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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爆出的“棱镜”窃听计划,至今仍在发酵。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老大六年来一天也没闲着,于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中,监视、监听、监控着所有人。不光是对手,还有盟友,连在美的驻外机构都不放过。日前,斯诺登向欧洲、南美、亚洲的19个国家申请避难,把球踢给了那些不愿受美国摆布的实力国家。
一个斯诺登,挑起了世界对美国的多边国家博弈。被窃听的人和国家很不爽,纷纷质疑美国。但也有一些国家不发声,其中有些是打掉牙往肚里吞,有些是顾不过来,也有些是见怪不怪,比如,日本。
日本是个极度重视隐私权的国家,哪怕是快递信件上的个人信息也要撕得粉碎后才会扔进垃圾桶,但此次却对国际舆论热议的棱镜门反应平平,甚至视若无睹;其实日本又是一个极度重视挖掘对手秘密的国家,其经济情报活动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日本的经济情报网络几乎遍及全球,政府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企业方面像三菱、三井、住友等九大综合商社,都在国外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办事机构,遍及世界129个大城市,总共拥有两万多名工作人员,有些以情报工作为主,有些则兼有情报收集任务。这些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当高,据有关统计:大约 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一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 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 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当澳大利亚发现储量丰富的铝钒土矿之后,日本的三井公司立刻派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并在当地快速建立了“三井铝钒土公司”。1978年伊朗发生石油工人总罢工并出现政治变局,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而日本已经早做了防范,采取措施增加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
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更是颇下功夫。一次,松下电器中国室的人员,在同一个中国考察团座谈时问道:“你们上海一度电的价格是多少? ”考察团一成员答:“大概每度电2角1分。”松下中国室的室长马上纠正说:“你讲得不对,上海每度电的电价是2角4分。”接着他又一口气报出了沈阳、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七八个城市的电价。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由对公开信息的内容进行分析,推测出我国大庆油田开发的具体数据,并开发出商机,已经成为经济情报战的经典案例——
1964年4月20日,日本人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大庆精神大庆人”的字句,判断“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但是,大庆油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1966年7月,从《中国画报》封面上看到一张照片,铁人王进喜身穿大棉袄,头顶着鹅毛大雪,日本人猜测到“大庆油田是在冬季为零下三十度的东北地区,大致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1966年10月,日本人又从《人民中国》杂志上读到了王进喜事迹文章,从中得知:王进喜一到马家窑看到大片荒野时说“好大的油海!”于是,从伪满州地图上查找到马家窑的具体地址,终于将大庆油田的准确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后来,日本人又从另一则官方报道中了解到“王进喜是玉门油矿的工人,1959年9月到北京参加国庆之后志愿去大庆的”,由此断定大庆油田的开钻时间,并且大体上知道了其规模:“马家窑是大庆油田的北端,即北起海伦的庆安,西南穿过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铁路的安达附近,南北400公里的范围。”但是,日本人一时还搞不清楚大庆的炼油规模。
1966年7月《中国画报》上发表了一张大庆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给了日本人更多信息。他们据此推算出大庆炼油厂的规模。方法很简单:根据反应塔上的扶手栏杆数,扶手栏杆一般是一米多一点,以扶手栏杆和反应塔的直径相比,得知反应塔内径约为5米。据此推断出大庆炼油厂的加工能力和年产量。再根据油田的出油能力和炼油厂规模,日本人得出结论:中国将在最近几年出现炼油设备不足。
这就是日本人在1966年从中国公开报刊中获得的有关大庆油田的重要信息,然后按他们估计的大庆油田要求进行成套炼油装备的设计。当我国政府向各国征求方案时,日本一举中标。据相关测算,仅这一项日本人就从中国赚得50亿美元。
真的不能小看商业情报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且这种情报的收集几乎都是从公开的海量信息中搜罗筛选而来,然后进行甄别整理,显然需要靠人的经验判断,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磨练的,日本商社通常培养一个贸易员兼情报分析人员,要5年以上时间。2011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从已经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状态,陡然跌入下降通道,许多国内企业都深感意外,但日本小松等企业,却在半年前就在收缩业务,为过冬存粮添衣。由此想到,我国开启高铁建设项目时,就是日本的相关机构,在充分掌握项目信息基础上,将日本一批企业组织起来,搞了个专项联盟,成功地延揽到我国高铁大单。
“新闻记者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这是拿破仑对舆论宣传之重要的一个比喻。两百年后又有新解:报章上的新闻报道,网络中的海量信息,也可以成为价值连城的竞争性情报。关键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本事,对自己的,要守得住;对人家的,能拿得出。
一个斯诺登,挑起了世界对美国的多边国家博弈。被窃听的人和国家很不爽,纷纷质疑美国。但也有一些国家不发声,其中有些是打掉牙往肚里吞,有些是顾不过来,也有些是见怪不怪,比如,日本。
日本是个极度重视隐私权的国家,哪怕是快递信件上的个人信息也要撕得粉碎后才会扔进垃圾桶,但此次却对国际舆论热议的棱镜门反应平平,甚至视若无睹;其实日本又是一个极度重视挖掘对手秘密的国家,其经济情报活动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日本的经济情报网络几乎遍及全球,政府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企业方面像三菱、三井、住友等九大综合商社,都在国外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办事机构,遍及世界129个大城市,总共拥有两万多名工作人员,有些以情报工作为主,有些则兼有情报收集任务。这些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相当高,据有关统计:大约 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一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 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 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当澳大利亚发现储量丰富的铝钒土矿之后,日本的三井公司立刻派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并在当地快速建立了“三井铝钒土公司”。1978年伊朗发生石油工人总罢工并出现政治变局,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而日本已经早做了防范,采取措施增加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石油。
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更是颇下功夫。一次,松下电器中国室的人员,在同一个中国考察团座谈时问道:“你们上海一度电的价格是多少? ”考察团一成员答:“大概每度电2角1分。”松下中国室的室长马上纠正说:“你讲得不对,上海每度电的电价是2角4分。”接着他又一口气报出了沈阳、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七八个城市的电价。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由对公开信息的内容进行分析,推测出我国大庆油田开发的具体数据,并开发出商机,已经成为经济情报战的经典案例——
1964年4月20日,日本人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大庆精神大庆人”的字句,判断“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但是,大庆油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1966年7月,从《中国画报》封面上看到一张照片,铁人王进喜身穿大棉袄,头顶着鹅毛大雪,日本人猜测到“大庆油田是在冬季为零下三十度的东北地区,大致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1966年10月,日本人又从《人民中国》杂志上读到了王进喜事迹文章,从中得知:王进喜一到马家窑看到大片荒野时说“好大的油海!”于是,从伪满州地图上查找到马家窑的具体地址,终于将大庆油田的准确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后来,日本人又从另一则官方报道中了解到“王进喜是玉门油矿的工人,1959年9月到北京参加国庆之后志愿去大庆的”,由此断定大庆油田的开钻时间,并且大体上知道了其规模:“马家窑是大庆油田的北端,即北起海伦的庆安,西南穿过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铁路的安达附近,南北400公里的范围。”但是,日本人一时还搞不清楚大庆的炼油规模。
1966年7月《中国画报》上发表了一张大庆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给了日本人更多信息。他们据此推算出大庆炼油厂的规模。方法很简单:根据反应塔上的扶手栏杆数,扶手栏杆一般是一米多一点,以扶手栏杆和反应塔的直径相比,得知反应塔内径约为5米。据此推断出大庆炼油厂的加工能力和年产量。再根据油田的出油能力和炼油厂规模,日本人得出结论:中国将在最近几年出现炼油设备不足。
这就是日本人在1966年从中国公开报刊中获得的有关大庆油田的重要信息,然后按他们估计的大庆油田要求进行成套炼油装备的设计。当我国政府向各国征求方案时,日本一举中标。据相关测算,仅这一项日本人就从中国赚得50亿美元。
真的不能小看商业情报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且这种情报的收集几乎都是从公开的海量信息中搜罗筛选而来,然后进行甄别整理,显然需要靠人的经验判断,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磨练的,日本商社通常培养一个贸易员兼情报分析人员,要5年以上时间。2011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从已经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状态,陡然跌入下降通道,许多国内企业都深感意外,但日本小松等企业,却在半年前就在收缩业务,为过冬存粮添衣。由此想到,我国开启高铁建设项目时,就是日本的相关机构,在充分掌握项目信息基础上,将日本一批企业组织起来,搞了个专项联盟,成功地延揽到我国高铁大单。
“新闻记者一枝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这是拿破仑对舆论宣传之重要的一个比喻。两百年后又有新解:报章上的新闻报道,网络中的海量信息,也可以成为价值连城的竞争性情报。关键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本事,对自己的,要守得住;对人家的,能拿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