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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姑叫琴。
琴年轻时很漂亮，中师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书。她身材高挑，虽然当了先生，却喜欢剪一个城市里那种齐耳的“五四式”学生头，白色对襟上衣，蓝色过膝长裙，白色长筒袜子，黑色方头布鞋，这种装束，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显得格外新潮。
女大不愁嫁。但上过学堂、平时被姨公姨婆宠惯了的琴，做事特立独行，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她可不愿意被世俗所束缚。正当家人紧锣密鼓地为她张罗婚事时，琴却向父母宣布，自己早已喜欢上一个有发妻的国民党要员有顺，坚决拒绝了家人为她安排的这桩婚事。姨婆很伤心，下了逐客令：“你不是要婚姻自主吗？那你就别待在这个家。”琴毅然离家出走。奶奶看到她们母女俩这样僵持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于是就劝慰姨婆：“既然她心意已决，就随她意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
尽管在国民党县政府谋事，有顺却少有官场习气，拥有读书人的儒雅与大度。无论姨婆对他态度怎样冷漠，他对他们二老都保持一贯的谦和与恭敬。看到他与琴如漆似胶地黏在一起分不开了，慢慢地，姨婆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默认了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未来女婿。
但好景不长。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台州就要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有顺要随上司撤离到台湾。有顺与发妻订的是娃娃亲，虽然外出求学，吸收了新的思想，但还是遵从父命，回家履约完婚。所以，这桩婚姻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名分，并无多少感情。再说发妻与儿子又远在东北农村，事发突然，显然无法带走他们母子。琴才是他理想的终身伴侣，他必须带走琴！可琴不是这么想的，如果跟着有顺走，今生今世恐怕就要与父母诀别，何况他们年迈体弱，岂可一走了之？去留两难，痛苦万分，这个抉择对琴来说实在太难了。隔壁房间传来老父亲轻轻的打鼾声，仿佛时刻提醒着琴：“不能走，不能抛下年迈的父母不管。”
夜已深，屋檐上的雨滴连成了线，不断地敲打着门前的石板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催命似的。黎明前，他们就要撤离县城，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琴还是低头不语，默默流泪，有顺也一筹莫展。窗外不知不觉亮起，不能再拖了，有顺只得起身，叮嘱她安排好家事，三天后他一定回来接她。临走，有顺留下一个手提箱，嘱咐她千万别打开。
三天后，琴等来的却是军管会人员来抄家。
当军管会人员打开有顺留下的手提箱时，琴一看，差點吓晕过去，里面赫然躺着一把手枪和一大沓钞票。闻讯赶来的姨婆也当场瘫倒在地。
琴被军管会人员带走。她不明白有顺怎会把枪留给她，更不相信有顺就这样不辞而别了。灾祸，得由她一人承担，光私藏枪支这一项罪名，就要把牢底坐穿。在狱中，琴几次想自我了断，都被看管人员制止。面对铁窗，求生无望、欲死无门的琴，忍受一个一个漫漫长夜的煎熬，生不如死。而有顺的影子似乎藏匿在每个寂寞的夜晚，每每想起他们在一起那种曼妙欢愉的感觉，就像针扎似的，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不久，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惊恐万分。一个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或许还将失去母亲的孩子，是不该降生的！于是，琴把衣服撕成条勒紧肚子，又蹦又跳，想把肚子里这个小生命扼杀掉，但这个孩子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如何折腾，都稳稳地蛰伏在母亲的体内。由于妊娠反应强烈，琴几乎每天都在呕吐和痛哭中度日。狱中的生活很清苦，但肚里的宝宝不能饿着。狱友们待她不错，个个都省下几口饭留给她吃，管教人员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给予她一些照顾。六个多月后，心力交瘁的琴在狱中产下一子。孩子没起名字，大家都叫他娃儿。
娃儿的到来给死水般的监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声笑语，但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认为娃儿的出世，对她来说是一种羁绊，是有顺刻在她身上再也无法抹去的烙印。孩子只能给她、给这个家带来更多的不幸。
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悲伤过度，琴挤不出半点奶水，娃儿整天饿得哇哇叫。看管人员多次提出要将娃儿送出去，交给她父母抚养，琴都一口拒绝。琴一直觉得愧对父母，由于自己的任性，一味追求爱情，不仅害苦了自己，好端端的家也给毁了。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连累父母了。
琴不敢想象未来，也害怕回忆过往，整日丢魂似的。夜深时，那些挣扎在梦魇中的孤寂和荒芜感时不时地袭来，尤其是当娃儿吮着自己的乳房时，与有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就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娃儿的存在，便是她与有顺这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情缘。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如今，琴尝够了十八层人间地狱的痛苦。后悔吗？或许后悔过，但她对有顺没有恨。她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
自从琴被军管会带走，姨公与姨婆便一病不起。原来开的小店也只能歇业关门，家里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顿。日子一天天过去，姨公姨婆的身体也一天天在好转。正当他们作好准备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家里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女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娃儿送回来了，姨公姨婆连忙迎上去，一边欣喜地接过孩子，一边给他们让座。而两个公安人员却神情凝重地说：“琴明天就要上刑场了！”
晴天霹雳。原以为琴已躲过大劫，祖孙三代可以团聚了。岂料大祸再次降临。姨公昏了过去，姨婆抱着娃儿悲痛欲绝。
我的奶奶得知消息，急忙赶过去，一起商量琴的后事。上好的棺木，琴最喜欢穿的白衣蓝裙，还有数丈白布……这一切都由我奶奶做主操办。
第二天下午，天刚转黑，门口走进一位神情木讷、衣衫褴褛的女子。
“琴！”我奶奶惊叫了一声，以为见鬼了。姨婆听闻，一骨碌起床疯了似的冲上前，紧紧搂着琴。她生怕这只是个幻觉，用双手在她身上到处乱捏后，便号啕大哭。
琴跪在母亲面前，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周围的人都由泣转喜，连忙上前扶起琴，把她拥进房间。良久，琴才开口说话：因事先不知道箱里藏有手枪，政府对她宽大处理，所以，今天只是作为“陪决”，也算结案了。
陪同枪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采用的一种刑事处罚形式。处决一个犯人，往往会把其他几个罪不至死的人一同押往刑场，事先并不告诉他们是陪决的，让他们挨着死刑犯边上，心里体验临死前绝望的过程，以儆效尤。 吓蒙掉的琴终于回来了。虽说不算“反革命分子”，但受有顺牵连，从此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姨公的身体本来就差，一番打击，消受不起便过世了。为生计，姨婆又开起了小店。她们只希望先前所经历的所有灾难永远成为过去，往后能平平安安地度日，把娃儿抚养长大。然而，苦难仿佛没有尽头。有了娃儿，“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想甩也甩不掉。每次搞群众运动，琴首当其冲，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姨婆家附近有一条环绕整个县城的西江河，连接西江两岸的是一座五百多年历史的五洞桥。桥的西面便是一条狭长的小街，叫桥上街。街不长，小店小铺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上的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非常熟悉。
桥上街属于当时的城乡接合处，因此，桥上街的住户既有城里的居民，也有城郊的农民。“肃反”运动开始，琴的处境愈发艰难，被下放到桥上街附近的农村接受改造，虽说离家只有百把米，只是街上街下，但她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搬出了娘家，琴住到了桥上街的西头。娃儿跟着外婆生活，住在东头。
琴经常来到五洞桥，茫然地坐在桥墩上看着河上的落日余晖慢慢散尽。如果她的人生还有点余晖，那便是在这里回忆过往。从桥头到桥尾，又从桥尾到桥头，她和有顺不知走过多少遍，桥上的每块石头都留有他们的印迹。
有顺走的头几年，琴还四处打听，但没人敢传递台湾过来的消息。慢慢地，她也就死了这份心。或许，生命中拥有不该有的那份爱，终究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寂寞和痛苦来偿还。琴便把所有的思念和期待，掩埋进这茫茫的黑夜中。
随性、真实又倔强的琴虽说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却缺乏应对逆境的本领。
刚下放到生产队时，琴劳动非常勤快，但挣的工分却很少。别人出工一天，计十工分，她只能计五工分。如果大队干部认为你态度不好的话还要扣分，至于扣多少分完全视大队干部的心情而定。大队分配的粮食是按所得工分分配的，这样，琴每年挣到的工分少，分到的粮食自然也少。显然，这种分配方法是极不公平的。琴有什么想法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她不服气便跑到生产队长那里提意见。一个接受改造的“反革命家属”，是没有资格讲公平的。这样只会换来更多的“小鞋”穿。
后来，琴干脆拒不出工以示抗議，结果又多了一条罪状：对抗改造。
琴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不仅没有起作用，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破四旧”运动开始后，自从一双“破鞋”悬挂在姨婆家的小店门口，那些原来关系好的邻居见到姨婆与娃儿也避之唯恐不及。小店也没有了生意。姨婆不明白，都是邻里乡亲，原本亲如一家的，瞬问咋都变了脸。自己老了倒也无所谓，心疼的是娃儿小小年纪要受到如此羞辱和伤害。但除了伤心，便是无奈，姨婆所能做的就是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娃儿身上。
在外婆的细心照料下，娃儿渐渐长大。在他的心中，“母亲”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他没享受过母爱，母亲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屈辱和灾难。一个“反革命崽子”，一个“破鞋”的孽种，娃儿在同学面前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与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学校里的活动了。每当看见披头散发的母亲被拉到街上批斗，看见母亲像泼妇一样在街上与人对骂，娃儿就躲在一旁，低着头咬着下唇，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为何苍天让自己来到人世受尽欺凌？为什么自己降生于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庭？多少个深夜，娃儿在啼哭中惊醒，他怕外婆听到难受，便经常独自一人跑到五洞桥下，冲着西江河咆哮。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苦难也随着这东去的河水一去不返。
外婆在桥下找到他，紧紧搂住他，一边为他擦泪一边劝说：“等你长大就好了，等你长大就好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个慈爱、坚强的外婆，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那一年，娃儿十八岁，操劳一生的外婆没享过一天清福就走了。娃儿的天塌了，这个世界上，娃儿再也没有亲人了，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只能离开这个使他无法喘息的地方。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娃儿远走他乡，跟着朋友到新疆养蜂谋生去了。
当时，琴自身难保，尽管对儿子很愧疚，也只好由着他去了。
岁月流逝，琴头上的“反革命家属”和“破鞋”这两顶帽子戴久了，自己麻木了，别人斗她的积极性也渐渐消退。随着大队对她的管制放松，琴重操旧业，又摆起了水果摊。家，支离破碎。琴经常倚门眺望远方，思念儿子，思念有顺，渴望一家子团聚。娃儿没见过父亲，父亲对他来说，只是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影响着他的一生。
娃儿成了草原上的游民，并在那儿娶妻生子。野外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他的心是轻松自由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境，更不会有人歧视他。娃儿躺在茫茫绿洲上，每当看见羊群中的小羊追寻母羊，便想起远方的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而这时，心里便一阵一阵酸楚。这些年，娃儿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只是带一些蜂蜜来看望奶奶，“顺便”从奶奶的口中了解一些他母亲的近况。奶奶知道，娃儿对母亲还是有牵挂的，只是心里有一道沟壑，无法跨越，需要时间去慢慢填平。奶奶每次都把这些新疆特产以娃儿的名义转交给琴。琴如获至宝，珍藏着，舍不得吃。
秋天，西江河两岸挂满了黄澄澄的橘子，让人看了眼馋。于是，琴被生产队派去管橘园，尽管是一份苦差事，琴觉得这是大队干部看得起她，便卷起被铺搬进了棚屋。
夜暮降临，琴的身上总会藏着几只青黄的橘子，偷闲悄悄溜到我家。她看到我与弟弟趴在桌前做作业，就一边剥开橘子，将橘肉塞进我们的嘴里，一边不忘自己原来教师的身份，为我们辅导作业。而一旁的奶奶却一脸不快，低声地数落她：“你跑出来，橘园没人管咋行？自己管橘园，怎么偷起橘子来！”琴装聋作哑，只当没听见，有时就嘀咕着：“橘园有人替我的。摘几个橘子吃吃有啥了不起，我自己不吃，带几个来算什么偷？”口气中有几分得意。我和弟弟当然站到琴的一边，奶奶拿我们也没办法。
有顺要她等三天，但三十年过去了，杳无音讯。 隔壁有个光棍李老汉，暗地里一直关心着她，经常过来帮她干些力气活儿。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半辈子独守孤灯，心无所依，对于婚姻便有了渴望，想成家的念头不时冒出。她不敢告诉奶奶，但奶奶是她唯一的长辈，所以又希望能得到奶奶的认可。奶奶似乎有很多顾虑，娃儿会怎么想？母子关系刚刚解冻转好，突然一个外人插进来，会不会再度陷入僵局？
生活似乎没有给琴更多选择的机会。一封台湾来的书信又一次改变了琴的命运。
“有顺……来信了！”
一天，琴突然撞进我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双手微微颤抖，边拆信边讲述。尽管有些语无伦次，我们还是听懂了大概的意思：有顺与琴分手那天，就接到急令迅速撤离大陆。到了台湾后，有顺便脱离了国民党组织，转行从事教书工作，现在已是台北大学教授。一直以来，有顺想方设法要把琴接出去，但一直无法与琴取得联系。十年过后，便与一位中学教师结婚，生有一子，已二十余岁。有顺在信中还表示，只要一解禁，会尽快来大陆探看。
奶奶问她：“你今后如何打算？”琴低头不语。
琴彻夜难眠。有顺离去的那一晚似乎就在眼前。无论路长水深，风高浪急，对有顺的感情是无可取代的，犹如一根心弦紧紧扣在她的胸口上。悠悠岁月，刻骨铭心的痛，死去活来的苦，琴有千万种理由剪断这根心弦，但从接到有顺的第一封信开始，她就意识到，这根心弦原来就没有断过，如同沙尘暴一次又一次的侵袭，这根心弦只是越埋越深而已。
沉寂多时的水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琴的心失衡了。
得知琴为他遭受那么多苦难，有顺嘘唏不已，特别是娃儿的存在，有顺亦惊亦喜，恨不得马上飞过来。他对琴的亏欠，一辈子都是无法偿还的。当时，大陆与台湾虽已通邮，但两岸何时能通航还是未知数，有顺心急如焚，翘首期盼着这一天到来。
一次次汇款、一封封缱绻缠绵的书信，重新燃起了琴心中早已熄滅的火焰。琴很欣慰，当初没有选错人，有顺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指望与他再偕白首，只要彼此留一份念想，留一份牵挂，便足矣。
娃儿有了大学教授的父亲，看谁还敢骂她“破鞋”？作为台胞家属，琴终于可以扬起头做人了。
琴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再也不用靠摆水果摊维持生计了，但她每天依然早早地拉着水果车出门，有人问起：“娃儿他爸又来信了吧？”琴的脸上便挂满了笑。
一有空闲，琴就来我家与奶奶聊聊娃儿和有顺的近况。奶奶笑着劝道：“收摊吧！你终于熬出头，可以享福了。我家丫头从小吃你做的青草糊，现都快要嫁人了，你也不用送了。”
琴笑了：“娃儿过了今年的采蜜期，就带着妻儿回家了。等他回来我就抱孙子，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娃儿还没回来，琴却住进了医院。
等我们赶到医院，她已经不省人事了。听她的邻居说，琴与李老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场突发脑溢血。
遇到琴，打了半辈子光棍的李老汉以为自己迎来了“春天”，却不料“春天”这样短暂。美梦如此快，便被击得粉碎，岂能甘心？于是，他就带着一肚子的怒火来找琴。
没有一句告别，琴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便带着一辈子的遗憾走完了五十七载人生。她的娃儿此刻正急奔在回家的路上……
我奶奶从乡下赶到城里为琴料理丧事，原以为她大难不死，总有后福，但琴没有等到享福的那一天。这些年，琴一直寡居，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贵重的遗物好清理。墙上的挂历却很醒目，标满了各种记号。其中一处用红笔画了个大圈，里面写着“娃儿回家”几个字。
床上的枕头鼓囊囊的，我掏出来一看，里面是一叠书信和几张存款单。存款单上写着的名字都是娃儿，而每张存款单背面都附着有顺的电汇单。她把每一笔有顺给她的汇款都以娃儿的名字存到银行里去。信是从台湾寄来的，每只信封都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这些信都是反复阅读过的。我抽出其中的一封，是用毛笔写的直行繁体字：琴妹：
那一晚别离，三十多年过去了。五洞桥上，你说：“你若是树藤，我便是紫蝶。”仿佛就在昨天。多少次我的梦里，西江水长流，紫藤花依旧。醒来，却是星空寂寥，遍地白霜，我们天涯各一方。
世事难料，但那个白衣蓝裙少女，却一直停驻在我内心深处，一分一秒都不曾离开过。琴妹，你过得不容易，我害苦了你，但求老天开眼，有生之年能让我们见上一面。我别无他求，只求此生能把杯薄酒与你共叙离别之情，共诉相思之苦……
你的有顺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三年后，台湾两岸亲人总算可以探亲往来了。
年近七旬的有顺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大陆，在娃儿的搀扶下，来到了五洞桥。三十多年，多像一场梦，五洞桥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陆离，但桥壁上的紫藤花儿依然盛开。
有顺转过头，用探询的目光问娃儿：“你们全家跟我去台湾吧？”
娃儿看着静静的西江河说：“我不再离开了，母亲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琴年轻时很漂亮，中师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书。她身材高挑，虽然当了先生，却喜欢剪一个城市里那种齐耳的“五四式”学生头，白色对襟上衣，蓝色过膝长裙，白色长筒袜子，黑色方头布鞋，这种装束，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显得格外新潮。
女大不愁嫁。但上过学堂、平时被姨公姨婆宠惯了的琴，做事特立独行，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她可不愿意被世俗所束缚。正当家人紧锣密鼓地为她张罗婚事时，琴却向父母宣布，自己早已喜欢上一个有发妻的国民党要员有顺，坚决拒绝了家人为她安排的这桩婚事。姨婆很伤心，下了逐客令：“你不是要婚姻自主吗？那你就别待在这个家。”琴毅然离家出走。奶奶看到她们母女俩这样僵持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于是就劝慰姨婆：“既然她心意已决，就随她意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
尽管在国民党县政府谋事，有顺却少有官场习气，拥有读书人的儒雅与大度。无论姨婆对他态度怎样冷漠，他对他们二老都保持一贯的谦和与恭敬。看到他与琴如漆似胶地黏在一起分不开了，慢慢地，姨婆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默认了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未来女婿。
但好景不长。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台州就要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有顺要随上司撤离到台湾。有顺与发妻订的是娃娃亲，虽然外出求学，吸收了新的思想，但还是遵从父命，回家履约完婚。所以，这桩婚姻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名分，并无多少感情。再说发妻与儿子又远在东北农村，事发突然，显然无法带走他们母子。琴才是他理想的终身伴侣，他必须带走琴！可琴不是这么想的，如果跟着有顺走，今生今世恐怕就要与父母诀别，何况他们年迈体弱，岂可一走了之？去留两难，痛苦万分，这个抉择对琴来说实在太难了。隔壁房间传来老父亲轻轻的打鼾声，仿佛时刻提醒着琴：“不能走，不能抛下年迈的父母不管。”
夜已深，屋檐上的雨滴连成了线，不断地敲打着门前的石板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催命似的。黎明前，他们就要撤离县城，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琴还是低头不语，默默流泪，有顺也一筹莫展。窗外不知不觉亮起，不能再拖了，有顺只得起身，叮嘱她安排好家事，三天后他一定回来接她。临走，有顺留下一个手提箱，嘱咐她千万别打开。
三天后，琴等来的却是军管会人员来抄家。
当军管会人员打开有顺留下的手提箱时，琴一看，差點吓晕过去，里面赫然躺着一把手枪和一大沓钞票。闻讯赶来的姨婆也当场瘫倒在地。
琴被军管会人员带走。她不明白有顺怎会把枪留给她，更不相信有顺就这样不辞而别了。灾祸，得由她一人承担，光私藏枪支这一项罪名，就要把牢底坐穿。在狱中，琴几次想自我了断，都被看管人员制止。面对铁窗，求生无望、欲死无门的琴，忍受一个一个漫漫长夜的煎熬，生不如死。而有顺的影子似乎藏匿在每个寂寞的夜晚，每每想起他们在一起那种曼妙欢愉的感觉，就像针扎似的，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不久，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惊恐万分。一个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或许还将失去母亲的孩子，是不该降生的！于是，琴把衣服撕成条勒紧肚子，又蹦又跳，想把肚子里这个小生命扼杀掉，但这个孩子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如何折腾，都稳稳地蛰伏在母亲的体内。由于妊娠反应强烈，琴几乎每天都在呕吐和痛哭中度日。狱中的生活很清苦，但肚里的宝宝不能饿着。狱友们待她不错，个个都省下几口饭留给她吃，管教人员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给予她一些照顾。六个多月后，心力交瘁的琴在狱中产下一子。孩子没起名字，大家都叫他娃儿。
娃儿的到来给死水般的监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声笑语，但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认为娃儿的出世，对她来说是一种羁绊，是有顺刻在她身上再也无法抹去的烙印。孩子只能给她、给这个家带来更多的不幸。
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悲伤过度，琴挤不出半点奶水，娃儿整天饿得哇哇叫。看管人员多次提出要将娃儿送出去，交给她父母抚养，琴都一口拒绝。琴一直觉得愧对父母，由于自己的任性，一味追求爱情，不仅害苦了自己，好端端的家也给毁了。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连累父母了。
琴不敢想象未来，也害怕回忆过往，整日丢魂似的。夜深时，那些挣扎在梦魇中的孤寂和荒芜感时不时地袭来，尤其是当娃儿吮着自己的乳房时，与有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就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娃儿的存在，便是她与有顺这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情缘。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如今，琴尝够了十八层人间地狱的痛苦。后悔吗？或许后悔过，但她对有顺没有恨。她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
自从琴被军管会带走，姨公与姨婆便一病不起。原来开的小店也只能歇业关门，家里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顿。日子一天天过去，姨公姨婆的身体也一天天在好转。正当他们作好准备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家里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女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娃儿送回来了，姨公姨婆连忙迎上去，一边欣喜地接过孩子，一边给他们让座。而两个公安人员却神情凝重地说：“琴明天就要上刑场了！”
晴天霹雳。原以为琴已躲过大劫，祖孙三代可以团聚了。岂料大祸再次降临。姨公昏了过去，姨婆抱着娃儿悲痛欲绝。
我的奶奶得知消息，急忙赶过去，一起商量琴的后事。上好的棺木，琴最喜欢穿的白衣蓝裙，还有数丈白布……这一切都由我奶奶做主操办。
第二天下午，天刚转黑，门口走进一位神情木讷、衣衫褴褛的女子。
“琴！”我奶奶惊叫了一声，以为见鬼了。姨婆听闻，一骨碌起床疯了似的冲上前，紧紧搂着琴。她生怕这只是个幻觉，用双手在她身上到处乱捏后，便号啕大哭。
琴跪在母亲面前，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周围的人都由泣转喜，连忙上前扶起琴，把她拥进房间。良久，琴才开口说话：因事先不知道箱里藏有手枪，政府对她宽大处理，所以，今天只是作为“陪决”，也算结案了。
陪同枪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采用的一种刑事处罚形式。处决一个犯人，往往会把其他几个罪不至死的人一同押往刑场，事先并不告诉他们是陪决的，让他们挨着死刑犯边上，心里体验临死前绝望的过程，以儆效尤。 吓蒙掉的琴终于回来了。虽说不算“反革命分子”，但受有顺牵连，从此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姨公的身体本来就差，一番打击，消受不起便过世了。为生计，姨婆又开起了小店。她们只希望先前所经历的所有灾难永远成为过去，往后能平平安安地度日，把娃儿抚养长大。然而，苦难仿佛没有尽头。有了娃儿，“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想甩也甩不掉。每次搞群众运动，琴首当其冲，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姨婆家附近有一条环绕整个县城的西江河，连接西江两岸的是一座五百多年历史的五洞桥。桥的西面便是一条狭长的小街，叫桥上街。街不长，小店小铺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上的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非常熟悉。
桥上街属于当时的城乡接合处，因此，桥上街的住户既有城里的居民，也有城郊的农民。“肃反”运动开始，琴的处境愈发艰难，被下放到桥上街附近的农村接受改造，虽说离家只有百把米，只是街上街下，但她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搬出了娘家，琴住到了桥上街的西头。娃儿跟着外婆生活，住在东头。
琴经常来到五洞桥，茫然地坐在桥墩上看着河上的落日余晖慢慢散尽。如果她的人生还有点余晖，那便是在这里回忆过往。从桥头到桥尾，又从桥尾到桥头，她和有顺不知走过多少遍，桥上的每块石头都留有他们的印迹。
有顺走的头几年，琴还四处打听，但没人敢传递台湾过来的消息。慢慢地，她也就死了这份心。或许，生命中拥有不该有的那份爱，终究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寂寞和痛苦来偿还。琴便把所有的思念和期待，掩埋进这茫茫的黑夜中。
随性、真实又倔强的琴虽说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却缺乏应对逆境的本领。
刚下放到生产队时，琴劳动非常勤快，但挣的工分却很少。别人出工一天，计十工分，她只能计五工分。如果大队干部认为你态度不好的话还要扣分，至于扣多少分完全视大队干部的心情而定。大队分配的粮食是按所得工分分配的，这样，琴每年挣到的工分少，分到的粮食自然也少。显然，这种分配方法是极不公平的。琴有什么想法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她不服气便跑到生产队长那里提意见。一个接受改造的“反革命家属”，是没有资格讲公平的。这样只会换来更多的“小鞋”穿。
后来，琴干脆拒不出工以示抗議，结果又多了一条罪状：对抗改造。
琴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不仅没有起作用，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破四旧”运动开始后，自从一双“破鞋”悬挂在姨婆家的小店门口，那些原来关系好的邻居见到姨婆与娃儿也避之唯恐不及。小店也没有了生意。姨婆不明白，都是邻里乡亲，原本亲如一家的，瞬问咋都变了脸。自己老了倒也无所谓，心疼的是娃儿小小年纪要受到如此羞辱和伤害。但除了伤心，便是无奈，姨婆所能做的就是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娃儿身上。
在外婆的细心照料下，娃儿渐渐长大。在他的心中，“母亲”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他没享受过母爱，母亲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屈辱和灾难。一个“反革命崽子”，一个“破鞋”的孽种，娃儿在同学面前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与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学校里的活动了。每当看见披头散发的母亲被拉到街上批斗，看见母亲像泼妇一样在街上与人对骂，娃儿就躲在一旁，低着头咬着下唇，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为何苍天让自己来到人世受尽欺凌？为什么自己降生于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庭？多少个深夜，娃儿在啼哭中惊醒，他怕外婆听到难受，便经常独自一人跑到五洞桥下，冲着西江河咆哮。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苦难也随着这东去的河水一去不返。
外婆在桥下找到他，紧紧搂住他，一边为他擦泪一边劝说：“等你长大就好了，等你长大就好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个慈爱、坚强的外婆，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那一年，娃儿十八岁，操劳一生的外婆没享过一天清福就走了。娃儿的天塌了，这个世界上，娃儿再也没有亲人了，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只能离开这个使他无法喘息的地方。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娃儿远走他乡，跟着朋友到新疆养蜂谋生去了。
当时，琴自身难保，尽管对儿子很愧疚，也只好由着他去了。
岁月流逝，琴头上的“反革命家属”和“破鞋”这两顶帽子戴久了，自己麻木了，别人斗她的积极性也渐渐消退。随着大队对她的管制放松，琴重操旧业，又摆起了水果摊。家，支离破碎。琴经常倚门眺望远方，思念儿子，思念有顺，渴望一家子团聚。娃儿没见过父亲，父亲对他来说，只是个传说，但这个传说却影响着他的一生。
娃儿成了草原上的游民，并在那儿娶妻生子。野外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他的心是轻松自由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境，更不会有人歧视他。娃儿躺在茫茫绿洲上，每当看见羊群中的小羊追寻母羊，便想起远方的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而这时，心里便一阵一阵酸楚。这些年，娃儿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只是带一些蜂蜜来看望奶奶，“顺便”从奶奶的口中了解一些他母亲的近况。奶奶知道，娃儿对母亲还是有牵挂的，只是心里有一道沟壑，无法跨越，需要时间去慢慢填平。奶奶每次都把这些新疆特产以娃儿的名义转交给琴。琴如获至宝，珍藏着，舍不得吃。
秋天，西江河两岸挂满了黄澄澄的橘子，让人看了眼馋。于是，琴被生产队派去管橘园，尽管是一份苦差事，琴觉得这是大队干部看得起她，便卷起被铺搬进了棚屋。
夜暮降临，琴的身上总会藏着几只青黄的橘子，偷闲悄悄溜到我家。她看到我与弟弟趴在桌前做作业，就一边剥开橘子，将橘肉塞进我们的嘴里，一边不忘自己原来教师的身份，为我们辅导作业。而一旁的奶奶却一脸不快，低声地数落她：“你跑出来，橘园没人管咋行？自己管橘园，怎么偷起橘子来！”琴装聋作哑，只当没听见，有时就嘀咕着：“橘园有人替我的。摘几个橘子吃吃有啥了不起，我自己不吃，带几个来算什么偷？”口气中有几分得意。我和弟弟当然站到琴的一边，奶奶拿我们也没办法。
有顺要她等三天，但三十年过去了，杳无音讯。 隔壁有个光棍李老汉，暗地里一直关心着她，经常过来帮她干些力气活儿。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半辈子独守孤灯，心无所依，对于婚姻便有了渴望，想成家的念头不时冒出。她不敢告诉奶奶，但奶奶是她唯一的长辈，所以又希望能得到奶奶的认可。奶奶似乎有很多顾虑，娃儿会怎么想？母子关系刚刚解冻转好，突然一个外人插进来，会不会再度陷入僵局？
生活似乎没有给琴更多选择的机会。一封台湾来的书信又一次改变了琴的命运。
“有顺……来信了！”
一天，琴突然撞进我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双手微微颤抖，边拆信边讲述。尽管有些语无伦次，我们还是听懂了大概的意思：有顺与琴分手那天，就接到急令迅速撤离大陆。到了台湾后，有顺便脱离了国民党组织，转行从事教书工作，现在已是台北大学教授。一直以来，有顺想方设法要把琴接出去，但一直无法与琴取得联系。十年过后，便与一位中学教师结婚，生有一子，已二十余岁。有顺在信中还表示，只要一解禁，会尽快来大陆探看。
奶奶问她：“你今后如何打算？”琴低头不语。
琴彻夜难眠。有顺离去的那一晚似乎就在眼前。无论路长水深，风高浪急，对有顺的感情是无可取代的，犹如一根心弦紧紧扣在她的胸口上。悠悠岁月，刻骨铭心的痛，死去活来的苦，琴有千万种理由剪断这根心弦，但从接到有顺的第一封信开始，她就意识到，这根心弦原来就没有断过，如同沙尘暴一次又一次的侵袭，这根心弦只是越埋越深而已。
沉寂多时的水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琴的心失衡了。
得知琴为他遭受那么多苦难，有顺嘘唏不已，特别是娃儿的存在，有顺亦惊亦喜，恨不得马上飞过来。他对琴的亏欠，一辈子都是无法偿还的。当时，大陆与台湾虽已通邮，但两岸何时能通航还是未知数，有顺心急如焚，翘首期盼着这一天到来。
一次次汇款、一封封缱绻缠绵的书信，重新燃起了琴心中早已熄滅的火焰。琴很欣慰，当初没有选错人，有顺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指望与他再偕白首，只要彼此留一份念想，留一份牵挂，便足矣。
娃儿有了大学教授的父亲，看谁还敢骂她“破鞋”？作为台胞家属，琴终于可以扬起头做人了。
琴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再也不用靠摆水果摊维持生计了，但她每天依然早早地拉着水果车出门，有人问起：“娃儿他爸又来信了吧？”琴的脸上便挂满了笑。
一有空闲，琴就来我家与奶奶聊聊娃儿和有顺的近况。奶奶笑着劝道：“收摊吧！你终于熬出头，可以享福了。我家丫头从小吃你做的青草糊，现都快要嫁人了，你也不用送了。”
琴笑了：“娃儿过了今年的采蜜期，就带着妻儿回家了。等他回来我就抱孙子，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娃儿还没回来，琴却住进了医院。
等我们赶到医院，她已经不省人事了。听她的邻居说，琴与李老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场突发脑溢血。
遇到琴，打了半辈子光棍的李老汉以为自己迎来了“春天”，却不料“春天”这样短暂。美梦如此快，便被击得粉碎，岂能甘心？于是，他就带着一肚子的怒火来找琴。
没有一句告别，琴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便带着一辈子的遗憾走完了五十七载人生。她的娃儿此刻正急奔在回家的路上……
我奶奶从乡下赶到城里为琴料理丧事，原以为她大难不死，总有后福，但琴没有等到享福的那一天。这些年，琴一直寡居，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贵重的遗物好清理。墙上的挂历却很醒目，标满了各种记号。其中一处用红笔画了个大圈，里面写着“娃儿回家”几个字。
床上的枕头鼓囊囊的，我掏出来一看，里面是一叠书信和几张存款单。存款单上写着的名字都是娃儿，而每张存款单背面都附着有顺的电汇单。她把每一笔有顺给她的汇款都以娃儿的名字存到银行里去。信是从台湾寄来的，每只信封都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这些信都是反复阅读过的。我抽出其中的一封，是用毛笔写的直行繁体字：琴妹：
那一晚别离，三十多年过去了。五洞桥上，你说：“你若是树藤，我便是紫蝶。”仿佛就在昨天。多少次我的梦里，西江水长流，紫藤花依旧。醒来，却是星空寂寥，遍地白霜，我们天涯各一方。
世事难料，但那个白衣蓝裙少女，却一直停驻在我内心深处，一分一秒都不曾离开过。琴妹，你过得不容易，我害苦了你，但求老天开眼，有生之年能让我们见上一面。我别无他求，只求此生能把杯薄酒与你共叙离别之情，共诉相思之苦……
你的有顺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三年后，台湾两岸亲人总算可以探亲往来了。
年近七旬的有顺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大陆，在娃儿的搀扶下，来到了五洞桥。三十多年，多像一场梦，五洞桥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陆离，但桥壁上的紫藤花儿依然盛开。
有顺转过头，用探询的目光问娃儿：“你们全家跟我去台湾吧？”
娃儿看着静静的西江河说：“我不再离开了，母亲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