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英的名字，已广为人知，她是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人，有“现代女包公”之称。
　　 刘丽英的知名度不仅与她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经历有关，更与她长期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非凡战绩相连。
　　审邓斌——查办无锡非法集资案
　　 1994年11月5日，刘丽英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厅厅长罗辑、北京市纪委副书记金德珍等同志秘密来到南京，负责调查发生在无锡的32亿元特大非法集资案。
　　 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是一个叫邓斌的人一手把持的公司，从1989年9月到1994年7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非法集资32亿元，遍及全国12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若干个人，其集资之巨，涉案人员之多，造成危害之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刘丽英“闷”在西康宾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她反复听取了江苏省委工作组的汇报，反复翻阅材料，找到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蛛丝马迹。经过半个多月的细致工作，他们详细搞清了新兴公司非法集资以及所带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线索，并迅速整理形成了向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汇报材料。
　　 中央主要领导态度坚决，指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一律彻查到底，并同意正式派中共中央调查组赴江苏开展工作。
　　 1994年12月7日，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纪委首批抽调的23名同志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刘丽英任组长挂帅出征。
　　 联合调查组开赴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新兴公司非法集资问题基本查清。有些同志认为，案子差不多查明了，可以休息了。刘丽英认为，邓斌的许多问题现在已经查出，但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得到澄清，如果就这样起诉、审判，即使依法判处邓斌等人死刑，群众也会说是杀人灭口，官官相护，保护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因此，不但不能结案，而且对涉案干部的问题应加大查处力度，组织专案人员查办，对涉及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要加快调查速度。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1995年1月11日，刘丽英决定提审在押的邓斌。那天细雨绵绵，穿着厚厚棉衣的邓斌被女看守领进“特审室”。邓斌虽然差不多每天都被提审，但今天她觉得与往常又有些不同，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有着花白头发、气度不同寻常的女同志。她看一眼刘丽英，紧张极了。
　　 “你是邓斌吗？”刘丽英目光锐利，透出一股威严。
　　 “是。”邓斌不敢正视刘丽英，不知怎么的，她一见到这个陌生人，整个防线全乱了。
　　 刘丽英对邓斌的审问，使她确信不能过早结案的决定是对的。因为她已发觉了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
　　 刘丽英要求检察官们，加强对邓斌的审讯力度，从她最要害的地方开刀。后来，检察官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来往账目，邓斌这才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交代清楚。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七层。
　　
　　王宝森自杀——揪住了陈希同的尾巴
　　 1995年4月6日，北京市怀柔县，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动了全国。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了。邓斌作恶的法宝是金钱铺路，小卒开道。刘丽英在江苏的调查中发现，为了能给非法集资开绿灯，邓斌打通了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于是，刘丽英又把视线从江苏转到了北京。
　　 年轻的厅级干部李敏是此案北京方面的关键人物，检察机关对他进行审查时，他仍悠然自得。他心中有“三根柱子”支撑着他，一是他曾给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做过五年多的秘书，后台硬;二是他反侦查能力强;三是他自以为对自己的问题已做好了手脚，不会败露。可是他哪里想到碰到了铁娘子刘丽英。
　　 刘丽英指示负责审查李敏的徐志森，一定要推倒李敏心中的三根柱子。年龄不大、资历不深却颇懂审讯要领的徐志森，看透了李敏的心思，他随即调整审讯方案，终于使李敏的三根柱子轰然倒下。
　　 李敏乖乖交代了他收受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20万港币的事实，又交代了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原来这80万港币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孩子办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1995年3月13日，周北方在首都机场被捕。
　　 李敏的口供是个突破口，从他身上带出了周北方，从周北方身上又带出了陈希同的秘书陈建的受贿案。
　　 通过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的审查，从他们身上追查出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来下海经商的胡某的犯罪事实。继而根据胡某的交代，又追查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重大犯罪事实。王宝森畏罪自杀后，陈希同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揪住了。
　　 从邓斌案引发出来的案中案，震惊了全国，人们看到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备受鼓舞。
　　远华大案——女包公坐镇厦门
　　 厦门远华走私案件在海内外引起震动。这是1994年以来最严重、涉及金额最大、涉案人员最多的套匯、骗汇、逃税、骗税案。在该案中，国家损失外汇金额高达1000多亿人民币，涉案者包括港台商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人员及政府官员。
　　 1999年10月22日，刘丽英按中央指示，率领近百人的“中央巡视组”到达厦门，检查与督办厦门“四二○”特大走私案的调查工作。
　　 厦门“四二○”特大走私案的主犯是赖昌星。1994年，赖昌星来到厦门，以逾亿元港币注册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赖昌星涉嫌走私的货物主要有石油、化工产品、汽车、电器、电子零件等，据说他走私的塑料原料差不多垄断福建全省。
　　 赖昌星的能量如此之大主要是有一批党政官员的庇护，赖昌星在厦门建有一座“红楼”，专门招待各路官员享乐。他还为一些官员子女和关系户500多人办理移民，其中一部分定居香港。当北京查案时，福建省公安厅一副厅长通风报信，赖昌星闻风而逃。
　　 刘丽英率领巡视组到厦门后，先从海关总署和经贸部门收集大量有关厦门海关的资料，由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北京武警派员秘密押送到厦门，然后调集全国各地近200多名专案人员及大批先进设备，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对厦门海关近年的进出口单证进行全面核算，从中发现厦门“远华”集团公司委托进出口的货物总值与海关征收关税的货物总值的相差800亿人民币。
　　 在刘丽英的提议下，专案组向全市发出“双规通令”，要求受贿官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坦白交代受贿事实，上缴受贿资金。但是，不少官员仍抱着侥幸心理，拒不坦白交代。而专案组也为此急速“扩军”，先后从全国各地召集500余名专案人员，总数达到740余人，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案组。该案拘捕和法办的高官，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副书记张宗绪、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等，震惊全国。
　　（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