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叔同，我知道得不多。
　　直到去年，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读丰子恺的散文。在丰子恺那里，我重新认识了李叔同。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丰子恺因为年轻气盛，冲撞了杨姓的训育主任，差点要被学校开除。李叔同爱才心切，在紧急召开的全校师生会议上，当众致歉，并主动背锅——学生没教好，做老师的也有责任。
　　风波平息以后，李叔同把丰子恺叫到寓所，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人谱》授予丰子恺。没有严厉的斥责，也没有苦口婆心的叮咛，甚至连谆谆教导都没有。只是徐徐讲了一个故事：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这个脱胎于《旧唐书》而载于《人谱》的故事，令年轻的丰子恺醍醐灌顶。“先器识而后文艺”是李先生最后送给他的话。这七个字，却足够受用一生。
　　据吕伯攸回忆，当年师范学校的一大特色就是给人起绰号。上起校长，下至清洁厕所的粪夫，几乎没一个人没有绰号。而这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叔同。
　　大家都发自内心地钦佩和敬畏着那个面容清癯、不严自威的李先生。
　　他明明为人和气，从不板着脸，却自带凛然的气场，连走路的声响都很坚实，任谁见了都不敢造次。他待学生极好，比如那位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刘质平，其留学日本的费用就是由李叔同来资助的。
　　早年，他是桐达李家的三少爷。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中，他是怜香惜玉的多情书生，也是捧场优伶的风流公子。他可以挥毫十万字，快意平生;亦可以琴樽寄声色，颠倒红尘。
　　丰子恺在一篇纪念李叔同的文章里，总结他老师的特点说，“李先生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这彻底，就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因为认真，所以做啥成啥。金石家，书法家，绘画家，音乐家，诗词家……单一种，都够常人辛苦恣睢多半生。而李叔同却能出入无端，来去如风，每一种身份，都做得十分像样。
　　这大概也解释了他决定离开的时候，为什么能走得那么决绝。“船开行了，叔同一直不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回顾。”岸上，他的日本女人哭得声嘶力竭。但情魔死死缠绕，也终不敌一颗磐石般坚硬冰冷的心。
　　乍看起来，这样的人真是无情。可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情到深处情转薄，无情总是痴情人”？他的绝情，他的不回头，只是截然斩断过去。唯有大慈大悲手段，方能如此。
　　世间再无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师。
　　我想，让他超越别人而成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禀赋，也不是他的学识，甚至都不是他完美艺术家的身份，而是他的心灵，一颗纯粹高洁、向死而生的心灵。
　　傲嬌如张爱玲女士，都曾说“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这句话我无从考证真假，但法师赢得了世人普遍的敬意，却是真实的。
　　那是一个，即使身在黑暗中，也执着为自己下一场纷飞大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