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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河大求学岁月
勤工俭学求新知
河南大学创办于1912年，最初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址就设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后来，在河南督军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扩建为中州大学，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下设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共五院，以教授新的科学知识为主。农学院有农艺系、园艺系、林学系、畜牧学系，并设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部，在河南大学里算是一个门类相对齐全的学院。1935年8月，父亲周利人进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学习。
校内新学风气很浓，师生来自四面八方，特别是一些从东北流亡过来的东北大学农学系的教授和学生，也在农学院讲课和学习，各种新旧思潮十分活跃。
父亲一踏进牌楼式的学校大门，便被这所中原地区有名的大学吸引住了。然而，父亲很快就感觉到校内各种思想的撞击。学校里经常有各种讨论会、读书会，还有许多学生自己编辑的刊物，如《时事研究》等。一天晚上，父亲参加了一个时势讨论会，一位年轻教师的讲演深深吸引了父亲。他向同学们讲述了许多在国民党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他叫马亚东，是中共河南大学地下党党员。
父亲从他的演讲中知道了红军的许多事情，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主张。早已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的父亲，开始关注起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
国家如此贫弱，政府如此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这些问题是当时那些同父亲一样的爱国青年经常关心和讨论的课题。但当时困扰父亲最大的问题，还是学费问题。父亲身上的钱只能维持一学期，筹不到以后的学费就只能退学。为了筹措下学期的学费，父亲决定勤工俭学，托人四处联系工作。第一学期还未结束，父亲已经囊中羞涩。这时恰好有个苏州中学的同学来信，说是无锡一家丝厂需要一名小职员，年初就要来上班，问父亲是否能来。父亲果断地决定去。12月底，不等第一个学期结束，父亲就去农学院办理了休学手续，和学校讲好，等筹到学费再来复学。
临走前，父亲找到马亚东老师，告诉他自己要暂时离开学校去做工，想借本关于共产党的书看。马亚东老师关心地问父亲为什么要休学去做工，父亲说：“父母种田很辛苦，我不能再靠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在工厂找了个临时工作，要把学费挣出来，然后再来继续上学。”父亲的话让马亚东觉得这个青年学生很有志气。他拿出一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递给父亲。“这是毛泽东写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这里面有对中国农民的分析。你要随身藏好。”并深情地叮嘱父亲赚到学费后回学校上课。
1936年1月，父亲到无锡永泰丝厂做小职员，每月薪俸有12元。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就住在厂里，在楼梯间铺了一张木板床。无锡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楼梯间里四面透风，寒气逼人。有时冻得睡不着，父亲就干脆起来，在车间跑步暖和身体。伙食虽然很简单，但能填饱肚子。小职员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老板当助手，每天一早要打扫办公室、烧开水，上午去仓库发货，下午在车间检查，晚上有时还要加班做统计报表。
夜深人静时，父亲就悄悄地拿出马老师给的油印小册子细细阅读。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与众不同的精辟分析，让父亲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就这样一直做到8月，父亲辞了工作，拿着积攒下来的薪金，重新回到河南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习。
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
1936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下课后，父亲去找马老师还书。跨进马老师宿舍，发现屋里已有几个同学在那里。马老师异常兴奋，他悄悄地告诉大家，红军三大主力突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在甘肃胜利会师。大家对蒋介石政府置国土沦陷于不顾而一心热衷于打内战的行径十分气愤，同时也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摆脱险境而高兴。这件事使得父亲对共产党和红军越发感兴趣。
“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能救中国？”这个萦绕在父亲心头的问题，使父亲想更多地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党的思想和它的奋斗目标。“马亚东老师一定是共产党的人。”父亲心想。他问马老师：“共产党能救中国吗？”“能！”马亚东坚定地回答，他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给父亲。
父亲回来后，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拿出这本书，仔细地阅读起来。从那时起，父亲就暗自发誓，要做一个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共产党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河南大学的爱国学生们为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而纷纷叫好。父亲也参加了学生集会，要求“严惩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起初父亲对释放蒋介石感到不解，他问马亚东老师：“共产党为什么主张放了这个出卖东三省、一心打内战的蒋介石，还要拥护他当领袖？”马亚东老师望着神情困惑的父亲，认真地说：“是呀，蒋介石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的鲜血，国共两党是不共戴天呀。但是，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联合国民党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正是共产党的伟大之处。”马老师的回答让父亲看到共产党人的气魄和胸襟，愈加感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
当时，河南大学等学校的爱国学生在北平民先队总部的帮助下，成立了开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开封民先”），河大经济系学生邓子健（邓拓）任民先队长。父亲积极参加了“开封民先”组织的一些抗日宣传活动，编写进步刊物、办墙报并上街游行。
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同河大的许多爱国学生纷纷组织起来，集会游行，号召民众，捐钱捐物，支援抗战。
9月18日，父亲与河大农学院的—些同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师生聚集在一起，在中共河南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六周年。游行队伍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在大街上，从四面八方来的各校同学，一批批地加入游行的行列，队伍越来越壮大。游行结束后，父亲和同学们组织了“开封市农村救亡服务团”，利用星期天到农学院附近的禹王台和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天，父亲同一些进步学生正在讨论如何参与抗日斗争时，马亚东老师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了。同学们听了很兴奋，纷纷提出要上前线打鬼子去。马老师挥舞着拳头说：“同学们，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就得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队。”
父亲首先要求参加抗日义勇队，紧跟着许多同学也纷纷要求参加学生抗日义勇队。几天后，河南大学就组成了一支学生抗日义勇队，父亲是其中一名坚定的队员，后来开封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加入进来。这支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抗日队伍就正式称为“开封学生抗日义勇队”。
成立大会结束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向马亚东老师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0月的一个夜晚，在农学院的一个小教室里，父亲跟着马老师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在日军大肆侵犯、国民党正面部队却一再失利的时候，八路军在敌后展开了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河大教授范文澜编印了《游击战术》一书，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父亲仔细地阅读《游击战术》一书，从中感受到了武装斗争的意义。八路军代表马致远（即刘子厚）在开封公开出现，更增强了父亲对八路军的敬仰和对抗日游击队的向往。
日军沿着陇海铁路线不断向西侵犯，形势越来越严峻。河大决定全校撤离开封，迁往南阳镇平。尽管父亲还有一年就可毕业，但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弃笔从戎。他多次向地下党组织表示要上抗日前线杀敌。开封地下党组织通过上级领导积极地同八路军联系，决定安排父亲和一批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37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和开封学生义勇队一批同学在马亚东老师的带领下，奔赴确山县竹沟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那一天，父亲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到城边上一个马车店集合。地下党组织给父亲的任务是同马亚东老师一起带领十多名学生义勇队队员去竹沟镇参加抗日武装队伍。这批学生来自开封几所学校，其中开封高中的一个年轻学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叫胡守德（后改名胡炜，开国少将），河南人，那年才17岁。点名时，父亲问他：“这是要上前线打鬼子，你年龄这么小，害怕吗？”他挺了挺胸脯，兴奋地说：“不怕！我早就盼着上战场打日本鬼子。”队伍出发后，父亲处处照顾他，两人很快成为了知心朋友。
父亲的新四军岁月
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和在桐柏山区的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合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下辖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和一个手枪团，总人数3100余人。第七团、第九团和手枪团由大别山地区的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父亲所在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林英俭（林凯）任政委。八团的整编工作是在竹沟镇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主持的。八团开赴信阳邢集整训，积极准备与高敬亭的部队会合。此时，八团所在的信阳邢集相距安徽大别山高敬亭的部队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
1938年3月一天的上午，八团的1300多名战士在信阳邢集东门外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誓师东征大会，之后去安徽与高敬亭的部队会合。
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八团进入安徽西部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在一个叫流波地方与七团、九团和手枪团会合。原红二十八军政委、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亲自来到八团的驻地，欢迎大家的到来。
高敬亭司令员给父亲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非常干练的红军将领，30岁出头，身材高大，浓眉大眼，讲话十分果断，在鄂豫皖大别山一带威望很高。红军主力部队撤走后，他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重建起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是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
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见父亲是个大学生，又是教导队俱乐部主任，就将父亲调到四支队政治部警卫队担任文化教员，随四支队首长一起行动。
当时抗战的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暗中却制造摩擦，想借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和消灭新四军。国民党军政当局既不让部队进行整训，又不给补充武器装备，即命令新四军开赴苏南、皖中日军侧后，在这些地区开展游击战，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日军的进攻；并且指定开赴路线，指定活动范围，指定作战任务，指定到达时限。
国民党第五战区给第四支队划定的活动区域是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并一再下达命令，不准新四军“越境”活动。还在四支队活动区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使得刚组建的四支队陷入困境。
部队在霍山县流波稍作休整，4月即按军部的指示，进入安徽中部地区，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肥东等地区展开斗争。至此，安徽地区就成了新四军抗战的前线地区。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看见日军猖狂之极，决定打几个胜仗，以鼓舞军民士气。5月12日，得知巢县日军又要出来“进剿”，捕杀抗日民众，便指挥部队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设伏。父亲和司令部人员随高敬亭在附近山坡上观察敌情。不久侦察兵报告，说日军有一个小队20多人携带有六○迫击炮和机关枪全部进入伏击圈。只听高司令员一声令下：“打！”埋伏的新四军猛烈开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全部被歼灭。
第四支队在与日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作战的同时，积极地扩充队伍。由于国民党对新四军编制的限制，扩充的队伍就编为四支队江北抗日游击纵队，约有2000人，下辖两个游击大队。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游击纵队司令员。父亲因作战勇敢和善于发动群众，被任命为游击纵队政治处宣教股长。
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皖东敌后出现一大块空白地区。周恩来抓住这个继续东进的大好时机，要军部派八团首先挺进皖东敌后空虚地区。为了解决部队深入敌后的给养和通信问题，周恩来特意给八团发了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军费500元，电台一部。但不知为什么，部队没有及时向皖东开进，而是继续在皖西皖中地区作战。 亲历新四军东进战略的风波
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主力在皖中地区频繁出击，打击日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四支队在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地区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蒋介石电令新四军四支队，必须将以皖中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交给国民党军李品仙的部队。大别山根据地被李品仙部队占领后，皖中的新四军四支队就处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中，局势非常不利。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活动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多抽调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新四军要向东挺进，深入敌后广大地区，在日伪的腹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2月18日大年除夕那天，父亲在梁园镇正忙着安排部队的迎春活动，突然一支队伍开进了八团驻地，有七八百人。为首的正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随行的是第三游击纵队。年初，张云逸就带了军部特务营从江南过来，筹建江北指挥部。他先到舒城视察了四支队七团、九团，在西港冲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同时将游击二大队与他带来的特务营编成第三游击纵队。到八团驻地后，张云逸还向八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张云逸还带来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要决定，即为了贯彻东进战略方针，迅速开辟皖东地区，准备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随即，张云逸直接指挥八团部队作战，并开始第五支队的组建工作。
1939年4月，高敬亭按照军部的要求，率第四支队司令部向东推进到离梁园镇不远的众兴集。一天，父亲受八团团部的指示同皖东工委的谭光庭一起到众兴集向高敬亭介绍皖东一带社会和经济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高敬亭见父亲文化水平高，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感到非常满意。随后，父亲就被调到高敬亭身边担任作战参谋。
高敬亭在众兴集驻扎的时间不长，因生病又返回皖中，父亲也随他一起返回舒城。在高敬亭的身边，父亲看出高敬亭对王明的意见很大，经常说：“丢了大别山根据地是个大错误。”他与军部东进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主张“对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要搞独立性，不能他叫我们让出皖中，我们就让出皖中”。父亲感觉到高敬亭对皖中和大别山地区的感情很深。
这时，八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工作在迅速地进行着。首先，指挥八团再次向北移师皖东，进入津浦路西的定远县；接着将一度被撤销的挺进团重新恢复建制，将老八团整编扩充为第八团（又称新八团）和挺进团两个团。5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委员会成立。6月，将挺进团改编为第十团，第三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十五团。至此，新四军第五支队完成整编，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下辖第八团、第十团、第十五团和教导大队。
与此同时，中央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和游击纵队的作战。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教导大队，张云逸任指挥，指挥部设在庐江东汤池。
新成立的江北指挥部命令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东进到定远、肥东等地区，但高敬亭留恋皖中根据地，按兵不动。这让叶挺军长十分震怒，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四支队七团、九团东进至肥东青龙场一带。
然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叶挺命令第四支队暂停东进，按照项英的指示在青龙场开展了反杨、曹的斗争。高敬亭得知杨、曹叛逃的消息后也大吃一惊，虽说他们叛逃与自己无关，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于是，高敬亭遵照叶挺的命令，率司令部警卫营进入青龙场，参加反杨、曹的斗争，父亲跟随高敬亭一同去见叶挺军长。但是一进入青龙场叶挺的住地，高敬亭就被叶挺的警卫队解除武装，扣押起来。父亲等随行人员也都被解除武装，看管起来。
原来，在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戴季英的主持下，对杨、曹的斗争中又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山头主义和抵制东进的问题，并错误地认为杨、曹的叛逃是得到高敬亭的默许，高敬亭也有叛逃的意图。项英得到这个报告后，便指示开展对高敬亭的斗争。6月20日，叶挺、项英联名同时分别给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发出“拟枪决高敬亭”的请示电报。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场连续开展了对高敬亭的斗争，父亲被认为是高敬亭身边的知情人，也被捆绑陪审。在陪审中，他们要求父亲同高敬亭划清界限，揭发高敬亭有叛逃的意图。但是，父亲认为高敬亭的错误主要就是消极对待军部东进的指示，不执行军部的命令，可他丝毫没有投靠国民党的意图。
6月24日上午，在没有接到延安中央复电的情况下，叶挺宣布了对高敬亭执行枪决的命令。被捆绑在一旁的父亲看到高敬亭昂头站在叶挺面前，大声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死，我要死在红地毯上！”接着，他又沉重地说：“请转告史玉清同志（高敬亭妻子），孩子送给人民抚养。”然后戴上军帽，举起手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随着一声枪响，高敬亭就这样含冤被杀了。那年他刚32岁。
不久，中共中央的回电到了。延安不同意枪决高敬亭，中央准备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中央的电文也使对高敬亭的斗争没有继续扩大化。父亲因为跟随高敬亭的时间不长，很快被解除了看押。
1939年6月，高敬亭事件后，父亲被调到皖东省委党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兼党训班支部书记，负责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
勤工俭学求新知
河南大学创办于1912年，最初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址就设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后来，在河南督军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扩建为中州大学，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下设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共五院，以教授新的科学知识为主。农学院有农艺系、园艺系、林学系、畜牧学系，并设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部，在河南大学里算是一个门类相对齐全的学院。1935年8月，父亲周利人进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学习。
校内新学风气很浓，师生来自四面八方，特别是一些从东北流亡过来的东北大学农学系的教授和学生，也在农学院讲课和学习，各种新旧思潮十分活跃。
父亲一踏进牌楼式的学校大门，便被这所中原地区有名的大学吸引住了。然而，父亲很快就感觉到校内各种思想的撞击。学校里经常有各种讨论会、读书会，还有许多学生自己编辑的刊物，如《时事研究》等。一天晚上，父亲参加了一个时势讨论会，一位年轻教师的讲演深深吸引了父亲。他向同学们讲述了许多在国民党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他叫马亚东，是中共河南大学地下党党员。
父亲从他的演讲中知道了红军的许多事情，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主张。早已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的父亲，开始关注起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
国家如此贫弱，政府如此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这些问题是当时那些同父亲一样的爱国青年经常关心和讨论的课题。但当时困扰父亲最大的问题，还是学费问题。父亲身上的钱只能维持一学期，筹不到以后的学费就只能退学。为了筹措下学期的学费，父亲决定勤工俭学，托人四处联系工作。第一学期还未结束，父亲已经囊中羞涩。这时恰好有个苏州中学的同学来信，说是无锡一家丝厂需要一名小职员，年初就要来上班，问父亲是否能来。父亲果断地决定去。12月底，不等第一个学期结束，父亲就去农学院办理了休学手续，和学校讲好，等筹到学费再来复学。
临走前，父亲找到马亚东老师，告诉他自己要暂时离开学校去做工，想借本关于共产党的书看。马亚东老师关心地问父亲为什么要休学去做工，父亲说：“父母种田很辛苦，我不能再靠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在工厂找了个临时工作，要把学费挣出来，然后再来继续上学。”父亲的话让马亚东觉得这个青年学生很有志气。他拿出一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递给父亲。“这是毛泽东写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这里面有对中国农民的分析。你要随身藏好。”并深情地叮嘱父亲赚到学费后回学校上课。
1936年1月，父亲到无锡永泰丝厂做小职员，每月薪俸有12元。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就住在厂里，在楼梯间铺了一张木板床。无锡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楼梯间里四面透风，寒气逼人。有时冻得睡不着，父亲就干脆起来，在车间跑步暖和身体。伙食虽然很简单，但能填饱肚子。小职员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老板当助手，每天一早要打扫办公室、烧开水，上午去仓库发货，下午在车间检查，晚上有时还要加班做统计报表。
夜深人静时，父亲就悄悄地拿出马老师给的油印小册子细细阅读。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与众不同的精辟分析，让父亲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就这样一直做到8月，父亲辞了工作，拿着积攒下来的薪金，重新回到河南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习。
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
1936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下课后，父亲去找马老师还书。跨进马老师宿舍，发现屋里已有几个同学在那里。马老师异常兴奋，他悄悄地告诉大家，红军三大主力突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在甘肃胜利会师。大家对蒋介石政府置国土沦陷于不顾而一心热衷于打内战的行径十分气愤，同时也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摆脱险境而高兴。这件事使得父亲对共产党和红军越发感兴趣。
“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能救中国？”这个萦绕在父亲心头的问题，使父亲想更多地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党的思想和它的奋斗目标。“马亚东老师一定是共产党的人。”父亲心想。他问马老师：“共产党能救中国吗？”“能！”马亚东坚定地回答，他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给父亲。
父亲回来后，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拿出这本书，仔细地阅读起来。从那时起，父亲就暗自发誓，要做一个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共产党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河南大学的爱国学生们为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而纷纷叫好。父亲也参加了学生集会，要求“严惩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起初父亲对释放蒋介石感到不解，他问马亚东老师：“共产党为什么主张放了这个出卖东三省、一心打内战的蒋介石，还要拥护他当领袖？”马亚东老师望着神情困惑的父亲，认真地说：“是呀，蒋介石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的鲜血，国共两党是不共戴天呀。但是，在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联合国民党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正是共产党的伟大之处。”马老师的回答让父亲看到共产党人的气魄和胸襟，愈加感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
当时，河南大学等学校的爱国学生在北平民先队总部的帮助下，成立了开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开封民先”），河大经济系学生邓子健（邓拓）任民先队长。父亲积极参加了“开封民先”组织的一些抗日宣传活动，编写进步刊物、办墙报并上街游行。
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同河大的许多爱国学生纷纷组织起来，集会游行，号召民众，捐钱捐物，支援抗战。
9月18日，父亲与河大农学院的—些同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师生聚集在一起，在中共河南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六周年。游行队伍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在大街上，从四面八方来的各校同学，一批批地加入游行的行列，队伍越来越壮大。游行结束后，父亲和同学们组织了“开封市农村救亡服务团”，利用星期天到农学院附近的禹王台和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天，父亲同一些进步学生正在讨论如何参与抗日斗争时，马亚东老师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了。同学们听了很兴奋，纷纷提出要上前线打鬼子去。马老师挥舞着拳头说：“同学们，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就得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队。”
父亲首先要求参加抗日义勇队，紧跟着许多同学也纷纷要求参加学生抗日义勇队。几天后，河南大学就组成了一支学生抗日义勇队，父亲是其中一名坚定的队员，后来开封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加入进来。这支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抗日队伍就正式称为“开封学生抗日义勇队”。
成立大会结束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向马亚东老师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0月的一个夜晚，在农学院的一个小教室里，父亲跟着马老师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在日军大肆侵犯、国民党正面部队却一再失利的时候，八路军在敌后展开了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河大教授范文澜编印了《游击战术》一书，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父亲仔细地阅读《游击战术》一书，从中感受到了武装斗争的意义。八路军代表马致远（即刘子厚）在开封公开出现，更增强了父亲对八路军的敬仰和对抗日游击队的向往。
日军沿着陇海铁路线不断向西侵犯，形势越来越严峻。河大决定全校撤离开封，迁往南阳镇平。尽管父亲还有一年就可毕业，但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弃笔从戎。他多次向地下党组织表示要上抗日前线杀敌。开封地下党组织通过上级领导积极地同八路军联系，决定安排父亲和一批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37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和开封学生义勇队一批同学在马亚东老师的带领下，奔赴确山县竹沟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那一天，父亲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到城边上一个马车店集合。地下党组织给父亲的任务是同马亚东老师一起带领十多名学生义勇队队员去竹沟镇参加抗日武装队伍。这批学生来自开封几所学校，其中开封高中的一个年轻学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叫胡守德（后改名胡炜，开国少将），河南人，那年才17岁。点名时，父亲问他：“这是要上前线打鬼子，你年龄这么小，害怕吗？”他挺了挺胸脯，兴奋地说：“不怕！我早就盼着上战场打日本鬼子。”队伍出发后，父亲处处照顾他，两人很快成为了知心朋友。
父亲的新四军岁月
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和在桐柏山区的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合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下辖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和一个手枪团，总人数3100余人。第七团、第九团和手枪团由大别山地区的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父亲所在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林英俭（林凯）任政委。八团的整编工作是在竹沟镇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主持的。八团开赴信阳邢集整训，积极准备与高敬亭的部队会合。此时，八团所在的信阳邢集相距安徽大别山高敬亭的部队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
1938年3月一天的上午，八团的1300多名战士在信阳邢集东门外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誓师东征大会，之后去安徽与高敬亭的部队会合。
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八团进入安徽西部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在一个叫流波地方与七团、九团和手枪团会合。原红二十八军政委、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亲自来到八团的驻地，欢迎大家的到来。
高敬亭司令员给父亲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非常干练的红军将领，30岁出头，身材高大，浓眉大眼，讲话十分果断，在鄂豫皖大别山一带威望很高。红军主力部队撤走后，他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重建起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是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
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见父亲是个大学生，又是教导队俱乐部主任，就将父亲调到四支队政治部警卫队担任文化教员，随四支队首长一起行动。
当时抗战的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暗中却制造摩擦，想借日军的力量来削弱和消灭新四军。国民党军政当局既不让部队进行整训，又不给补充武器装备，即命令新四军开赴苏南、皖中日军侧后，在这些地区开展游击战，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日军的进攻；并且指定开赴路线，指定活动范围，指定作战任务，指定到达时限。
国民党第五战区给第四支队划定的活动区域是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并一再下达命令，不准新四军“越境”活动。还在四支队活动区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使得刚组建的四支队陷入困境。
部队在霍山县流波稍作休整，4月即按军部的指示，进入安徽中部地区，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肥东等地区展开斗争。至此，安徽地区就成了新四军抗战的前线地区。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看见日军猖狂之极，决定打几个胜仗，以鼓舞军民士气。5月12日，得知巢县日军又要出来“进剿”，捕杀抗日民众，便指挥部队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设伏。父亲和司令部人员随高敬亭在附近山坡上观察敌情。不久侦察兵报告，说日军有一个小队20多人携带有六○迫击炮和机关枪全部进入伏击圈。只听高司令员一声令下：“打！”埋伏的新四军猛烈开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全部被歼灭。
第四支队在与日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作战的同时，积极地扩充队伍。由于国民党对新四军编制的限制，扩充的队伍就编为四支队江北抗日游击纵队，约有2000人，下辖两个游击大队。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游击纵队司令员。父亲因作战勇敢和善于发动群众，被任命为游击纵队政治处宣教股长。
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后撤，皖东敌后出现一大块空白地区。周恩来抓住这个继续东进的大好时机，要军部派八团首先挺进皖东敌后空虚地区。为了解决部队深入敌后的给养和通信问题，周恩来特意给八团发了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军费500元，电台一部。但不知为什么，部队没有及时向皖东开进，而是继续在皖西皖中地区作战。 亲历新四军东进战略的风波
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主力在皖中地区频繁出击，打击日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四支队在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地区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蒋介石电令新四军四支队，必须将以皖中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交给国民党军李品仙的部队。大别山根据地被李品仙部队占领后，皖中的新四军四支队就处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中，局势非常不利。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活动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多抽调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新四军要向东挺进，深入敌后广大地区，在日伪的腹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2月18日大年除夕那天，父亲在梁园镇正忙着安排部队的迎春活动，突然一支队伍开进了八团驻地，有七八百人。为首的正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随行的是第三游击纵队。年初，张云逸就带了军部特务营从江南过来，筹建江北指挥部。他先到舒城视察了四支队七团、九团，在西港冲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同时将游击二大队与他带来的特务营编成第三游击纵队。到八团驻地后，张云逸还向八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张云逸还带来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要决定，即为了贯彻东进战略方针，迅速开辟皖东地区，准备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随即，张云逸直接指挥八团部队作战，并开始第五支队的组建工作。
1939年4月，高敬亭按照军部的要求，率第四支队司令部向东推进到离梁园镇不远的众兴集。一天，父亲受八团团部的指示同皖东工委的谭光庭一起到众兴集向高敬亭介绍皖东一带社会和经济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高敬亭见父亲文化水平高，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感到非常满意。随后，父亲就被调到高敬亭身边担任作战参谋。
高敬亭在众兴集驻扎的时间不长，因生病又返回皖中，父亲也随他一起返回舒城。在高敬亭的身边，父亲看出高敬亭对王明的意见很大，经常说：“丢了大别山根据地是个大错误。”他与军部东进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主张“对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要搞独立性，不能他叫我们让出皖中，我们就让出皖中”。父亲感觉到高敬亭对皖中和大别山地区的感情很深。
这时，八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工作在迅速地进行着。首先，指挥八团再次向北移师皖东，进入津浦路西的定远县；接着将一度被撤销的挺进团重新恢复建制，将老八团整编扩充为第八团（又称新八团）和挺进团两个团。5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委员会成立。6月，将挺进团改编为第十团，第三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十五团。至此，新四军第五支队完成整编，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下辖第八团、第十团、第十五团和教导大队。
与此同时，中央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和游击纵队的作战。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教导大队，张云逸任指挥，指挥部设在庐江东汤池。
新成立的江北指挥部命令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东进到定远、肥东等地区，但高敬亭留恋皖中根据地，按兵不动。这让叶挺军长十分震怒，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四支队七团、九团东进至肥东青龙场一带。
然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叶挺命令第四支队暂停东进，按照项英的指示在青龙场开展了反杨、曹的斗争。高敬亭得知杨、曹叛逃的消息后也大吃一惊，虽说他们叛逃与自己无关，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于是，高敬亭遵照叶挺的命令，率司令部警卫营进入青龙场，参加反杨、曹的斗争，父亲跟随高敬亭一同去见叶挺军长。但是一进入青龙场叶挺的住地，高敬亭就被叶挺的警卫队解除武装，扣押起来。父亲等随行人员也都被解除武装，看管起来。
原来，在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戴季英的主持下，对杨、曹的斗争中又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山头主义和抵制东进的问题，并错误地认为杨、曹的叛逃是得到高敬亭的默许，高敬亭也有叛逃的意图。项英得到这个报告后，便指示开展对高敬亭的斗争。6月20日，叶挺、项英联名同时分别给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发出“拟枪决高敬亭”的请示电报。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场连续开展了对高敬亭的斗争，父亲被认为是高敬亭身边的知情人，也被捆绑陪审。在陪审中，他们要求父亲同高敬亭划清界限，揭发高敬亭有叛逃的意图。但是，父亲认为高敬亭的错误主要就是消极对待军部东进的指示，不执行军部的命令，可他丝毫没有投靠国民党的意图。
6月24日上午，在没有接到延安中央复电的情况下，叶挺宣布了对高敬亭执行枪决的命令。被捆绑在一旁的父亲看到高敬亭昂头站在叶挺面前，大声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死，我要死在红地毯上！”接着，他又沉重地说：“请转告史玉清同志（高敬亭妻子），孩子送给人民抚养。”然后戴上军帽，举起手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随着一声枪响，高敬亭就这样含冤被杀了。那年他刚32岁。
不久，中共中央的回电到了。延安不同意枪决高敬亭，中央准备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中央的电文也使对高敬亭的斗争没有继续扩大化。父亲因为跟随高敬亭的时间不长，很快被解除了看押。
1939年6月，高敬亭事件后，父亲被调到皖东省委党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兼党训班支部书记，负责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