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走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览艺术刀剑品。本篇主要展示印度刀剑、土耳其军刀、日本刀和箭镞——
印度刀剑
博物馆展出的印度刀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长刀，刀刃弯曲，D形刀柄/护手，刀柄上端呈盘形或笠形，下端护手为平形或椭圆形;第二类是短刀，刀刃有厚有薄，略带弯曲，刀尖极其锋锐;第三类是一种被称为“katars”的短剑剑柄为H形，剑身宽而锋利，握持部分横置在剑柄的两个侧条中间，使用时，握住剑柄，手成拳头状，然后推击，完成刺击动作。印度刀剑展品数量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
这把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长刀，刀身产自欧洲，刀背上有阿拉伯和波斯文字的金饰铭文，内容是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Orandze Bbu）的名字和制造年代“1673”。刀柄使用银、钻石、珐琅镶嵌，雕有太阳伞造型。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太阳伞是天堂圆顶和皇室的象征，蕴含的寓意是，这把刀属于神圣、天赐、天佑的统治者。1526年，蒙古族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帅军入侵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王朝第六任君主，统治期为1658～1717年。展出的这把长刀，是在他即位后的第16年制造的。奥朗则布一生中与印度半岛南部的印度教军队断断续续地战斗了70年，即使在皇位上也经常御驾亲征。他的佩刀绝非庆典仪式的摆设，更多时候是用于沙场征战。
一组带有刀鞘的6～7世纪日本古刀
一把莫卧儿帝国时代的短刀，刀身和刀鞘镶嵌金丝、钻石、玛瑙及红、蓝宝石，玉质马头刀柄，马眼用红宝石镶嵌装饰，刀身上铭刻了制作者、拥有者的名字和制作年代1689～1690年。另一把短刀（或曰匕首）产于19世纪，刀柄为玉质，刀身凿刻镶金雕花，刀鞘使用鱼皮包覆，上面镶嵌金丝、宝石，极尽豪华。
一把H形剑柄的短剑，产于17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代，长483mm，剑身刻有花纹，剑柄雕刻图案并嵌金，皮质剑套上带有金饰压花，压花图案表现了17世纪印度绘画风格。另一把具有相似刀柄的短剑，产于18世纪莫卧儿王朝衰落时代，全长479mm，剑身略带弯曲，靠近刀柄的两面均带有盾形浮雕，并配有铭文，铭文内容是可兰经第61章第13节里的一句圣言：“他将赏赐另一种为你们所爱好的恩典——从真主降下的援助和临近的胜利。向信士们报喜吧。”
还有一把造型奇特的匕首，产于17世纪南印度的坦贾武尔，刀身雕有精细的花纹和奇异的鸟兽图案，刀柄连着刀身呈圆环状，上面的镀金也基本完好地保留下来。这把匕首堪称17世纪观赏性钢凿冷兵器艺术品的最佳范例，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14年最新获得的藏品。
土耳其军刀
古代历史上，土耳其人擅长用刀而不喜欢用剑。土耳其刀的主要类型有：基利（Kilici）长刀、帕拉（Pala）马刀、亚特坎（Yatahan）腰刀、坎查（Kazanjar或kantchar）短剑或曰匕首。博物馆的一个橱窗，集中展示了这几种土耳其军刀的样本。
基利长刀，是土耳其骑兵和少数步兵军官的佩刀，长1m左右，刀身呈曲形弧线，护手大多为十字形，刀柄一般使用牛角制作，柄首向内弯曲呈圆锤形，这种刀柄造型是土耳其长刀最为鲜明、突出的外在特征。帕拉马刀，系马、步两用之佩刀，与基利长刀相比差别主要表现在刀身上，帕拉刀身较宽，上半段两边近于平行，中部变窄并弯曲，之后再放宽并逐渐变窄直到刀尖。帕拉刀使用优质钢打造，刀身虽宽但很薄，因此质量比基利长刀轻得多。亚特坎腰刀是一种很特殊的插腰长刀，属于纯粹的土耳其特产。此种刀均无护手，刀身向内弯曲，非精于其刀术者很难运用自如。其刀身用纯美的土耳其白钢打造，极为润泽光滑。坎查匕首是伊斯兰地区所用短剑或匕首的通称。在博物馆同一个橱窗内，与土耳其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些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制造的短刀和匕首，风格也比较近似。
这组目贯、小柄和笄的“三所物”配件，均来自于19世纪以前德川幕府时期水户德川家的世代收藏，为日本著名的“后藤流派”作品
博物馆展出的土耳其刀剑都带有华丽的装饰，装饰材料包括金、银、铜、珍珠、玉石、珊瑚、皮革、珍珠母、动物角等诸多材料，刀身上多有土耳其式花纹和嵌金嵌银铭文，铭文多为可兰经韵文短语。在诸多展品中，装饰豪华者当属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一把庆典佩刀。穆罕默德·穆拉德五世（1840～1904年）是奥斯曼帝国第33位苏丹，在1876年5月30日继位时被授予这把佩刀。在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登基典礼最重要的仪式是授刀，而不是加冕。这把特制的庆典佩刀从类型上看，属于标准的基利长刀，全长1010mm，刀身长837mm，质量为1.13kg，出自一位宫廷珠宝匠之手。这把刀刀身为17世纪伊朗制造，玉质刀柄于18世纪印度制造，以此为基础进行翻新装饰，护手和刀鞘用黄金、钻石、绿宝石及珍珠镶嵌雕饰，极尽奢华。靠近刀鞘顶端镶嵌的绿宝石可以打开，底下是一个秘匣，里面有一枚刻有蘇里曼大帝（1494～1566年，是16世纪最有权势的奥斯曼统治者）名字的金币，绿宝石背面刻有铭文“以真主的名义”。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穆拉德五世在接受这把佩刀之后，便遭遇了严重的国家政治动荡，继位仅93天便被废黜下狱，直至1904年死于狱中。
土耳其刀剑展品中，有一把比较少见的直刀，产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它是与弯刀配对使用的。刀的装饰风格，特别是主体使用乌银装饰，刀柄头部向内弯曲，可以看出这是一把标准的奥斯曼武器，刀柄使用天青色装饰，这在土耳其刀剑中是十分少见的。 与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个庆典权杖，这个权杖使用镀银和乌银雕饰，顶端凿刻郁金香花朵造型，庄重而华丽，它是奥斯曼军队指挥权的象征。在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中，欧洲军队大胜土耳其军队，缴获的战利品中也有类似的权杖。
日本刀和箭镞
一把双刃的直形铁制古刀，产于公元5世纪，是极为少见的日本古刀早期样本。日本刀多为单刃并略带弧形，最早的双刃直刀仿制于中国剑。展出的这把古刀出自日本最有名的古代墓塚熊本县船山古坟。1873年日本在开掘这座墓葬时，只取出了数量不多的葬品，其中包括珠宝、皇冠、镜子、庆典靴、盔甲残片等，还有若干刀剑。展出的这把刀是1906年被日本东京帝国博物馆用来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藏品交换的，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武器盔甲馆名誉馆长的贝什福德·迪恩博士一手操办了这次藏品交换。1965年日本又发掘出这座古坟中的其他随葬品，均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列日本艺术品最高排名，收藏于东京国家博物馆。
一组带有刀鞘的单刃日本古刀产于6～7世纪古坟时代，也是从古墓中出土的，虽已严重锈蚀，但仍能看出它们的基本形态特征。长直、单刃的铁质刀身表明其功能与之前的双刃直刀不同，它不是用来刺杀而是用来砍杀的;腐朽的刀鞘、残存的鞘箍龙骨，表明这些武器是以一定角度悬挂在腰间;形状各异的刀柄，特别是柄头的造型和装饰反映出日本古刀从仿制向本土化演变的过程。早期日本刀多来自中国，在学习了中国刀剑铸造技术后开始仿制。一些日本古刀，很难区分出哪些是舶来品哪些是仿制品。不过展品中一把带有巨大球型柄头的刀，属于日本本土制造无疑，此类柄头是早期日本刀的明显标志。在这一组展品中还有一把刀确认是从河南洛阳邙山一座帝王陵墓中出土的，年代为6世纪，属于中国隋朝皇帝的随葬品，刀柄的环状柄头雕饰了两条龙首相对、龙身相连的龙，推测这把长刀可能属于游牧民族的萨尔玛提亚人和萨珊骑兵，它也是最早的日本太刀的原型。
古坟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日本刀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同流派的刀工，直刀逐渐转变为略带弧线的弯刀。特别是平安时代后期，日本武士刀主要用于战场上骑马决战，所以多为刀刃较长的太刀。太刀刀身前窄后宽，刀形优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些太刀，其中一把单独展出的太刀，刀身制作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早期的平安时代，刀上有制作者名字“正真”的铭刻，正真是一位“备前传”流派的刀工，这个流派兴盛于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早期。这把刀刀身显示了精细的做工、优良的品质及优美的外形，是一把非常罕见的平安时期的顶级刀身标本。展出的一把太刀，刀身制作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上面有作者“法光”的铭刻。刀鞘是19世纪制造的，作者署名“平田春就”，使用了鳐鱼皮、银、皮革、金、铜、珍珠等装饰材料。刀鞘上的两个金属环（称为“足金物”：靠近鞘口的一个称“一足”，另一个称“二足”）用缎带穿插编织成型，方便携带。另外一把太刀，刀身是日本当代刀工大师月山贞利（出生于1946年）和他儿子月山一郎（1979年出生）共同打造的，铭刻署名日期2004年5月16日。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武器盔甲馆工作人员到月山大师工作室参观时，也参与了刀身最初的铸造，因此在刀柄上还刻上了这些人的名字。
一把装入刀鞘的胁差，产于19世纪。这种被称作“胁差”的日本刀，是一种比太刀短的中型刀，是太刀的辅助刀具，一般与太刀配对携带于腰间。博物馆收藏的这把刀身制造于1839年，由江户时代山形县“备前传”流派刀工大庆直胤打造，上面的雕刻装饰出自“相州传”流派刀工本城义胤之手。在19世纪，本城义胤为大庆直胤的许多刀进行了雕饰。刀镡（护手）和刀鞘则是山口县萩市工匠幸仲制作的。
一批装饰精美的刀具装饰配件，包括刀镡和目贯、小柄、笄等，与太刀和胁差一同展出。日本江户时代以后，锻造工业异常繁荣，著名刀工亦不断涌现。随着太平盛世的持续，日本刀渐渐与实用性的本质脱离，开始追求华美的刃纹和装饰，刀镡、目贯、小柄、笄等刀具装饰成为时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这类藏品数量极多，拿出来展出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展出的刀镡均为铁制，制作于14世纪南北朝时代、15世纪室町时代及16世纪桃山时代，其上带有各种别具风格的造型和雕镂装饰，表现的内容有雪、竹、树、花、草，还有昆虫如蝴蝶、蜻蜓等，工艺十分细腻。目贯、笄、小柄是柄鞘装饰的三件套，在日本被称为“三所物”。其中的目贯，即刀柄上的目钉，不但起装饰作用，还有助于握持稳固;小柄是装在鞘袋内的一把小刀的刀柄，这种小刀是一种多用途工具，通常用作裁纸而非武器;笄是一种纤细的簪子，可插入头发，通常被放置在刀鞘的袋子内，既可投掷杀敌也可用作梳理武士头发，其握持处末端的球形突出物还可用来清理耳垢。博物馆展出的一组目贯、小柄和笄“三所物”系列套件，均来自于19世纪以前德川幕府时期水户德川家的世代收藏，为日本著名的“后藤流派”的作品。该流派是公元15世纪在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政的资助下由后藤祐乘创立的，其特色在于赤铜表面以金银为基色的高浮雕，具有绘画般的设计。后藤祐乘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风格，制作的“三所物”始终保持了精工细作的传统。从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后藤家族一直是德川幕府的御用工匠。早期后藤作品上没有作者签名，大约在1600年左右，后藤派继任者才把他们先辈的作品重新进行铭刻标记。作品上还铭刻所有者的名字，这是当时高阶武士身份的象征。日本刀收藏者热衷于分类收藏，有的专门收藏刀身，有的专收刀柄配件，有的专收护手，亦有专收“三所物”及鞘内小刀者。这里展出的后藤派“三所物”，包含了前十五代后藤大师的作品，每一代后藤大师的作品都由一套“三所物”和2个小柄、1对目贯组成，时间跨度长达4个世纪之久，绝对是一套难得的系列藏品。
与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两组箭镞展品，一组产于16～19世纪，是为狩猎或战场作战制造的实用性箭镞;另一组产于17世纪的江户时代，是作为礼品和祭奠仪式上使用的观赏性箭镞。箭镞俗称箭头，即箭的锋刃部分。日本使用弓箭的历史也很悠久，古时候日本人无论贫富贵贱均修炼箭术。日本武士雖以剑术闻名，但射箭，尤其是马上射箭也是几个世纪以来武士必备的技能。弓的制式很多，并常有变化，箭矢亦随之改变，人们根据狩猎和作战的不同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箭镞。箭镞形态一般有四种：第一种为细长型，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第二种为“Y”型，主要用于狩猎，作战时也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第三种平根尖矢，主要用于战场上射击敌军将领;第四种为中空铃型，发射时会发出声响，既可阻吓敌人也可用于联络。第二组展品作为礼品和祭品使用的箭镞，上面带有精细的凿刻蚀刻，装饰图案有花草、动物及佛教神像等，表现了金属艺术制品的美感。
编辑/刘兰芳
印度刀剑
博物馆展出的印度刀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长刀，刀刃弯曲，D形刀柄/护手，刀柄上端呈盘形或笠形，下端护手为平形或椭圆形;第二类是短刀，刀刃有厚有薄，略带弯曲，刀尖极其锋锐;第三类是一种被称为“katars”的短剑剑柄为H形，剑身宽而锋利，握持部分横置在剑柄的两个侧条中间，使用时，握住剑柄，手成拳头状，然后推击，完成刺击动作。印度刀剑展品数量不多，但件件都是精品。
这把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长刀，刀身产自欧洲，刀背上有阿拉伯和波斯文字的金饰铭文，内容是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Orandze Bbu）的名字和制造年代“1673”。刀柄使用银、钻石、珐琅镶嵌，雕有太阳伞造型。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太阳伞是天堂圆顶和皇室的象征，蕴含的寓意是，这把刀属于神圣、天赐、天佑的统治者。1526年，蒙古族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帅军入侵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王朝第六任君主，统治期为1658～1717年。展出的这把长刀，是在他即位后的第16年制造的。奥朗则布一生中与印度半岛南部的印度教军队断断续续地战斗了70年，即使在皇位上也经常御驾亲征。他的佩刀绝非庆典仪式的摆设，更多时候是用于沙场征战。
一把莫卧儿帝国时代的短刀，刀身和刀鞘镶嵌金丝、钻石、玛瑙及红、蓝宝石，玉质马头刀柄，马眼用红宝石镶嵌装饰，刀身上铭刻了制作者、拥有者的名字和制作年代1689～1690年。另一把短刀（或曰匕首）产于19世纪，刀柄为玉质，刀身凿刻镶金雕花，刀鞘使用鱼皮包覆，上面镶嵌金丝、宝石，极尽豪华。
一把H形剑柄的短剑，产于17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代，长483mm，剑身刻有花纹，剑柄雕刻图案并嵌金，皮质剑套上带有金饰压花，压花图案表现了17世纪印度绘画风格。另一把具有相似刀柄的短剑，产于18世纪莫卧儿王朝衰落时代，全长479mm，剑身略带弯曲，靠近刀柄的两面均带有盾形浮雕，并配有铭文，铭文内容是可兰经第61章第13节里的一句圣言：“他将赏赐另一种为你们所爱好的恩典——从真主降下的援助和临近的胜利。向信士们报喜吧。”
还有一把造型奇特的匕首，产于17世纪南印度的坦贾武尔，刀身雕有精细的花纹和奇异的鸟兽图案，刀柄连着刀身呈圆环状，上面的镀金也基本完好地保留下来。这把匕首堪称17世纪观赏性钢凿冷兵器艺术品的最佳范例，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14年最新获得的藏品。
土耳其军刀
古代历史上，土耳其人擅长用刀而不喜欢用剑。土耳其刀的主要类型有：基利（Kilici）长刀、帕拉（Pala）马刀、亚特坎（Yatahan）腰刀、坎查（Kazanjar或kantchar）短剑或曰匕首。博物馆的一个橱窗，集中展示了这几种土耳其军刀的样本。
基利长刀，是土耳其骑兵和少数步兵军官的佩刀，长1m左右，刀身呈曲形弧线，护手大多为十字形，刀柄一般使用牛角制作，柄首向内弯曲呈圆锤形，这种刀柄造型是土耳其长刀最为鲜明、突出的外在特征。帕拉马刀，系马、步两用之佩刀，与基利长刀相比差别主要表现在刀身上，帕拉刀身较宽，上半段两边近于平行，中部变窄并弯曲，之后再放宽并逐渐变窄直到刀尖。帕拉刀使用优质钢打造，刀身虽宽但很薄，因此质量比基利长刀轻得多。亚特坎腰刀是一种很特殊的插腰长刀，属于纯粹的土耳其特产。此种刀均无护手，刀身向内弯曲，非精于其刀术者很难运用自如。其刀身用纯美的土耳其白钢打造，极为润泽光滑。坎查匕首是伊斯兰地区所用短剑或匕首的通称。在博物馆同一个橱窗内，与土耳其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些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制造的短刀和匕首，风格也比较近似。
博物馆展出的土耳其刀剑都带有华丽的装饰，装饰材料包括金、银、铜、珍珠、玉石、珊瑚、皮革、珍珠母、动物角等诸多材料，刀身上多有土耳其式花纹和嵌金嵌银铭文，铭文多为可兰经韵文短语。在诸多展品中，装饰豪华者当属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一把庆典佩刀。穆罕默德·穆拉德五世（1840～1904年）是奥斯曼帝国第33位苏丹，在1876年5月30日继位时被授予这把佩刀。在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登基典礼最重要的仪式是授刀，而不是加冕。这把特制的庆典佩刀从类型上看，属于标准的基利长刀，全长1010mm，刀身长837mm，质量为1.13kg，出自一位宫廷珠宝匠之手。这把刀刀身为17世纪伊朗制造，玉质刀柄于18世纪印度制造，以此为基础进行翻新装饰，护手和刀鞘用黄金、钻石、绿宝石及珍珠镶嵌雕饰，极尽奢华。靠近刀鞘顶端镶嵌的绿宝石可以打开，底下是一个秘匣，里面有一枚刻有蘇里曼大帝（1494～1566年，是16世纪最有权势的奥斯曼统治者）名字的金币，绿宝石背面刻有铭文“以真主的名义”。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穆拉德五世在接受这把佩刀之后，便遭遇了严重的国家政治动荡，继位仅93天便被废黜下狱，直至1904年死于狱中。
土耳其刀剑展品中，有一把比较少见的直刀，产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它是与弯刀配对使用的。刀的装饰风格，特别是主体使用乌银装饰，刀柄头部向内弯曲，可以看出这是一把标准的奥斯曼武器，刀柄使用天青色装饰，这在土耳其刀剑中是十分少见的。 与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个庆典权杖，这个权杖使用镀银和乌银雕饰，顶端凿刻郁金香花朵造型，庄重而华丽，它是奥斯曼军队指挥权的象征。在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中，欧洲军队大胜土耳其军队，缴获的战利品中也有类似的权杖。
日本刀和箭镞
一把双刃的直形铁制古刀，产于公元5世纪，是极为少见的日本古刀早期样本。日本刀多为单刃并略带弧形，最早的双刃直刀仿制于中国剑。展出的这把古刀出自日本最有名的古代墓塚熊本县船山古坟。1873年日本在开掘这座墓葬时，只取出了数量不多的葬品，其中包括珠宝、皇冠、镜子、庆典靴、盔甲残片等，还有若干刀剑。展出的这把刀是1906年被日本东京帝国博物馆用来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藏品交换的，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武器盔甲馆名誉馆长的贝什福德·迪恩博士一手操办了这次藏品交换。1965年日本又发掘出这座古坟中的其他随葬品，均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列日本艺术品最高排名，收藏于东京国家博物馆。
一组带有刀鞘的单刃日本古刀产于6～7世纪古坟时代，也是从古墓中出土的，虽已严重锈蚀，但仍能看出它们的基本形态特征。长直、单刃的铁质刀身表明其功能与之前的双刃直刀不同，它不是用来刺杀而是用来砍杀的;腐朽的刀鞘、残存的鞘箍龙骨，表明这些武器是以一定角度悬挂在腰间;形状各异的刀柄，特别是柄头的造型和装饰反映出日本古刀从仿制向本土化演变的过程。早期日本刀多来自中国，在学习了中国刀剑铸造技术后开始仿制。一些日本古刀，很难区分出哪些是舶来品哪些是仿制品。不过展品中一把带有巨大球型柄头的刀，属于日本本土制造无疑，此类柄头是早期日本刀的明显标志。在这一组展品中还有一把刀确认是从河南洛阳邙山一座帝王陵墓中出土的，年代为6世纪，属于中国隋朝皇帝的随葬品，刀柄的环状柄头雕饰了两条龙首相对、龙身相连的龙，推测这把长刀可能属于游牧民族的萨尔玛提亚人和萨珊骑兵，它也是最早的日本太刀的原型。
古坟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日本刀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同流派的刀工，直刀逐渐转变为略带弧线的弯刀。特别是平安时代后期，日本武士刀主要用于战场上骑马决战，所以多为刀刃较长的太刀。太刀刀身前窄后宽，刀形优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些太刀，其中一把单独展出的太刀，刀身制作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早期的平安时代，刀上有制作者名字“正真”的铭刻，正真是一位“备前传”流派的刀工，这个流派兴盛于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早期。这把刀刀身显示了精细的做工、优良的品质及优美的外形，是一把非常罕见的平安时期的顶级刀身标本。展出的一把太刀，刀身制作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上面有作者“法光”的铭刻。刀鞘是19世纪制造的，作者署名“平田春就”，使用了鳐鱼皮、银、皮革、金、铜、珍珠等装饰材料。刀鞘上的两个金属环（称为“足金物”：靠近鞘口的一个称“一足”，另一个称“二足”）用缎带穿插编织成型，方便携带。另外一把太刀，刀身是日本当代刀工大师月山贞利（出生于1946年）和他儿子月山一郎（1979年出生）共同打造的，铭刻署名日期2004年5月16日。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武器盔甲馆工作人员到月山大师工作室参观时，也参与了刀身最初的铸造，因此在刀柄上还刻上了这些人的名字。
一把装入刀鞘的胁差，产于19世纪。这种被称作“胁差”的日本刀，是一种比太刀短的中型刀，是太刀的辅助刀具，一般与太刀配对携带于腰间。博物馆收藏的这把刀身制造于1839年，由江户时代山形县“备前传”流派刀工大庆直胤打造，上面的雕刻装饰出自“相州传”流派刀工本城义胤之手。在19世纪，本城义胤为大庆直胤的许多刀进行了雕饰。刀镡（护手）和刀鞘则是山口县萩市工匠幸仲制作的。
一批装饰精美的刀具装饰配件，包括刀镡和目贯、小柄、笄等，与太刀和胁差一同展出。日本江户时代以后，锻造工业异常繁荣，著名刀工亦不断涌现。随着太平盛世的持续，日本刀渐渐与实用性的本质脱离，开始追求华美的刃纹和装饰，刀镡、目贯、小柄、笄等刀具装饰成为时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这类藏品数量极多，拿出来展出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展出的刀镡均为铁制，制作于14世纪南北朝时代、15世纪室町时代及16世纪桃山时代，其上带有各种别具风格的造型和雕镂装饰，表现的内容有雪、竹、树、花、草，还有昆虫如蝴蝶、蜻蜓等，工艺十分细腻。目贯、笄、小柄是柄鞘装饰的三件套，在日本被称为“三所物”。其中的目贯，即刀柄上的目钉，不但起装饰作用，还有助于握持稳固;小柄是装在鞘袋内的一把小刀的刀柄，这种小刀是一种多用途工具，通常用作裁纸而非武器;笄是一种纤细的簪子，可插入头发，通常被放置在刀鞘的袋子内，既可投掷杀敌也可用作梳理武士头发，其握持处末端的球形突出物还可用来清理耳垢。博物馆展出的一组目贯、小柄和笄“三所物”系列套件，均来自于19世纪以前德川幕府时期水户德川家的世代收藏，为日本著名的“后藤流派”的作品。该流派是公元15世纪在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政的资助下由后藤祐乘创立的，其特色在于赤铜表面以金银为基色的高浮雕，具有绘画般的设计。后藤祐乘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风格，制作的“三所物”始终保持了精工细作的传统。从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后藤家族一直是德川幕府的御用工匠。早期后藤作品上没有作者签名，大约在1600年左右，后藤派继任者才把他们先辈的作品重新进行铭刻标记。作品上还铭刻所有者的名字，这是当时高阶武士身份的象征。日本刀收藏者热衷于分类收藏，有的专门收藏刀身，有的专收刀柄配件，有的专收护手，亦有专收“三所物”及鞘内小刀者。这里展出的后藤派“三所物”，包含了前十五代后藤大师的作品，每一代后藤大师的作品都由一套“三所物”和2个小柄、1对目贯组成，时间跨度长达4个世纪之久，绝对是一套难得的系列藏品。
与刀一同展出的还有两组箭镞展品，一组产于16～19世纪，是为狩猎或战场作战制造的实用性箭镞;另一组产于17世纪的江户时代，是作为礼品和祭奠仪式上使用的观赏性箭镞。箭镞俗称箭头，即箭的锋刃部分。日本使用弓箭的历史也很悠久，古时候日本人无论贫富贵贱均修炼箭术。日本武士雖以剑术闻名，但射箭，尤其是马上射箭也是几个世纪以来武士必备的技能。弓的制式很多，并常有变化，箭矢亦随之改变，人们根据狩猎和作战的不同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箭镞。箭镞形态一般有四种：第一种为细长型，具有很强的穿透力;第二种为“Y”型，主要用于狩猎，作战时也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第三种平根尖矢，主要用于战场上射击敌军将领;第四种为中空铃型，发射时会发出声响，既可阻吓敌人也可用于联络。第二组展品作为礼品和祭品使用的箭镞，上面带有精细的凿刻蚀刻，装饰图案有花草、动物及佛教神像等，表现了金属艺术制品的美感。
编辑/刘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