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5日，我乘班机由西安飞南京办理去美国留学手续，6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在南京的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问清我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让我速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我按“陌生人”交代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周恩来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庄重地说：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7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分。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中共地下党员，我与周恩来的联络人)通信?我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并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周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我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让我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令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注意我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我，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去。周恩来要我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于是我就按周恩来的安排，安心地回南京办留美手续。
　　
　　(摘自《大家文摘报》2008512)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