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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初以来，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各类文章和著作不断推出，至六七月份形成高潮。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以建党百年为焦点为重点的主题出版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出版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的研究中，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新成果，大大丰富了红色出版的内蕴，扩大了红色出版的影响。
如何让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纪念性活动变为充满学术底色的研究性活动？又如何让有意义的主题宣传变为有意思的历史书写？笔者认为深入到历史深处，学习和借鉴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注重宏大叙事、整体关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丰富的历史细节，更加关注历史中的人物尤其是普通人，力求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与新文化史运动密切关联、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微观史学，对研究百年红色出版或许会有所帮助。一般认为，微观史学起源于意大利，以1976年卡洛·金兹伯克（Carlo Ginzburg）著作《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Worms）的出版为开端。与此相呼应，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从宏观计量的社会史模式批判转向心态史、微观史;德国转向日常生活史的范式，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美国的达恩顿（Darnton）等人更加关注文化史、出版文化史、书籍史的范畴。微观史学在西方并不是统一的学派，但具有某些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特点，其独有的观察视角在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力求从历史细节中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
在中共党史和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已有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微观史学的理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一书，解讀党代会的109个历史细节，着力新史实新材料的发掘。作者在解读中尽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口吻，尝试用讲故事的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深受读者欢迎，一版再版。谢华主编的《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着眼于具体报刊刊名的题写，小处入手，娓娓道来，鲜活生动。这些书与中央电视台前几年推出的国家史实类记录节目《国家记忆》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记忆》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立意高远，题材宏大，但主要以故事化表达和记录叙事、影像呈现等方式，通过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来阐释“国家记忆”的主题。2021年以来，这类献礼建党百年的图书中，不乏大主题小切口的优秀之作，邮票上的党史印记、经典影视作品中的百年党史等展览或节目，十分亮眼。在出版领域也有类似上乘之作，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著《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以红色文物为载体，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见事、见物、见人，丰富多彩，用细节见证精神，让历史有深度、高度，也有厚度和温度。
在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寻找大历史背后的小细节，别开生面地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我们需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宏观和微观呼应、历史与现实对接，扎扎实实地进行探索。笔者2021年在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开设了一个专栏—《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关注和喜爱。已经推送的文章有：《“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出版人笔下的〈新青年〉诞生记》《“钟瑛小姐”是不是他的红颜知己？》《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毛泽东为新华书店三次题写招牌》《延安时期的“新三字经”》《〈资本论〉的广告登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在阅读红色出版史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一些有价值有趣味的资料，如接地气的《犁头宣言》《边区群众报》的精彩谜语、延安时期的特别稿费、请炊事员和勤务员给报刊“审稿”、在寺庙里翻译《资本论》、周恩来给邓小平送马灯、《红星报》的特殊“号外”等，都很有意义，又趣味盎然。诸如此类的材料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走进出版的深处，打捞历史的细节，拾掇宝贵的珍珠，这样会让百年红色出版史更为生动、丰厚和立体。
历史需要细节，但不等于只是细节。北大陈平原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触摸历史》《图像晚清》等著作给我们研究红色出版史以有益的启示。在红色出版史研究中，不再过分迷恋“必然性”，不再一味追求“以史为鉴”，不再热衷争辩“思想意义”，尽可能用生动丰富的细节来充实人们日渐淡忘的历史印象，帮助读者“回到”或“重建”历史现场，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也许是值得出版史学者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的路径。陈平原强调，在挑战“宏大叙事”的专断与夸饰的同时，要警惕“私人叙事”的偏狭与破碎，这样方能走出矫枉过正的泥潭。作为专业的出版史学者，红色出版领域的“逸事”与“细节”值得欣赏，但在渐成时尚的“私人叙事”之外，如何保有甚至是加重史家质疑、考辨与重构的责任，谨防生动有余而厚重不足、故事有余而学理不足、有了“显微镜”丢掉了“望远镜”，看来还需要好好探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大分中心）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建党100周年专项“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CCNU21A06001）成果之一。
如何让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纪念性活动变为充满学术底色的研究性活动？又如何让有意义的主题宣传变为有意思的历史书写？笔者认为深入到历史深处，学习和借鉴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注重宏大叙事、整体关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丰富的历史细节，更加关注历史中的人物尤其是普通人，力求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与新文化史运动密切关联、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微观史学，对研究百年红色出版或许会有所帮助。一般认为，微观史学起源于意大利，以1976年卡洛·金兹伯克（Carlo Ginzburg）著作《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Worms）的出版为开端。与此相呼应，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从宏观计量的社会史模式批判转向心态史、微观史;德国转向日常生活史的范式，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美国的达恩顿（Darnton）等人更加关注文化史、出版文化史、书籍史的范畴。微观史学在西方并不是统一的学派，但具有某些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特点，其独有的观察视角在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力求从历史细节中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
在中共党史和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已有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微观史学的理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一书，解讀党代会的109个历史细节，着力新史实新材料的发掘。作者在解读中尽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口吻，尝试用讲故事的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深受读者欢迎，一版再版。谢华主编的《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着眼于具体报刊刊名的题写，小处入手，娓娓道来，鲜活生动。这些书与中央电视台前几年推出的国家史实类记录节目《国家记忆》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记忆》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立意高远，题材宏大，但主要以故事化表达和记录叙事、影像呈现等方式，通过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来阐释“国家记忆”的主题。2021年以来，这类献礼建党百年的图书中，不乏大主题小切口的优秀之作，邮票上的党史印记、经典影视作品中的百年党史等展览或节目，十分亮眼。在出版领域也有类似上乘之作，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著《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以红色文物为载体，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见事、见物、见人，丰富多彩，用细节见证精神，让历史有深度、高度，也有厚度和温度。
在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寻找大历史背后的小细节，别开生面地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我们需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宏观和微观呼应、历史与现实对接，扎扎实实地进行探索。笔者2021年在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开设了一个专栏—《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关注和喜爱。已经推送的文章有：《“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出版人笔下的〈新青年〉诞生记》《“钟瑛小姐”是不是他的红颜知己？》《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毛泽东为新华书店三次题写招牌》《延安时期的“新三字经”》《〈资本论〉的广告登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在阅读红色出版史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一些有价值有趣味的资料，如接地气的《犁头宣言》《边区群众报》的精彩谜语、延安时期的特别稿费、请炊事员和勤务员给报刊“审稿”、在寺庙里翻译《资本论》、周恩来给邓小平送马灯、《红星报》的特殊“号外”等，都很有意义，又趣味盎然。诸如此类的材料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走进出版的深处，打捞历史的细节，拾掇宝贵的珍珠，这样会让百年红色出版史更为生动、丰厚和立体。
历史需要细节，但不等于只是细节。北大陈平原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触摸历史》《图像晚清》等著作给我们研究红色出版史以有益的启示。在红色出版史研究中，不再过分迷恋“必然性”，不再一味追求“以史为鉴”，不再热衷争辩“思想意义”，尽可能用生动丰富的细节来充实人们日渐淡忘的历史印象，帮助读者“回到”或“重建”历史现场，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也许是值得出版史学者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的路径。陈平原强调，在挑战“宏大叙事”的专断与夸饰的同时，要警惕“私人叙事”的偏狭与破碎，这样方能走出矫枉过正的泥潭。作为专业的出版史学者，红色出版领域的“逸事”与“细节”值得欣赏，但在渐成时尚的“私人叙事”之外，如何保有甚至是加重史家质疑、考辨与重构的责任，谨防生动有余而厚重不足、故事有余而学理不足、有了“显微镜”丢掉了“望远镜”，看来还需要好好探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大分中心）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建党100周年专项“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CCNU21A06001）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