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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岁高龄的唐有章同志是在二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东江起义。一九二八年去莫斯科学习、工作，并在苏联结了婚。后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苏联先后两次被判刑，坐牢、流放了十五年。一九五七年冤案平反，一九五八年他高高兴兴地和妻子、女儿一起回国，在十年内乱中江青一伙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唐有章身上，为此他又坐了七年牢，妻女被遣送回苏联老家。唐有章确实是一生革命，半生流放。《革命与流放》一书就是真实地记载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此书即将出版，我为此书写了序。现在将该书的“序”和“结束语”在《读书》上发表，以此作为对本书的介绍。
序
革命胜利前，一个革命者被敌人流放，关进监狱，是不会使人感到奇怪的，倒会令人感到自豪。革命胜利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大好理解了，就是悲剧了。
很不幸，唐有章同志竟成了后一种悲剧式的人物。
唐老今年八十岁了，他二十岁进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岁参加广州暴动，二十二岁被党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这时的唐有章何等朝气蓬勃，对祖国，对世界，对社会主义，对未来的一切，有着多么美好的理想。但好景不长，他二十四岁就莫名其妙地被关进监狱，流放到苏联西北部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三十一岁又第二次被流放到苏联东北部的勘察加对岸的马加丹。这两个地方都在北极圈内。他怎样顽强地熬过那几十个寒冷的冬天，又怎样顽强地熬过了那难以忍受的苦役生涯，这本册子将会给你作出回答。
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审查，他在一九五七年被苏联有关组织彻底平反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年过半百了。
一九五八年，他携妻挈女回到离别三十多年的故国。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当然又是没有料到，“文革”那股烈火竟会烧到他的头上，把他送进了秦城监狱，而且关押了长达七年之久。虽然后来也彻底平反了，也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但被赶回苏联原籍的老伴已经去世，而本人也已到了垂暮之年。
我们把唐老一生作个概括：中国五十年，苏联三十年，年龄八十，党龄六十，一生革命，半生流放。
唐老走过这么艰难的历程，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仍然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仍然充满革命激情，仍然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毫不动摇，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在那么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呢？是对共产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不悲观，不后退，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阴暗面，更多的是看到光明面，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这是他对历史，对自己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也是他能够抵制一切诬陷，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这当然不是说，制造冤案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一加平反就万事大吉。倒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唐有章最好的年华要在监狱、流放中渡过？是什么原因把同志当成敌人？我们究竟应当吸取哪些教训，防止这一悲剧重演。
这无疑是老一辈和青年一代共同关注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所以不断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指明了依靠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够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这本历史的记述，也许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更积极地实现十三大提出的历史任务。
结束语
尽管生活是如此艰难，我还是走过了八十个年头的人生旅程。
回忆过去，总觉得时间过的很长，想想未来，又感到时间太短，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现在，我除了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散步、打拳、看书、学习、访友……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包括我对往事的回忆。
今年，有两件快事。
一是我把八十年的经历回顾了一番，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
二是我的女儿瓦丽金娜带着我的外孙女列娜从遥远的莫斯科于今年九月到北京来看我。虽然她们已经回莫斯科去了，但骨肉亲情，使我在初冬时节，也仍然感到一片温馨。
我们父女谈的很多。现在我们分别居住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包括家庭的不幸，正好也发生在这两个国家。我们在感慨之余，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折腾，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几十载的磨练，愈益使人明白，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矛盾，任何人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实践不会发生一点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弊端，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暂时现象。过分地追究哪个人的责任，用过多的时间去议论哪个人的是非，并非十分必要。但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研究这种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那种消极和腐败现象，以便找到一种防止这种现象重复发生的办法，却是完全必要的。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从那些野心家的行径中看清他们那种可憎的面目。前者是封建残余意识的反映。这种意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特别顽强。比如一些造神的专家老手，总是整天嘴里念念有词，企图树立某一个偶像，其实正是为了树他自己。坐轿子的人别以为有人抬你的轿子而感到高兴，有朝一日，他会把你从轿子里拉出来自己坐进轿子里去的。苏联、中国都不乏这一令人厌恶的例子。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今后长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生产力。虽然花费的代价太大了，但用不着后悔，因为我们用实践来接近的真理，又靠前了一步。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向我女儿瓦丽金娜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以后，她也兴奋地告诉我，苏联也正进行全面改革。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所了这一消息，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改革，是一种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虽然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多大贡献，但我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是问心无愧的。从一九五七年我在苏联被平反，到一九七八年我在中国被“无罪释放”，最黑暗的年代都过去了，我算是受过最严峻的考验了，我的种种遭遇，同其他人的遭遇一样，都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所以许多人终于在激烈的动荡中苏醒过来了。
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那以后，整个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四个现代化所代替。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经济改革开始从农村突破，接着又扩展到城市，并实行对外开放，然后又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实事求是的道路。
急于求成，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强调民主，只强调专政，只想改变生产关系，不认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主观片面的唯意志论，只会使社会停留在贫穷、匮乏的困境之中。距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越来越远。
回首当年，尽管我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痛苦的、曲折而又崎岖的，但光明已在前面等着我们了。革命者在最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能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革命与流放》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序
革命胜利前，一个革命者被敌人流放，关进监狱，是不会使人感到奇怪的，倒会令人感到自豪。革命胜利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大好理解了，就是悲剧了。
很不幸，唐有章同志竟成了后一种悲剧式的人物。
唐老今年八十岁了，他二十岁进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岁参加广州暴动，二十二岁被党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这时的唐有章何等朝气蓬勃，对祖国，对世界，对社会主义，对未来的一切，有着多么美好的理想。但好景不长，他二十四岁就莫名其妙地被关进监狱，流放到苏联西北部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三十一岁又第二次被流放到苏联东北部的勘察加对岸的马加丹。这两个地方都在北极圈内。他怎样顽强地熬过那几十个寒冷的冬天，又怎样顽强地熬过了那难以忍受的苦役生涯，这本册子将会给你作出回答。
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审查，他在一九五七年被苏联有关组织彻底平反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年过半百了。
一九五八年，他携妻挈女回到离别三十多年的故国。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当然又是没有料到，“文革”那股烈火竟会烧到他的头上，把他送进了秦城监狱，而且关押了长达七年之久。虽然后来也彻底平反了，也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但被赶回苏联原籍的老伴已经去世，而本人也已到了垂暮之年。
我们把唐老一生作个概括：中国五十年，苏联三十年，年龄八十，党龄六十，一生革命，半生流放。
唐老走过这么艰难的历程，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仍然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仍然充满革命激情，仍然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毫不动摇，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在那么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呢？是对共产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不悲观，不后退，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阴暗面，更多的是看到光明面，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这是他对历史，对自己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也是他能够抵制一切诬陷，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这当然不是说，制造冤案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一加平反就万事大吉。倒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唐有章最好的年华要在监狱、流放中渡过？是什么原因把同志当成敌人？我们究竟应当吸取哪些教训，防止这一悲剧重演。
这无疑是老一辈和青年一代共同关注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所以不断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指明了依靠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够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这本历史的记述，也许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更积极地实现十三大提出的历史任务。
结束语
尽管生活是如此艰难，我还是走过了八十个年头的人生旅程。
回忆过去，总觉得时间过的很长，想想未来，又感到时间太短，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现在，我除了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散步、打拳、看书、学习、访友……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包括我对往事的回忆。
今年，有两件快事。
一是我把八十年的经历回顾了一番，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
二是我的女儿瓦丽金娜带着我的外孙女列娜从遥远的莫斯科于今年九月到北京来看我。虽然她们已经回莫斯科去了，但骨肉亲情，使我在初冬时节，也仍然感到一片温馨。
我们父女谈的很多。现在我们分别居住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包括家庭的不幸，正好也发生在这两个国家。我们在感慨之余，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折腾，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几十载的磨练，愈益使人明白，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矛盾，任何人都很难保证自己的实践不会发生一点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弊端，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暂时现象。过分地追究哪个人的责任，用过多的时间去议论哪个人的是非，并非十分必要。但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研究这种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那种消极和腐败现象，以便找到一种防止这种现象重复发生的办法，却是完全必要的。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从那些野心家的行径中看清他们那种可憎的面目。前者是封建残余意识的反映。这种意识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特别顽强。比如一些造神的专家老手，总是整天嘴里念念有词，企图树立某一个偶像，其实正是为了树他自己。坐轿子的人别以为有人抬你的轿子而感到高兴，有朝一日，他会把你从轿子里拉出来自己坐进轿子里去的。苏联、中国都不乏这一令人厌恶的例子。
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今后长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生产力。虽然花费的代价太大了，但用不着后悔，因为我们用实践来接近的真理，又靠前了一步。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向我女儿瓦丽金娜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以后，她也兴奋地告诉我，苏联也正进行全面改革。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所了这一消息，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改革，是一种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虽然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多大贡献，但我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是问心无愧的。从一九五七年我在苏联被平反，到一九七八年我在中国被“无罪释放”，最黑暗的年代都过去了，我算是受过最严峻的考验了，我的种种遭遇，同其他人的遭遇一样，都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所以许多人终于在激烈的动荡中苏醒过来了。
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那以后，整个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四个现代化所代替。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经济改革开始从农村突破，接着又扩展到城市，并实行对外开放，然后又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实事求是的道路。
急于求成，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强调民主，只强调专政，只想改变生产关系，不认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主观片面的唯意志论，只会使社会停留在贫穷、匮乏的困境之中。距离社会主义的目标越来越远。
回首当年，尽管我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痛苦的、曲折而又崎岖的，但光明已在前面等着我们了。革命者在最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能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革命与流放》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