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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提出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进一步扩大开放措施，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并实施，汽车、船舶、金融等产业开放水平大幅提高，我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迅速提高32位，首次进入全球前五十名。
这些开放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外资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特别是面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投资。广大跨国公司增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信心，进一步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扎根成长。
2018年我国利用外资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下半年明显高于2017年。去年，我国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增长4%，与2016年增速基本持平。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长势头相较去年下半年稍显乏力，1～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如按美元计价，则同比增长4.1%）;其中一季度增速0.5%，二季度增速有所提升，为1.7%。
但随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今年7～10月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增长10.9%（以美元计价），明显高于上'半年的4.1%，扩大开放对促进外资流入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入我国的外资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加工组装和房地产转向高技术制造、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2017年，流入我国房地产业的外资下降14.24%，而流入科技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外资分别增长4.97%、147.78%和3.78%。
今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整体上仍然表现出流入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态势。 2018年前三季度，流入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FDl分别同比增长20%和50%，带动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3%，扭转了制造业利用外资逐年下滑的趋势。而在服务业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增长的重点，特别是三季度该行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84%，显示出外资企业日益重视我国市场，积极建设财务、清算、决策等业务中心。但也要注意到，医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等部分高技术行业利用外资规模呈现显著下降态势，这既有行业周期因素和外部沖击因素，但也间接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仍有改善空间，值得密切关注。
长期以来，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直在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中占主导地位，2017年来自这五个经济体的外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8.1%。今年以来，香港作为我国主要利用外资来源地的地位仍未改变，但已有所下降。上半年来自香港地区的FDI仅同比增长2%，7～10月份累计值更是仅同比增长0.16%，明显低于平均增速。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走势陡变，由上半年同比增长34.5%转至7～10月份同比下降21.9%。同时，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充分利用我国进一步扩大汽车、船舶等领域开放的机遇，并希望在中美经贸摩擦期间扩大在我国市场的影响力，纷纷扩大对华投资规模。7～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69.5%，英国、德国等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更是增长了数倍之多。
今年以来，虽然面临中美经贸摩擦等诸多外部因素，但大多数外资企业通过转变出口方式、内部降低成本、强化贸易谈判议价能力等因素有效地消化了关税上升对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之现阶段客观存在一定的“抢出口”因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8.53%和12.46%。但也要看到，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相对偏高，受外部冲击影响要大于本土企业，其对外贸易额占比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比重分别为41.6%和43.8%，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6和3.1个百分点。
预计2019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效力的进一步释放，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有望实现5%～10%的增速，重点流向汽车、通用设备、专用设氙商务服务等领域，但明年利用外资也要预防三种情况。
首先是中美经贸摩擦对外资存量的负面影响持续上升。与对外贸易不同，分析利用外资既要看增量，更要看存量。当前，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和部分领域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地吸引新增外资流入。但与此同时，在纺织服装、家电乃至电子等领域，受中美经贸摩擦、劳动力成本上升、综合成本优势下降等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经营困难程度加剧，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的趋势明显上升。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下半年以来，受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3家企业已经计划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全部为外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在我国生根多年，对就业、税收和完善产业供应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新开放领域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我国今年以来大幅度扩大了汽车、船舶、金融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这无疑为诸多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斯拉、宝马等欧美大型企业均明显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但从中长期看，这种政策开放红利势必会逐渐减弱，我国保持全球最优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仍然要依靠优良的营商环境、相对有竞争力的各类成本、完善的配套产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竞争优势。而当前，我国在企业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已经有所弱化，在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虽然有所改善，但与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差距，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这些新兴领域利用外资的可持续性。 最后是东盟国家等新兴市场和我国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不断加大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力度，意图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目的地。这些经济体不但重点引入劳动密集型外资，也在积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改善自身的要素禀赋，积极引入高技术产业外资，已经和我国形成激烈竞争。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区的负责人称，虽然钦州园区取消了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成，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但和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吸引优质项目入驻方面呈现明显劣势。
鉴于以上分析，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举措，一是有效對冲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二是从细微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稳定外资，三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四是结合陆海大通道建设创造利用外资新热点。
首先，建议各地区，特别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重点省市尽快对中美经贸摩擦受影响较大企业开展摸底工作，并为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尽快设立专项资金做好救助准备。重点地区应建立好对受影响较大企业的长期跟踪机制，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稳定外资企业就业状况。加强部门协调，依据法律基础，在国家层面尽快形成对这类受不可抗力损害较大企业的支持政策体系。
其次，建议加快推进各地区对于具体营商环境问题上的梳理工作，着重对涉及中央事权的部分进行归纳总结，使相关改革更加“有的放矢”。在签证、员工住房、购车、孩子教育等领域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如探索建设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白领公寓”，对年龄较大的境外技术工人在工作签证上提供更多便利等，为外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国家级开发区为重点，探索在新增投资的建筑施工许可、消防、安全等领域推广实施自贸试验区的事前承诺制政策，对“零增加面积”技术改造投资探索采取备案制，缩短企业项目建设时间。
再次，建议切实落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中公布的扩大汽车、船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措施，有效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尽快减少教育、医疗两个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探索进一步放开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限制。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扩大电信业对外开放，探索逐步放宽外资企业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等业务的限制。
最后，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西部地区陆海大通道建设，这一通道建设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四川、重庆等西部重要省市的区位劣势，培育利用外资新热点。建议一是适度放宽通道沿线省市企业主营收入占总收入70%才能获取税收优惠的门槛。二是探索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推广到通道沿线省市的西部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是探索允许通道沿线各省市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按150%的比例抵扣企业应纳税额，最高不超过应纳税额的8%。
这些开放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外资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特别是面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投资。广大跨国公司增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信心，进一步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扎根成长。
整体保持稳定增长
2018年我国利用外资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下半年明显高于2017年。去年，我国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增长4%，与2016年增速基本持平。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长势头相较去年下半年稍显乏力，1～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如按美元计价，则同比增长4.1%）;其中一季度增速0.5%，二季度增速有所提升，为1.7%。
但随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今年7～10月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增长10.9%（以美元计价），明显高于上'半年的4.1%，扩大开放对促进外资流入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
50% 2018年前三季度，流入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FDI分别同比增长20% 和50%。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入我国的外资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加工组装和房地产转向高技术制造、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2017年，流入我国房地产业的外资下降14.24%，而流入科技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外资分别增长4.97%、147.78%和3.78%。
今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整体上仍然表现出流入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态势。 2018年前三季度，流入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FDl分别同比增长20%和50%，带动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3%，扭转了制造业利用外资逐年下滑的趋势。而在服务业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增长的重点，特别是三季度该行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84%，显示出外资企业日益重视我国市场，积极建设财务、清算、决策等业务中心。但也要注意到，医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等部分高技术行业利用外资规模呈现显著下降态势，这既有行业周期因素和外部沖击因素，但也间接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仍有改善空间，值得密切关注。
长期以来，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直在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中占主导地位，2017年来自这五个经济体的外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8.1%。今年以来，香港作为我国主要利用外资来源地的地位仍未改变，但已有所下降。上半年来自香港地区的FDI仅同比增长2%，7～10月份累计值更是仅同比增长0.16%，明显低于平均增速。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走势陡变，由上半年同比增长34.5%转至7～10月份同比下降21.9%。同时，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充分利用我国进一步扩大汽车、船舶等领域开放的机遇，并希望在中美经贸摩擦期间扩大在我国市场的影响力，纷纷扩大对华投资规模。7～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69.5%，英国、德国等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更是增长了数倍之多。
今年以来，虽然面临中美经贸摩擦等诸多外部因素，但大多数外资企业通过转变出口方式、内部降低成本、强化贸易谈判议价能力等因素有效地消化了关税上升对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之现阶段客观存在一定的“抢出口”因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8.53%和12.46%。但也要看到，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相对偏高，受外部冲击影响要大于本土企业，其对外贸易额占比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比重分别为41.6%和43.8%，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6和3.1个百分点。
三种情况需有预案
预计2019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效力的进一步释放，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有望实现5%～10%的增速，重点流向汽车、通用设备、专用设氙商务服务等领域，但明年利用外资也要预防三种情况。
首先是中美经贸摩擦对外资存量的负面影响持续上升。与对外贸易不同，分析利用外资既要看增量，更要看存量。当前，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和部分领域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地吸引新增外资流入。但与此同时，在纺织服装、家电乃至电子等领域，受中美经贸摩擦、劳动力成本上升、综合成本优势下降等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经营困难程度加剧，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的趋势明显上升。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下半年以来，受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3家企业已经计划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全部为外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在我国生根多年，对就业、税收和完善产业供应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新开放领域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我国今年以来大幅度扩大了汽车、船舶、金融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这无疑为诸多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斯拉、宝马等欧美大型企业均明显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但从中长期看，这种政策开放红利势必会逐渐减弱，我国保持全球最优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仍然要依靠优良的营商环境、相对有竞争力的各类成本、完善的配套产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竞争优势。而当前，我国在企业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已经有所弱化，在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虽然有所改善，但与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差距，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这些新兴领域利用外资的可持续性。 最后是东盟国家等新兴市场和我国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不断加大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力度，意图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目的地。这些经济体不但重点引入劳动密集型外资，也在积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改善自身的要素禀赋，积极引入高技术产业外资，已经和我国形成激烈竞争。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区的负责人称，虽然钦州园区取消了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成，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但和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吸引优质项目入驻方面呈现明显劣势。
相关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举措，一是有效對冲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二是从细微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稳定外资，三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四是结合陆海大通道建设创造利用外资新热点。
首先，建议各地区，特别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重点省市尽快对中美经贸摩擦受影响较大企业开展摸底工作，并为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尽快设立专项资金做好救助准备。重点地区应建立好对受影响较大企业的长期跟踪机制，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稳定外资企业就业状况。加强部门协调，依据法律基础，在国家层面尽快形成对这类受不可抗力损害较大企业的支持政策体系。
其次，建议加快推进各地区对于具体营商环境问题上的梳理工作，着重对涉及中央事权的部分进行归纳总结，使相关改革更加“有的放矢”。在签证、员工住房、购车、孩子教育等领域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如探索建设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白领公寓”，对年龄较大的境外技术工人在工作签证上提供更多便利等，为外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国家级开发区为重点，探索在新增投资的建筑施工许可、消防、安全等领域推广实施自贸试验区的事前承诺制政策，对“零增加面积”技术改造投资探索采取备案制，缩短企业项目建设时间。
再次，建议切实落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中公布的扩大汽车、船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措施，有效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尽快减少教育、医疗两个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探索进一步放开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限制。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扩大电信业对外开放，探索逐步放宽外资企业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等业务的限制。
最后，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西部地区陆海大通道建设，这一通道建设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四川、重庆等西部重要省市的区位劣势，培育利用外资新热点。建议一是适度放宽通道沿线省市企业主营收入占总收入70%才能获取税收优惠的门槛。二是探索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推广到通道沿线省市的西部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是探索允许通道沿线各省市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按150%的比例抵扣企业应纳税额，最高不超过应纳税额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