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其实就是作者的代表。作者和“我”一样在东京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了解东京的方方面面。这样失误的存在不可能是作者的无意之举。 综上所述，绿子的真身应该是存在于小说创造的时期，而不是1969年，作者为了创造需要将绿子穿越时空，回到了1969年，回到了作者生活的东京。
1969年对作者的意义是不同的，1969年是他记忆的分水岭。1969年以前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时期，是一个斗争的年代。1969年以后，斗争的势头明显减退，人们的生活趋于平淡。小说中，绿子不是在1969年和80年代之间来回徘徊，绿子的穿越是单向的，她从1987年回到了1969年。换言之，就是绿子存在的时期是小说创作的时期。在1987年，绿子应该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出生的年限应该是1969年。春树对1969年的认知是非常特别的，他对这个年代存在特殊的感情。将绿子安排在1969年是春树特意安排的。不过，绿子存在的意义还有更深层次的，在小说中，绿子代表的是直子的新生，是自杀身亡的直子的延续。绿子实现了直子向往的生活方式。小说中直子的死亡时间是1969年，这一点如果不经过仔细深刻的阅读是看不出来的。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小说中一段关于萤火虫的描写，“过了好一阵……那小小的光芒始终在我的手指尖前面游动着”，推断出来。
这一段的描写是第三段和第四段衔接的篇幅，绿子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在小说全文的叙述中，直子和绿子从来没有一起出现过，对话也根本不可能。这一排布也显示出了春树写作的周密性。这也间接证明，在小说中绿子代表着直子生命的延续，她在代替直子生活着，从逻辑上，这样的理解行得通。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当“我”向绿子讲述自己和直子的青葱岁月的时候，绿子并没有出现常规女人该有的那种反应，反而坦然的接受了。这就说明直子和绿子就是彼此，没有人会羡慕嫉妒自己的。
作者描写的他界被阴郁的死亡氛围笼罩着。翻阅村上春树的其它作品也会发现关于他界的描述：有时是大海，有时是森林，或者是一个洞穴。大海的表象出现在《且听风吟》这部系列作品中，大海化作他界的表象还出现在另一部著作中，这部著作就是《盛夏之死》。作者是三岛由纪夫，三岛描述的他界和村上是有区别的，三岛的他界没有村上的那么悲观，是相对较平静的。《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他界就被表现为森林，洞穴的表象则出现在《奇鸟形状记》中。《挪威的森林》中要选择一个他界，那只能是“阿美寮”，它是直子养病的地方，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汽车载着二十来个客人马上就出发了……汽车载着我们到了一个四围群山环绕的盆地。”
在小说中，对“阿美寮”路途的描写并不是像描述的那样，每一处都暗藏着更深层次的比喻，就比如说杉树林就是此岸与他界的分界线。此岸和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小说中曾经这样描述过“阿美寮”：“穿过一片森林……每扇窗子都挂着窗帘。”
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来说，他界是朦胧的，无法想象的世界，这样加深他界的神秘性。其他的学者也着重解读过“阿美寮”，但是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它的阴森上，当多次阅读原文后，会发现，“阿美寮”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它是生死的统一，在那里不仅有死还有生。因为村上认为死即是一种新生。
在作者的理解中，此岸和他界是衔接的，是有入口的。就比如说“我”能够进入“阿美寮”看望直子。进入他界并不代表生命的尽头，如果你想要继续还是可以回头的。生死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小说中直子离开了此岸，但也没能进入他界，她一直在此岸和他界的接口处徘徊。在这个世界中，不容于两个世界的不只是直子，有很多人都是如此。
翻阅村上春树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认为生死并不是相对的，生包含着死。生死只是人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没有人愿意选择死，但是当死的时候也不必恐慌，因为死只是另一种生的开始。所以说，在村上的著作中你会发现有“灵魂人”的存在，这些人虽然活着，但却没有存在感，就比如说《挪威的森林》中的“敢死队”。他和现实世界存在着矛盾，他们活在此岸，但却隐藏起来，将自己和此岸隔离了，就像是故事中的直子。直子向“我”讲述自己内心的痛苦，将自己的心事吐露给“我”，但是“我”却理解不了直子，直子失望了，她深受打击。但是，“我”也是很痛苦的，“我”是一个普通人，无法理解直子的新生，帮不了直子。“我”无力的痛苦感感染了每一位阅读小说的人，使他们感同身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就是《挪威的森林》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蓝泰凯：《村上春树和他的青春小说〈挪威的森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 李娟：《从〈挪威的森林〉透析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失落与自我寻找》，《科技信息》，2009年第23期。
（王盟，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潜意识 荒谬 生死 厌世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品之一，自1987年出版后，对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业内的大部分学者都纷纷参与研究《挪威的森林》。各个学者阅读此小说的关注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某位领域专家认为读者喜欢《挪威的森林》的原因是小说中营造的氛围给读者深深的代入感;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小说中对情感的处理是很细腻的，并且当时人们被太多的负面情感围绕着，这种情感和小说的描述比较相符;而林少华等一批学者则只是单纯地从文学手法上分析此小说，比如说文体、语言等。而笔者认为，小说中对文字和情感的处理是非常细腻的，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小说中作者对生死的特殊的见解。本文试从作者描述生死的角度分析小说中最真实的吸引力。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悲情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以“我”自称，在这个故事中还穿插着思乡的情感，所以有很强的代入感。然而，小说中对上流社会用品的描述篇幅很多，普通的民众基本接触不到。这说明作者在创作之初就没有想把小说当做常规的现实文学创作，这就是此篇著作的突破之处。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得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是比较梦幻的，读者有时能够想象小说中的情景，有时又对小说中的情节描述比较迷茫，这就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在现实世界和梦幻世界中徘徊。
由于这种徘徊性，文学界对此小说的看法不是特别统一。部分学者觉得作者在派别上应该被划分为“都市派”，其特点有断片性、符号性、非个人化和无机性，完全符合高消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界定。对立面则认为此文学作品应该属于现代主义文学，他们关注的是小说中村上描述的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焦点。不过，本人觉得村上的作品属于哪个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村上想通过此小说表达自己心中的世界。事实上，“任何作者的作品都是自我的释放与表达。”大多数情况下，作家都会通过寓言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内心的世界，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读者通过深入的阅读可以逐渐了解寓言真实的意义。《挪威的森林》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本文将致力于解析此小说真正的本质。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采用倒装的叙述形式，由故事的主人公“我”来讲述这一悲情的故事。当时的主人公37岁，乘坐飞机前往德国，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周围被音乐声充斥了，这个音乐就是《挪威的森林》。“我”非常熟悉这首歌，当时是和直子一起听的，地点是直子休养的“阿美寮”，音乐还是这首音乐，但是直子却已经自杀身亡了。此时的情景使得“我”不禁又想起了那时的事情，大约是18年以前：“飞机完全停稳了……我即将迎来自己20岁的生日。”
在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故事的主人公。作者采用“我”来叙述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说小说的目的是宣泄自己的情绪，恰好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就非常适合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就比如说《挪威的森林》。某些学者曾经宣称：“如果小说的创作者叙述的故事是部分的，使用情绪控制小说的走向，那就选择”我“作为叙述的主体。这样的叙述方式比较发散思维，激发作者的创作力，符合作者的叙述习惯。”不过，选择第一人称的协作形式，难度系数较高。主要就是“我”有双重身份，一个是故事的叙述者，一个是故事的主人公，在写作过程中，两种身份容易混淆。比如：《挪威的森林》中描写“我”在旅途中回忆往事时，往事中的“我”和回忆中的“我”就重叠了，读者区分不出两者的区别。在故事中，“我”突破了时间的界线，穿越了时空，和18年前的“我”相遇了。作者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缺陷潜意识中就会出现，将之前的努力毁于一旦。就像在小说的一个章节，“我”想要陪在直子身边，但却没有实行，“我”当时满怀愧疚的说了一句：“我究竟呆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句话是哪个“我”说的呢，可以是18年前的“我”，也可以是37岁陷入回忆中的“我”。不管是哪个我，都是可以解释通的，在这个时候两个“我”在理论上可以同时拥有一种知觉，这就是时间的越境。
不过，在小说中“我”并不是时间的越境表现的最明显的对象，而是故事中的女主角绿子和直子，这两个女人是彼此的分身。18年前，直子因为身体的原因去了外地，留在故乡的“我”生活很枯燥。这时，绿子出现了，她和“我”就读于一个班级，“我”和绿子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深。虽然绿子代替直子陪伴着“我”，但这并不代表着直子和绿子很相似，相反，两个人的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直子的性格是内向的、阴郁的，而绿子却是外向的、活泼的，绿子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小说中，绿子作为“我”的同班同学，和“我”、还有直子生活在一个年代，三个人说话的特点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认真阅读故事，我们就会发现，绿子的言行根本不具备1969年的任何特征，她更像活在80年代。小说中，“我”去拜访绿子，绿子唱歌给“我”听，小说中描述的绿子演唱的音乐从属于西方，流传的时间很长了。后来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西方的音乐流传至日本时间应该在1950年左右，在1969年影响最大。如果绿子在1969年就可以熟练地表演这些西方民乐，那么音乐流传的时间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作者叙述演奏音乐的视角是以1987年写作的时间出发的，这样就导致“我”在回忆的时候存在距离感。类似这样的时间的越境还有很多。还有就是绿子邀请“我”去吃披萨，去看色情电影时都存在这样的时间的越境。因为色情电影和披萨是在1970年左右引进入日本，在故事发生的年代根本不可能存在。某些读者觉得这样时间的越境只是因为春树一时的失误，不可以一直抓住不放。但是普通人认为是缺陷的地方却恰恰是作者的精明之处，是作者特意为之，这样的伏笔与作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密不可分。了解作者的人能够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其实就是作者的代表。作者和“我”一样在东京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了解东京的方方面面。这样失误的存在不可能是作者的无意之举。 综上所述，绿子的真身应该是存在于小说创造的时期，而不是1969年，作者为了创造需要将绿子穿越时空，回到了1969年，回到了作者生活的东京。
1969年对作者的意义是不同的，1969年是他记忆的分水岭。1969年以前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时期，是一个斗争的年代。1969年以后，斗争的势头明显减退，人们的生活趋于平淡。小说中，绿子不是在1969年和80年代之间来回徘徊，绿子的穿越是单向的，她从1987年回到了1969年。换言之，就是绿子存在的时期是小说创作的时期。在1987年，绿子应该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出生的年限应该是1969年。春树对1969年的认知是非常特别的，他对这个年代存在特殊的感情。将绿子安排在1969年是春树特意安排的。不过，绿子存在的意义还有更深层次的，在小说中，绿子代表的是直子的新生，是自杀身亡的直子的延续。绿子实现了直子向往的生活方式。小说中直子的死亡时间是1969年，这一点如果不经过仔细深刻的阅读是看不出来的。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小说中一段关于萤火虫的描写，“过了好一阵……那小小的光芒始终在我的手指尖前面游动着”，推断出来。
这一段的描写是第三段和第四段衔接的篇幅，绿子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在小说全文的叙述中，直子和绿子从来没有一起出现过，对话也根本不可能。这一排布也显示出了春树写作的周密性。这也间接证明，在小说中绿子代表着直子生命的延续，她在代替直子生活着，从逻辑上，这样的理解行得通。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当“我”向绿子讲述自己和直子的青葱岁月的时候，绿子并没有出现常规女人该有的那种反应，反而坦然的接受了。这就说明直子和绿子就是彼此，没有人会羡慕嫉妒自己的。
作者描写的他界被阴郁的死亡氛围笼罩着。翻阅村上春树的其它作品也会发现关于他界的描述：有时是大海，有时是森林，或者是一个洞穴。大海的表象出现在《且听风吟》这部系列作品中，大海化作他界的表象还出现在另一部著作中，这部著作就是《盛夏之死》。作者是三岛由纪夫，三岛描述的他界和村上是有区别的，三岛的他界没有村上的那么悲观，是相对较平静的。《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他界就被表现为森林，洞穴的表象则出现在《奇鸟形状记》中。《挪威的森林》中要选择一个他界，那只能是“阿美寮”，它是直子养病的地方，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汽车载着二十来个客人马上就出发了……汽车载着我们到了一个四围群山环绕的盆地。”
在小说中，对“阿美寮”路途的描写并不是像描述的那样，每一处都暗藏着更深层次的比喻，就比如说杉树林就是此岸与他界的分界线。此岸和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小说中曾经这样描述过“阿美寮”：“穿过一片森林……每扇窗子都挂着窗帘。”
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来说，他界是朦胧的，无法想象的世界，这样加深他界的神秘性。其他的学者也着重解读过“阿美寮”，但是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它的阴森上，当多次阅读原文后，会发现，“阿美寮”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它是生死的统一，在那里不仅有死还有生。因为村上认为死即是一种新生。
在作者的理解中，此岸和他界是衔接的，是有入口的。就比如说“我”能够进入“阿美寮”看望直子。进入他界并不代表生命的尽头，如果你想要继续还是可以回头的。生死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小说中直子离开了此岸，但也没能进入他界，她一直在此岸和他界的接口处徘徊。在这个世界中，不容于两个世界的不只是直子，有很多人都是如此。
翻阅村上春树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认为生死并不是相对的，生包含着死。生死只是人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没有人愿意选择死，但是当死的时候也不必恐慌，因为死只是另一种生的开始。所以说，在村上的著作中你会发现有“灵魂人”的存在，这些人虽然活着，但却没有存在感，就比如说《挪威的森林》中的“敢死队”。他和现实世界存在着矛盾，他们活在此岸，但却隐藏起来，将自己和此岸隔离了，就像是故事中的直子。直子向“我”讲述自己内心的痛苦，将自己的心事吐露给“我”，但是“我”却理解不了直子，直子失望了，她深受打击。但是，“我”也是很痛苦的，“我”是一个普通人，无法理解直子的新生，帮不了直子。“我”无力的痛苦感感染了每一位阅读小说的人，使他们感同身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就是《挪威的森林》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蓝泰凯：《村上春树和他的青春小说〈挪威的森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 李娟：《从〈挪威的森林〉透析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失落与自我寻找》，《科技信息》，2009年第23期。
（王盟，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