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1日，国庆节。我们回眸65年前的那场开国大典，从细节中寻找真实，于质朴中感受震撼。
天安门城楼里捡出炮弹
开国大典为何选在天安门广场，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已经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要举行解放军阅兵式，所以要选择开国大典的场地，必须要考虑附带阅兵场地。当时有两个备选：一是北京西苑机场，这里之前举行过欢迎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的阅兵式，这里地势开阔，搞大规模集会耍得开，而且不影响市内交通，但是缺点是离市区较远，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来往不方便，而且这里还缺一座能够容纳数百人观礼的检阅台，要单独建设，花钱也多；另一个选择就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可以当现成的检阅台，而且位于市中心，大家往来方便，不过缺点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不大而且需要清理修缮，大规模群众集结会影响市内交通。当时负责筹备的解放军华北军区将两个方案都报给了中央，周恩来经过仔细权衡，最终把开国大典定在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北京城刚刚解放，市容市貌无从谈起，光是日积月累没有清除的垃圾就有60万吨。天安门广场长年无人问津，杂草丛生，又饱经战乱，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罗瑞卿在检查安全时竟然在天安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理出了一枚炮弹。北京市就动员了数百名工人技师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修整，赶在开国大典前把天安门广场修葺一新。
开国大典时数百位受邀出席的各界代表，大部分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跟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观礼台不同，当时的那个观礼台是临时的。
开国大典筹委会决定要搭建开国大典观礼台。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搞永久性建筑根本来不及，建设者们便用杉树原木搭起前低后高的架子。然后在其上再铺木板，紧急建成供中外宾客登临的临时性观礼台，临时观礼台的木架子，因为是临时的，连油漆都没有，直接是原木原色。为了防止木制观礼台倒塌，使用了双层加厚木板。施工结束之后，为了测试观礼台的牢固度，建设者们专门请来一个营的工兵部队，让解放军战士集体站上去，还特别嘱咐要使劲蹦跳一番，以确保万无一失。
日本“八路”设计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着八个巨大的大红灯笼，为新中国的诞生平添了一抹亮色。后来我国发行的第一枚纪念邮票，中心图案就是这八个大红灯笼。
这八个灯笼的设计者是两位日本人：肖野、森茂。这两名日本人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是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美术家，抗战时期加入八路军，跟日本法西斯打过仗，是标准的“老八路”。
肖野当时40多岁，他年轻时是日本的左翼美术作家，20世纪30年代因受日本当局迫害，被迫逃亡中国。他来中国后先去了北平的日伪电影公司当美工师，一直在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华北敌工部的帮助下，辗转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工作。在抗敌剧社，肖野把自己的画笔化作刺向日本法西斯的投枪。
森茂当时30多岁，他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征入伍，成为日本侵略军华北驻屯軍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专门负责绘制反共反华宣传画，是跟八路军打宣传战的。不过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森茂在日本国内时就接触过共产主义，派他画宣传画又需要接触更多的八路军资料，结果森茂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参加了八路军，把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
在距离开国大典还剩下20多天的时候，这俩日本八路接受了任务，要设计一组灯笼。他们从中国传统宫灯的造型出发，希望既能体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又能烘托出热烈的开国气氛，他们绞尽脑汁日夜不休，最终赶制出了20张草图。周恩来从20张草图中挑出了一幅，至今高悬于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制式由此定调。虽然说这俩日本人是老八路，但是让两个日本人来设计当时开国大典的灯笼，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说为什么不找中国美术家要找日本美术家。据说，当时周恩来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观点。
定下了灯笼样式，又遇到了难题：百般寻找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灯笼，库房里也没有。这时候肖野献计说，咱们找不着灯笼，能不能找个扎灯笼的师傅？大伙又是一番苦苦寻觅，最终从西城区丰盛胡同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师傅。老师傅看了这俩日本八路的灯笼图纸之后，也说没做过这么大这么圆的灯笼，但是他愿意一试。最后老师傅带上俩徒弟，这俩日本八路也跟着去，大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连三天三夜赶工，吃住都不下来，终于让喜庆的大红灯笼挂上天安门。
毛泽东的“门卡”丢了
1949年10月1日上午8点，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上午10点，30万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计划在下午举行，集会的人们大部分都是自带午饭：白开水和馒头。北京市给每位参加庆典的人发三块糖、两个梨，这便是新中国第一道甜点。
当时各方面人员的位置都做了精确的安排，进入天安门城楼的人都佩戴了红绸带，上面详细标注了佩戴者的职务、工作以及他可以进出的区域，这就是土法上马的门卡了。没有“门卡”想进一些特定区域，那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开国大典当天，守天安门的卫兵就拦住了没有“门卡”的江青，始终不让她上天安门。
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找到大典筹备的同志说：坏了，毛主席胸前那个烫金字写着“主席”的红绸子，怎么都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夹到哪本书里了，现在主席准备上天安门了，这可怎么办！当时谁也没准备这种土制“门卡”的备份，丢了都没地方补去。最后叶子龙和钟灵赶回中南海，临时裁了一块红布，用毛笔蘸着胶水在红布上写了主席两个字，再往上撒金粉，看起来跟烫金字差不多。他们带着这张“手工门卡”又风风火火赶回天安门，把“门卡”交给了驻足天安门台阶的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式开始，中华民族的一段崭新征程由此开启。
（责编：石磐）
天安门城楼里捡出炮弹
开国大典为何选在天安门广场，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已经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要举行解放军阅兵式，所以要选择开国大典的场地，必须要考虑附带阅兵场地。当时有两个备选：一是北京西苑机场，这里之前举行过欢迎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的阅兵式，这里地势开阔，搞大规模集会耍得开，而且不影响市内交通，但是缺点是离市区较远，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来往不方便，而且这里还缺一座能够容纳数百人观礼的检阅台，要单独建设，花钱也多；另一个选择就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可以当现成的检阅台，而且位于市中心，大家往来方便，不过缺点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不大而且需要清理修缮，大规模群众集结会影响市内交通。当时负责筹备的解放军华北军区将两个方案都报给了中央，周恩来经过仔细权衡，最终把开国大典定在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北京城刚刚解放，市容市貌无从谈起，光是日积月累没有清除的垃圾就有60万吨。天安门广场长年无人问津，杂草丛生，又饱经战乱，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罗瑞卿在检查安全时竟然在天安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理出了一枚炮弹。北京市就动员了数百名工人技师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修整，赶在开国大典前把天安门广场修葺一新。
开国大典时数百位受邀出席的各界代表，大部分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跟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观礼台不同，当时的那个观礼台是临时的。
开国大典筹委会决定要搭建开国大典观礼台。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搞永久性建筑根本来不及，建设者们便用杉树原木搭起前低后高的架子。然后在其上再铺木板，紧急建成供中外宾客登临的临时性观礼台，临时观礼台的木架子，因为是临时的，连油漆都没有，直接是原木原色。为了防止木制观礼台倒塌，使用了双层加厚木板。施工结束之后，为了测试观礼台的牢固度，建设者们专门请来一个营的工兵部队，让解放军战士集体站上去，还特别嘱咐要使劲蹦跳一番，以确保万无一失。
日本“八路”设计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着八个巨大的大红灯笼，为新中国的诞生平添了一抹亮色。后来我国发行的第一枚纪念邮票，中心图案就是这八个大红灯笼。
这八个灯笼的设计者是两位日本人：肖野、森茂。这两名日本人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当时是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美术家，抗战时期加入八路军，跟日本法西斯打过仗，是标准的“老八路”。
肖野当时40多岁，他年轻时是日本的左翼美术作家，20世纪30年代因受日本当局迫害，被迫逃亡中国。他来中国后先去了北平的日伪电影公司当美工师，一直在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华北敌工部的帮助下，辗转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工作。在抗敌剧社，肖野把自己的画笔化作刺向日本法西斯的投枪。
森茂当时30多岁，他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征入伍，成为日本侵略军华北驻屯軍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专门负责绘制反共反华宣传画，是跟八路军打宣传战的。不过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森茂在日本国内时就接触过共产主义，派他画宣传画又需要接触更多的八路军资料，结果森茂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参加了八路军，把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
在距离开国大典还剩下20多天的时候，这俩日本八路接受了任务，要设计一组灯笼。他们从中国传统宫灯的造型出发，希望既能体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又能烘托出热烈的开国气氛，他们绞尽脑汁日夜不休，最终赶制出了20张草图。周恩来从20张草图中挑出了一幅，至今高悬于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制式由此定调。虽然说这俩日本人是老八路，但是让两个日本人来设计当时开国大典的灯笼，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说为什么不找中国美术家要找日本美术家。据说，当时周恩来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观点。
定下了灯笼样式，又遇到了难题：百般寻找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灯笼，库房里也没有。这时候肖野献计说，咱们找不着灯笼，能不能找个扎灯笼的师傅？大伙又是一番苦苦寻觅，最终从西城区丰盛胡同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师傅。老师傅看了这俩日本八路的灯笼图纸之后，也说没做过这么大这么圆的灯笼，但是他愿意一试。最后老师傅带上俩徒弟，这俩日本八路也跟着去，大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连三天三夜赶工，吃住都不下来，终于让喜庆的大红灯笼挂上天安门。
毛泽东的“门卡”丢了
1949年10月1日上午8点，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上午10点，30万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计划在下午举行，集会的人们大部分都是自带午饭：白开水和馒头。北京市给每位参加庆典的人发三块糖、两个梨，这便是新中国第一道甜点。
当时各方面人员的位置都做了精确的安排，进入天安门城楼的人都佩戴了红绸带，上面详细标注了佩戴者的职务、工作以及他可以进出的区域，这就是土法上马的门卡了。没有“门卡”想进一些特定区域，那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开国大典当天，守天安门的卫兵就拦住了没有“门卡”的江青，始终不让她上天安门。
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找到大典筹备的同志说：坏了，毛主席胸前那个烫金字写着“主席”的红绸子，怎么都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夹到哪本书里了，现在主席准备上天安门了，这可怎么办！当时谁也没准备这种土制“门卡”的备份，丢了都没地方补去。最后叶子龙和钟灵赶回中南海，临时裁了一块红布，用毛笔蘸着胶水在红布上写了主席两个字，再往上撒金粉，看起来跟烫金字差不多。他们带着这张“手工门卡”又风风火火赶回天安门，把“门卡”交给了驻足天安门台阶的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式开始，中华民族的一段崭新征程由此开启。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