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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横跨法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他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双博士、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的唯一一位中国大陆学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功勋卓著的创建人和首任院长。在国外奋斗多年，已经拥有了声誉、学术地位和年薪百万的律师职位，他却毅然把一切放下，选择回国来教书育人。中美法学院，这个被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称为“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法学院，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地创建起来的。
天之骄子
2004年底，36岁的许传玺当选为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引起国内法律界震动。有专家说，许传玺的当选标志着我国法律界获得与美国主流法律界对话的资格。有人这样问过一位美国院士，在美国法律界还有没有比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更高的荣誉？得到的回答是：将来可能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个研究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2000多位院士，整个亚洲只有８位。要加入这个团体有相当难度：不能本人申请，而必须有３位资深院士提名。许传玺，这位年轻的东方学者，何以获此殊荣呢？或许，他的经历和学术成就可以作出最好的解释。
15岁时，许传玺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这所全国最高学府里，他不仅集中攻读文、史、哲等主干科目，而且还利用假期选修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课程。由于成绩突出，他连年获得北大学习优秀奖，他的毕业论文《翻译理论探索》还被作为优秀论文收入北大图书馆。受到北大活跃的校园文化影响，他很早就有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加入了北大学生通讯社，后来还曾担任社长。对新闻的喜爱曾让他打算在本科结束后攻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虽然他在报考的前几天改变了主意，因为“已经自学了三年的新闻，对新闻专业已经比较熟悉，所以它在智力上的挑战已不再强烈”。
与此同时，他得知朱光潜和钱钟书先生的弟子许渊冲先生将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招收中西文化比较硕士生，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文化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它有深度，有广度，有份量，能够激发我的学习热情，能和我最关注的‘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整合我以前的学习背景。”他立即决定报考该专业。虽然知道只有一个名额，他还是决定冒险一试。经过一个月的突击，考完后到国际政治系打听成绩。系主任一见他就满面笑容：“没问题，你考了第一。”后来他才得知，当年参加考试的人竟然多达138名。
研究生第一年结束后，北大选派优秀学生到设在南京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许传玺成了这个中心的第三届学生。
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人类学英文原著，对人类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人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纯正、主流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包容了人文科学的许多特质。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问题都是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大到世界大战、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小到街头吵架、节日互赠礼品，无一不是人类学的课题。”
同时，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原有专业“只限于感性，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和严谨性”，他开始想要掌握一些更加切实、更加严谨的东西——譬如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对人的更真实、更可靠的理解。于是，将人类学作为下一个研究方向就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
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项目后，他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也选修了体质人类学课程，还参加过考古队。学习期间，他一直是学校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并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当他即将离开耶鲁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的教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
在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又转攻法律专业，许传玺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法律是涉及人类的学科中最具参与性、实用性的学科，是一门由‘知’到‘行’的学科。”在进行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入了解之后，运用法律来负责任地进行社会参与、改善社会，是这一选择的现实追求。
许传玺的表现印证了导师的推荐。在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国精英的哈佛法学院，他依然出类拔萃。在学院纠问式的课堂上，他以答题准确、简洁而闻名。凭着优异的成绩，他不仅每年都获得高额奖学金，还担任了美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权威期刊之一的《哈佛国际法学刊》编委。
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天赋之外，勤奋是唯一的原因。在国外求学多年的经历，让他体悟到：“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实力。”
1999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许传玺加入了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驻纽约总部律师，主要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一些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
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成功二字，还有比这更好的诠释吗？而此时的许传玺，不过三十出头。
“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内，树丛掩映下，有一座红砖小楼。保安们都知道，在二楼，灯总是亮到很晚的那一间，就是许院长的办公室。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略显陈旧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中美法学院的很多开创性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内完成的。
“为什么选择回国？”这是许传玺被问过多次的问题。有人为他算了一笔帐：回国五年，经济损失至少千万。他的一位美国律师朋友得知他回国后只拿6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时，也忍不住当面感慨：“你真的很高尚！”而许传玺的解释是：“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出国之始，我就知道自己迟早要回来。”
的确，在海外多年，许传玺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无论是人类学研究还是法学研究，他选择的课题都与中国有关。他在担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期间，与国内法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在担任耶鲁法学院研究员期间负责对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咨询。他的中国情结明显地表露于他的一言一行。
1998年，徐显明校长随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访美，会见了当时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的许传玺。这一次邂逅给徐显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中，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注，预示着其学术成绩和中国实际必然要相互结合。我当时就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于回国服务、为国效力的人才。”
2002年夏，求贤若渴的徐显明校长找到了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与他促膝长谈，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加盟政法大学的想法。徐校长的极力争取是有原因的：“在美国，读完一个法博士学位通常需要有极好的学术背景和能力，需要投入十多万美元，而法博士毕业后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因此，在美国能够完成法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如同凤毛麟角，更少有人愿意回国当老师。”但是，当得知徐校长请他回来是要创建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为我国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时，他很快就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来到政法大学后，许传玺马上投入到学院的建设工作中。一切都从零开始。最初的一年，学院没有一分钱办公经费，没有一间办公室，全部的教员和行政人员加起来，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拿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积蓄作为启动资金，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电话搬到了办公室。缺少教员，他就动用自己多年的学术联系邀请相关教授、专家过来讲课；有些行政人员的聘用手续没有及时落实，他就用自己的积蓄给他们开了一段时间的工资。
许传玺的很多学生不知道经常和自己一起吃盒饭的许老师竟“有这么‘牛’的经历”。他们常常看到的是，“许老师总是长时间地在电脑前工作，好像从来不知道疲惫”。晚上他休息得也很晚，经常晚上十点多还和学生在电话里讨论问题。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和过度劳累，他时常要忍受腰背疼痛，还患上了心肌炎，多次病倒。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现年已85岁高龄的中国比较法前辈潘汉典先生曾在他病倒后打来电话，关切地叮嘱：“你现在做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一个人撑着一座大厦，一定得注意身体。”
他的高强度工作换来了学院的高效率发展：学院从2002年11月正式创立，2003年底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2004年迎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2005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同时还参与对政法大学本科生和其他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目前，学院的第一届硕士生已经全部通过论文答辩，顺利毕业，并在法院、海关、知名律所及大型企业中就职。
2007年底，中美法学院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学硕士项目将正式启动招生，学员在北京和明尼苏达分别完成规定学业后，将获得明尼苏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如今的中美法学院，已经受到中美法律界的普遍关注。她不但培养出多位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服务的优秀毕业生，更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在中美比较法和相关领域的咨询服务，并在促进中美法律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让许传玺感到由衷的欣慰：“中美法学院对我来说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我给了它我生命的一部分。它现在已经步入正轨，我希望它越走越好……”
恢复了中断五十多年的中美比较法研究
“记住，你们比较中美法律，是要知己知彼，维护国家利益……”许教授在迎新会上的开场白，让很多学生仍记忆犹新。
作为一个特色学院，中美法学院是目前国内甚至整个亚洲唯一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的法学院。
早在1952年以前，我国曾经有过一所系统讲授美国法和比较法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我国一些被写入世界法律史册的法学家如梅汝璈，倪征燠（日奥）、李浩培等都毕业于该院。可惜该院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而中美法学院的创建是在50多年以后重新恢复了我国的中美比较法教学和研究。
许传玺认为，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英美法及比较法已成为维护国家及企业和个人利益、增强我国国际影响的必要途径。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既熟悉WTO规则，又掌握国际贸易法规的人才为国内所急需。
比如，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受反倾销诉讼。企业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此往往束手无策。在已发生的378起对华反倾销案中，至少有50％的企业没有应诉。这种消极对待反倾销的做法，使得对方在我方缺席的“审判”中不战而胜，很多企业因此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而中美法学院，正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提供一个平台。
许传玺一开始就在中美法学院课堂上倡导“真知式”教学，即法学院的课堂必须以传授和应用“真知识”为要旨，使用双语教学和案例教学法，探索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风格上，是“原汁原味的美国课堂”；而在内容上，则非常关注国内的法律实践和理论思考，经常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对国内重要的案例也经常进行集中的解析、讨论……
课堂上，学生扮演应诉的中国企业，用英文辩护；讲台下，许传玺层层质疑、毫不留情。他要将稚嫩的学生磨练成足以捍卫祖国利益的中坚力量。
时间一长，学生们都清楚了许老师的脾气：学术上决不允许“差不多”，每个概念、每个案例都要分析得细得不能再细，深得不能再深；论文到了他的手上，肯定会被细细圈改过。
许传玺一直对学生有很高的期许，期望他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和能力，尽量深入、尽量全面地掌握法的精神，能够在实践中准确地做出并实施具有专业法律人水准的判断……”
为了增强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力量，他不遗余力地引进人才。目前，中美法学院已拥有15位专职教师，几乎集中了国内从美国获得正规法律学位、回国任教的所有中青年法律人才，而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受许传玺的感召回国的。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郝倩说，她之所以最终决定回来，主要是因为以许传玺的出色背景和成绩，尚且义无反顾，回国出力，她理应跟随在后。她记得许传玺最有感召力的一句话是，“国内目前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我们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多买几辆车更有意义。”
如今，中美法学院的教研队伍已经成为我国甚至整个亚洲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学者群体。“爱才如命”的徐显明校长称道说：“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祖国利益至上
回国后，许传玺相继被国家有关部委聘请为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这些工作通常都事关国家与民族利益，时间紧迫，情况复杂，每一次都需要他全力以赴。
2003年8月，他受国务院选派，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次全会上，中国派出的主管官员（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将要竞选该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对该联合会法律框架和国际惯例都做了细致的研究，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制定了竞选方案。为保证竞选的成功，许传玺还具体负责对美国、新西兰等主要西方国家代表团的说服、争取。他的教育、职业背景和综合素养给这些国家的代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他对我国体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也同样让他们信服。最终，中国以该联合会历史上的最高票在第一轮胜出，这也是中国人在该会历史上担任的最高职位。会后，这些代表团的团长特意走到中国席位前与章新胜和许传玺握手祝贺，并郑重地说，“我们投了中国一票，我们为中国能有这样优秀的人才、有这样强的民族凝聚力而感动”。中国的顺利胜出，让一向冷静的许传玺留下了热泪。
2003年10月，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14届缔约国大会。在中国代表团的20多位成员中，许传玺是公认最忙的一位：起草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需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处理各类法律文书与文件，“经常是凌晨两点散会，七点钟就要做好另外一份文件”，以至大会开完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两鬓竟平添了许多白发。
许传玺在世界遗产领域为国家所承担的法律专家工作一直持续到2004年6至7月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这期间，他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实现国家制定的有关目标、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2005年1月，许传玺再次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并在此次会议上成功地协助我国哈尔滨扭转劣势，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此外，他还担任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法律顾问，就对俄关系问题向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法律建议。
对于这些完全没有报酬的工作，许传玺说：“身处国际舞台，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利益的份量。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尽力，是我莫大的荣誉。”
正是为了报效国家，他放弃了许多，也牺牲了许多，但仍然无怨无悔。尽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并没有很多情感的表露，但是听了他的故事就会知道，这位看上去“冷色调”的学者，拥有怎样一个沸腾的灵魂。
天之骄子
2004年底，36岁的许传玺当选为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引起国内法律界震动。有专家说，许传玺的当选标志着我国法律界获得与美国主流法律界对话的资格。有人这样问过一位美国院士，在美国法律界还有没有比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更高的荣誉？得到的回答是：将来可能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个研究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2000多位院士，整个亚洲只有８位。要加入这个团体有相当难度：不能本人申请，而必须有３位资深院士提名。许传玺，这位年轻的东方学者，何以获此殊荣呢？或许，他的经历和学术成就可以作出最好的解释。
15岁时，许传玺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这所全国最高学府里，他不仅集中攻读文、史、哲等主干科目，而且还利用假期选修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课程。由于成绩突出，他连年获得北大学习优秀奖，他的毕业论文《翻译理论探索》还被作为优秀论文收入北大图书馆。受到北大活跃的校园文化影响，他很早就有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加入了北大学生通讯社，后来还曾担任社长。对新闻的喜爱曾让他打算在本科结束后攻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虽然他在报考的前几天改变了主意，因为“已经自学了三年的新闻，对新闻专业已经比较熟悉，所以它在智力上的挑战已不再强烈”。
与此同时，他得知朱光潜和钱钟书先生的弟子许渊冲先生将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招收中西文化比较硕士生，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文化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它有深度，有广度，有份量，能够激发我的学习热情，能和我最关注的‘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整合我以前的学习背景。”他立即决定报考该专业。虽然知道只有一个名额，他还是决定冒险一试。经过一个月的突击，考完后到国际政治系打听成绩。系主任一见他就满面笑容：“没问题，你考了第一。”后来他才得知，当年参加考试的人竟然多达138名。
研究生第一年结束后，北大选派优秀学生到设在南京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许传玺成了这个中心的第三届学生。
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人类学英文原著，对人类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人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纯正、主流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包容了人文科学的许多特质。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问题都是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大到世界大战、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小到街头吵架、节日互赠礼品，无一不是人类学的课题。”
同时，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原有专业“只限于感性，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和严谨性”，他开始想要掌握一些更加切实、更加严谨的东西——譬如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对人的更真实、更可靠的理解。于是，将人类学作为下一个研究方向就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
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项目后，他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也选修了体质人类学课程，还参加过考古队。学习期间，他一直是学校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并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当他即将离开耶鲁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的教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
在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又转攻法律专业，许传玺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法律是涉及人类的学科中最具参与性、实用性的学科，是一门由‘知’到‘行’的学科。”在进行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入了解之后，运用法律来负责任地进行社会参与、改善社会，是这一选择的现实追求。
许传玺的表现印证了导师的推荐。在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国精英的哈佛法学院，他依然出类拔萃。在学院纠问式的课堂上，他以答题准确、简洁而闻名。凭着优异的成绩，他不仅每年都获得高额奖学金，还担任了美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权威期刊之一的《哈佛国际法学刊》编委。
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天赋之外，勤奋是唯一的原因。在国外求学多年的经历，让他体悟到：“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实力。”
1999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许传玺加入了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驻纽约总部律师，主要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一些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
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成功二字，还有比这更好的诠释吗？而此时的许传玺，不过三十出头。
“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内，树丛掩映下，有一座红砖小楼。保安们都知道，在二楼，灯总是亮到很晚的那一间，就是许院长的办公室。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略显陈旧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中美法学院的很多开创性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内完成的。
“为什么选择回国？”这是许传玺被问过多次的问题。有人为他算了一笔帐：回国五年，经济损失至少千万。他的一位美国律师朋友得知他回国后只拿6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时，也忍不住当面感慨：“你真的很高尚！”而许传玺的解释是：“学者要基于自己的学术储备和人生信念，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出国之始，我就知道自己迟早要回来。”
的确，在海外多年，许传玺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无论是人类学研究还是法学研究，他选择的课题都与中国有关。他在担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期间，与国内法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在担任耶鲁法学院研究员期间负责对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咨询。他的中国情结明显地表露于他的一言一行。
1998年，徐显明校长随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访美，会见了当时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的许传玺。这一次邂逅给徐显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中，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注，预示着其学术成绩和中国实际必然要相互结合。我当时就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于回国服务、为国效力的人才。”
2002年夏，求贤若渴的徐显明校长找到了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与他促膝长谈，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加盟政法大学的想法。徐校长的极力争取是有原因的：“在美国，读完一个法博士学位通常需要有极好的学术背景和能力，需要投入十多万美元，而法博士毕业后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因此，在美国能够完成法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如同凤毛麟角，更少有人愿意回国当老师。”但是，当得知徐校长请他回来是要创建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为我国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时，他很快就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来到政法大学后，许传玺马上投入到学院的建设工作中。一切都从零开始。最初的一年，学院没有一分钱办公经费，没有一间办公室，全部的教员和行政人员加起来，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拿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积蓄作为启动资金，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电话搬到了办公室。缺少教员，他就动用自己多年的学术联系邀请相关教授、专家过来讲课；有些行政人员的聘用手续没有及时落实，他就用自己的积蓄给他们开了一段时间的工资。
许传玺的很多学生不知道经常和自己一起吃盒饭的许老师竟“有这么‘牛’的经历”。他们常常看到的是，“许老师总是长时间地在电脑前工作，好像从来不知道疲惫”。晚上他休息得也很晚，经常晚上十点多还和学生在电话里讨论问题。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和过度劳累，他时常要忍受腰背疼痛，还患上了心肌炎，多次病倒。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现年已85岁高龄的中国比较法前辈潘汉典先生曾在他病倒后打来电话，关切地叮嘱：“你现在做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一个人撑着一座大厦，一定得注意身体。”
他的高强度工作换来了学院的高效率发展：学院从2002年11月正式创立，2003年底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2004年迎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2005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同时还参与对政法大学本科生和其他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目前，学院的第一届硕士生已经全部通过论文答辩，顺利毕业，并在法院、海关、知名律所及大型企业中就职。
2007年底，中美法学院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学硕士项目将正式启动招生，学员在北京和明尼苏达分别完成规定学业后，将获得明尼苏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如今的中美法学院，已经受到中美法律界的普遍关注。她不但培养出多位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服务的优秀毕业生，更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在中美比较法和相关领域的咨询服务，并在促进中美法律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让许传玺感到由衷的欣慰：“中美法学院对我来说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我给了它我生命的一部分。它现在已经步入正轨，我希望它越走越好……”
恢复了中断五十多年的中美比较法研究
“记住，你们比较中美法律，是要知己知彼，维护国家利益……”许教授在迎新会上的开场白，让很多学生仍记忆犹新。
作为一个特色学院，中美法学院是目前国内甚至整个亚洲唯一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的法学院。
早在1952年以前，我国曾经有过一所系统讲授美国法和比较法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我国一些被写入世界法律史册的法学家如梅汝璈，倪征燠（日奥）、李浩培等都毕业于该院。可惜该院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而中美法学院的创建是在50多年以后重新恢复了我国的中美比较法教学和研究。
许传玺认为，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英美法及比较法已成为维护国家及企业和个人利益、增强我国国际影响的必要途径。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既熟悉WTO规则，又掌握国际贸易法规的人才为国内所急需。
比如，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受反倾销诉讼。企业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此往往束手无策。在已发生的378起对华反倾销案中，至少有50％的企业没有应诉。这种消极对待反倾销的做法，使得对方在我方缺席的“审判”中不战而胜，很多企业因此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而中美法学院，正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提供一个平台。
许传玺一开始就在中美法学院课堂上倡导“真知式”教学，即法学院的课堂必须以传授和应用“真知识”为要旨，使用双语教学和案例教学法，探索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风格上，是“原汁原味的美国课堂”；而在内容上，则非常关注国内的法律实践和理论思考，经常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对国内重要的案例也经常进行集中的解析、讨论……
课堂上，学生扮演应诉的中国企业，用英文辩护；讲台下，许传玺层层质疑、毫不留情。他要将稚嫩的学生磨练成足以捍卫祖国利益的中坚力量。
时间一长，学生们都清楚了许老师的脾气：学术上决不允许“差不多”，每个概念、每个案例都要分析得细得不能再细，深得不能再深；论文到了他的手上，肯定会被细细圈改过。
许传玺一直对学生有很高的期许，期望他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和能力，尽量深入、尽量全面地掌握法的精神，能够在实践中准确地做出并实施具有专业法律人水准的判断……”
为了增强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力量，他不遗余力地引进人才。目前，中美法学院已拥有15位专职教师，几乎集中了国内从美国获得正规法律学位、回国任教的所有中青年法律人才，而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受许传玺的感召回国的。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郝倩说，她之所以最终决定回来，主要是因为以许传玺的出色背景和成绩，尚且义无反顾，回国出力，她理应跟随在后。她记得许传玺最有感召力的一句话是，“国内目前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我们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多买几辆车更有意义。”
如今，中美法学院的教研队伍已经成为我国甚至整个亚洲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学者群体。“爱才如命”的徐显明校长称道说：“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祖国利益至上
回国后，许传玺相继被国家有关部委聘请为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这些工作通常都事关国家与民族利益，时间紧迫，情况复杂，每一次都需要他全力以赴。
2003年8月，他受国务院选派，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次全会上，中国派出的主管官员（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将要竞选该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对该联合会法律框架和国际惯例都做了细致的研究，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制定了竞选方案。为保证竞选的成功，许传玺还具体负责对美国、新西兰等主要西方国家代表团的说服、争取。他的教育、职业背景和综合素养给这些国家的代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他对我国体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也同样让他们信服。最终，中国以该联合会历史上的最高票在第一轮胜出，这也是中国人在该会历史上担任的最高职位。会后，这些代表团的团长特意走到中国席位前与章新胜和许传玺握手祝贺，并郑重地说，“我们投了中国一票，我们为中国能有这样优秀的人才、有这样强的民族凝聚力而感动”。中国的顺利胜出，让一向冷静的许传玺留下了热泪。
2003年10月，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14届缔约国大会。在中国代表团的20多位成员中，许传玺是公认最忙的一位：起草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需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处理各类法律文书与文件，“经常是凌晨两点散会，七点钟就要做好另外一份文件”，以至大会开完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两鬓竟平添了许多白发。
许传玺在世界遗产领域为国家所承担的法律专家工作一直持续到2004年6至7月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这期间，他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实现国家制定的有关目标、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2005年1月，许传玺再次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并在此次会议上成功地协助我国哈尔滨扭转劣势，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此外，他还担任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法律顾问，就对俄关系问题向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法律建议。
对于这些完全没有报酬的工作，许传玺说：“身处国际舞台，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利益的份量。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尽力，是我莫大的荣誉。”
正是为了报效国家，他放弃了许多，也牺牲了许多，但仍然无怨无悔。尽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并没有很多情感的表露，但是听了他的故事就会知道，这位看上去“冷色调”的学者，拥有怎样一个沸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