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7年，战国后期在军事上强大的秦国国王赢政，即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驱逐了相国吕不韦，对其同党进行了残酷清洗，开始独自掌管无上的王权。
　　历史叙事和演义把成年后亲政的始皇帝与吕不韦一党的斗争简单描述为因个人感情而导致的事件，吕不韦本是赢政生父，而后来手握相权，又祸乱朝政。但传说中的历史艳情部分早已经被严肃的史学考据驳倒。被赢政称为仲父（父亲的大弟弟）的吕不韦之所以成为秦王必须打倒的政治人物，是由当时秦国独特的高层政治结构所决定的。
　　就在扳倒吕不韦当年，秦王除了对直接牵涉吕不韦案件的各种官员进行严厉惩处，还发布了一道驱逐非秦国籍客卿的命令。这道命令要求立即把原籍为关东六国而现在秦国做事的官员全部驱除。换言之，在秦王与吕不韦殊死斗争的背后，其实是秦国本国的新旧贵族与统治阶级中的外来势力的博弈。
　　看秦国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对秦国的事业推动最大的人物很多都并非秦人。辅助秦穆公，使秦国第一次成为强有力大国的百里奚是为中原大国晋所征服的虞国人，而更著名的变法家商鞅来自卫国，吕不韦亦为卫国人，写《谏逐客书》的丞相李斯则是楚国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秦国在春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偏居关西，在中原诸夏文化的边缘地带，与西北的戎族并无本质区别，这导致其文化上缺少底蕴，因而处于相当被蔑视的地位。
　　先秦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本有自最东部的齐鲁逐渐往南到吴楚，往北和往西到三晋，再到极西的秦的路线，秦国的客卿来自文化上更优越的东部，对内带来了新的制度设想和管制制度，对外则带来了针对天下列国的新战略思维。他们意识到，在商鞅变革之后，秦国虽然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但由于文化上的弱势，这种新获得的力量其实是无根底的，缺少高度的文明价值内涵，直接的暴力不可能构建被征服者的认同，甚至会导致其毁灭。
　　然而，秦国在变法后崛起的军功贵族，特别是秦王并不这么看。基于当时秦在军事和硬实力的优势，军功贵族和秦王认为，在一连串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暂缓吞并的步伐是一种错误的主张，而联想到提出暂缓吞并主张的人均属于外籍，因此秦王就轻易地把战略路线的分歧定性为反对秦国的叛卖活动，这种你死我活的定性再加上权力本身的诱惑，于是，视同父子的政治关系就变成了反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冷酷斗争。后来入秦的韩国公子韩非本是秦始皇的超级偶像，入秦后却被囚禁处死，成为这场借“反演变”为名的权力及战略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吕不韦效法战国四公子招募了大量的各国游士，兼及儒墨各家，组织编写了秦国历史上第一本综合性的文化典籍《吕氏春秋》，该书中对秦国的穷兵黩武屡有指责，可算客卿在文化上演变秦国的纲领性文件。而李斯在其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对文化演变的辩护更是有趣：“陛下您宫中的美玉珠宝，名剑宝马，没有什么是秦国所产，为何这些可以引进而没有问题，带来这些宝物以及更有用的才能与思想的人就是问题呢？难道陛下非要拒绝郑卫的流行歌曲交响乐、西蜀的油画雕塑，整天敲着瓦罐哼哼粗犷的信天游才算正确吗？”
　　秦皇居然听进去了李斯的谏议。可见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可以通融，核心的问题还是谁掌权的问题。
　　（转载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