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看民国学者的文字，发现被我们误解的东西实在太多。思想上的误会与隔膜姑且不谈，单以旧体诗这一“谬种”而论，就难免不是一桩冤案。百年以来，虽说新诗早已占尽风流，但旧体诗何尝真正被打倒，又何曾真正地消亡？这些天放在枕边闲览的《陈独秀诗存》，再次令我想起旧体诗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欲离欲弃却又不弃不离的复杂关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思想解放的领袖人物，多数人印象中，陈独秀只有《独秀文存》那部白话体时评雄文，畅快淋漓，传颂一时。在白话文运动中，他曾武断地主张：“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的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实际上陈独秀一直未曾放弃旧体诗创作。
　　从《陈独秀诗存》收录被确定为其所作的二百多首诗联来看，大多为旧体诗，新体诗仅有《丁已除夕歌》等寥寥三两首。这个不成比例的事实，证明了那一代新文化运动人物身上的一个悖论：在功业的前台，他们用顺应时势的白话文武器来纵横驰骋开疆拓土，践行自己的民众启蒙追求；但在个体精神的后花园，却还是固守着传统的旧体诗以呵护自我。身处向现代的急剧转捩之中，却无法割裂传统，这种看似寻常的过渡性，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如此分明而紧张。而且在陈独秀的旧体诗之中，尽管有“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告少年》）之类的言志诗，但更多的是传统文人所习见的应景诗、唱和诗、山水诗以及与文人诗侣放浪形骸的诗酒豪情之作。如辛亥革命前隐居杭州时所作《杭州酒家》：“武林市上酒家炉，自别江城又一秋。若问狂郎生活意，醉归每见月沉楼。”他与苏曼殊唱和的十首《本事诗》，流露出传统文人的才子性情，如“空功秦女为吹箫，孤负天门上下潮。周郎未遇春衫薄，沽酒无颜过二桥”一类，迹近艳情之作。但与黄仲则、苏曼殊、郁达夫绮情一路不同的是，陈独秀毕竟有思想家气质为底色，缠绵蕴藉之中，偏多卓绝风神，如“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如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寄沈尹默》）一类。即使是在集句、集联这些旧文人习见的文字游戏中，如“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赠刘海粟）、“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挽方守敦）等，依然可见一代思想伟人之豪情。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陈独秀旧体诗创作大体出现了三次高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之前，作者年轻狂歌，多有慷慨风流之作，如《灵隐寺前》：“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第二次则是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入狱，在狱中以“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开篇，以“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作结，写下五十六首感时伤生的《金粉泪》。第三次则是晚年穷愁蛰居蜀中江津小镇，写下的几首悲老伤嗟兼怀人之作。如寄赠旧年好友沈尹默：“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诗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而在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时，陈独秀就稍稍疏离了旧体诗。1921年前后，陈独秀忽然不作旧体诗，很多人感到奇怪。李大钊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陈独秀听了好友的解释，“亦不置辩”。从早年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到晚年的“垂老文章气益卑”，在国家支离、民生多艰的现代，像同时代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走过了一条由慷慨昂扬到沉郁顿挫的心路。但对这位“终身的反对派”来说，即使人生屡次淹蹇颠踬，他依然不为流俗左右，不因政治党争的迫害而坚持特立独行，诚不失男儿本色、思想家风骨。
　　《陈独秀诗存》以词语注释和本事两种方式介绍了陈独秀诗联的内涵和创作背景。诗为心声，读读这位旧年风云人物的旧体诗，不免深深地为其“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遥生无限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