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上小学前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出弄堂，时常会遇到一个默默扫地的老人，戴着眼镜，瘦瘦高高。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太小，于是，他显得很老。
　　奶奶一次次严厉警告，千万不要和这个“四类分子”讲话。我当然不懂啥叫“四类分子”，但是听奶奶的语气，那一定是一个“坏人”。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也就是“黑五类”。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弄堂里面。后来，我时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在弄堂里面扫地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可以不再扫地，还是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中午吃过午饭，在学校的阅览室看杂志。我最爱看的是《收获》、《小说月报》，还有《人民文学》，里面有太多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伤痕文学”，读到了一个个关于知青们的故事。
　　在家里面，插过队的长辈还有同辈，从来没有讲述过他们的经历，但是即便他们不说，当我长大之后，远远回望他们的人生轨迹时，还是可以体会到命运对彼此的不同。
　　原本应该读书的年纪，他们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是自不自愿，而是根本没有选择；想要回城，但是因为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当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的时候，公平成为了一种奢望，多少人为了机会，在权力面前牺牲了尊严。
　　这些年，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把知青生活描述得单纯而浪漫，当年的伤痕，被轻描淡写，显然符合这个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当然，这种主流价值，是由那些“成功人士”所定义的，而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知青。
　　但是我会觉得疑惑，因为八十年代透过文字看到的那些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我旁观的那些人生，实在和摆在眼前的浪漫无法连接起来。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
　　八十年代有一部叫做《枫》的电影，讲述“文革”期间，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各自加入了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捍卫各自的立场，不惜用枪指向对方，劝说对方投降。我那时根本看不懂，但是我清晰记得自己的疑惑：都不是坏人，为何要相互残杀？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难者的访谈很多，反思的文字也不少，不少还出自“红二代”，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这类文章鲜有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出现，直到这两年，内地媒体开始零星有一些“文革”经历者的声音，他们大多是通过媒体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歉意。
　　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中学时代，“十年浩劫”是提及“文革”的官方用语，尽管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想要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有着充足的空间和资讯，除了审视伤痛，也看到经历者们对于人性扭曲的反思。但是现在，“文革”似乎很少有人说了。也因为这样，曾经的造反派，同时也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和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会让外界格外关注，希望能够因此展开更多关于“文革”的讨论。
　　读到一个访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红二代”们能够相互和解，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明白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但是对于普通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谈论和解，显然太不公平，而没有和解，就无法消除怨恨。
　　因为不谈论“文革”这段历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文革”，于是，对于迟来的道歉，他们只看到“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不知道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关于“文革道歉”的详细报道，请见本期新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