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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就是一个漫长的探索历程
如果说有谁能体现“媒体是第四权力”的说法，头一号便当推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年)。他是美国历史上成就和名气最大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关于时政问题的专栏文章不停地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章，稳定地拥有大约1000万读者，而这些人是美国社会中智识水平最高、政治上最有能量的部分。他的言论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意向。李普曼也是一位致力于为美国民主社会“立心”的思想家或“公共哲学家”，不时推出讨论重大、深刻和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的“公共哲学”著作。他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教导他们在这个纷繁复杂而急速变动的世界上如何进行理性的、有效的思考，如何建立对公共生活的良好判断力。他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意领袖”。
但李普曼的作为和影响力并不限于思想和舆论的领域。他也称得上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了。他在美国权势集团有广泛的人脉。他为政治领袖撰写讲稿和报告，也多次投入竞选活动；他为让他属意的人获得某项重要职务或竞选提名而奔走运作，也会为阻止某个人的仕途晋阶而密谋活动；他就重大政策问题向当权人物进言献策、充当谋士，也游走于各国领袖和外交家当中，扮演沟通者和调解者的角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美国全国性政治人物来说，能得到李普曼的支持和赞扬乃是一种赐福，而他发出的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则不啻为一种诅咒。所以他成了政客们争相结交乃至于献谀的对象。
有人说，国务卿或纽约州州长之类的职务对李普曼而言不在话下。但李普曼坚决拒绝以政客和官员的身份介入政治。他的朋友小亚瑟施莱辛格说，李普曼总要保持一种观察世界的“哲学上的距离”，而“他的一生志业，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历程，探索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的政治中的角色”。从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开始，李普曼和12位美国总统有直接交往。他的这种探索，也体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当中。
年轻时的抑扬：与老罗斯福和威尔逊
1908年老罗斯福总统卸任后，仍高扬进步主义和变革理念，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力图再度问鼎白宫。他的社会改革信念和知识分子气质对年轻的李普曼有巨大的吸引力。他著《政治引论》一书，为老罗斯福鼓吹呐喊。1914年春，25岁的李普曼终于见到他所仰慕的老罗斯福，后者盛赞李普曼为“同龄美国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后来老罗斯福又邀请李普曼等《新共和》编辑到他家中竟夜长谈。李普曼使自己主持的《新共和》杂志成为支持老罗斯福的一个舆论平台，并为充实老罗斯福的政治纲领而撰写社会问题研究报告。《新共和》曾因老罗斯福对威尔逊总统过于蛮横无理而发文予以轻辞责备，招致老罗斯福勃然大怒，对李普曼等恶言相加。但李普曼不以为意，继续支持老罗斯福。然而到1916年大选时，对老罗斯福的机会主义和他讨好共和党保守派的做法越来越不满的李普曼终于撤销了他的支持，著文对其予以尖锐批评，并转而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对李普曼而言，对老罗斯福的支持是基于对他成为符合美国需要的领导人所寄予的希望，当这种希望已经落空时，对老罗斯福的个人情感就不应该继续左右他的政治选择。但在60年后，李普曼对友人说，在所有他交往过的美国总统中，他真正热爱和钦佩的还是老罗斯福。
对1913年就任总统的威尔逊，李普曼最初的评价相当负面。但到1916年大选前，当他更深人地了解了威尔逊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当他看到他正奋力推动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李普曼即转而支持其连任。他亲自为其撰写演讲稿，在竞选集会上发表支持威尔逊的演说。他还和威尔逊的亲信顾问豪斯上校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后者组建的美国第一个总统智囊“咨询团”(the Inquiry)的核心成员，担纲起草了著名的“十四点”。然而，当威尔逊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放弃原则对英法妥协，使战后和平埋下了新的祸根时，李普曼又站到了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
中年的矛盾：对小罗斯福的支持与批评
李普曼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相识很早，彼此引为朋友。李普曼曾在1928年极力敦促游移不定的小罗斯福竞选纽约州州长。但是李普曼也认为小罗斯福缺乏总统职位所需的“任何重要素质”。直到1932年总统大选前夕，李普曼仍公开指斥他缺乏勇气和信念，在政治上过于势利逢迎，甚至断言“小罗斯福的支持者迟早会对他非常失望”。后来，这经常被用来说明李普曼的识人之明也会出问题，但李普曼自己说：“小罗斯福在1932年时就是这个样子，我到死都会这么认为。”不过到了1932年10月，由于感到小罗斯福的对手、前总统胡佛对美国是更坏的选择，他才在矛盾的心情中支持小罗斯福。在小罗斯福当选后就职前，李普曼与他两次晤谈，仍怀着不满对他严辞告诫。但是，当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变革精神，并在随后一个星期内采取果断措施以遏止萧条复兴经济时，李普曼当即著文予以赞扬，并呼吁国民放心地授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需的权力。此后两年内他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还主动充当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到了1935年底，由于担心新政会走到危害自由经济的极端，感到已经到了把在大萧条的紧急状态下急剧扩张的总统权力加以限制的时候了，李普曼又开始撤销对罗斯福的支持。1936年大选中，虽然他确信罗斯福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兰登是无能之辈，而且罗斯福必定获胜，但还是公开号召不给罗斯福投票，并声称：“没有什么比民主党再次大获全胜对罗斯福先生、对民主党乃歪于对国家更为有害的了。”
1940年的大选中，李普曼公开指责小罗斯福对国际法西斯势力软弱怯懦，但他也深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在矛盾心情之下选择了投弃权票。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领导国家投入战争的功业又促使李普曼修改了他对罗斯福的评价。在罗斯福去世前五天，李普曼发表了写给罗斯福的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赞誉他“领导国家摆脱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他希望罗斯福在最后时刻能亲眼读到他这个曾经的朋友、也是无数次批评过他的人对他的最后致敬。
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对肯尼迪和约翰逊
在肯尼迪时期，李普曼对白宫的影响力达到高峰。他和肯尼迪个人之间并无深久渊源，且他自称一向并非“热情的肯尼迪派”。但是肯尼迪对他却格外礼重。肯尼迪有意使李普曼成为其“新边疆”政策的一个招牌，而李普曼对肯尼迪政府生气勃勃、锐意变革的气象也曾一度备感振奋，写文章说了不少褒扬的话。但是在随后的猪湾事件和柏林危机中，他却也对年轻总统的对外政策发出时轻时重的批评。在国内问题上，他对肯尼迪更是多有责备。他赞赏肯尼迪的敏锐和冷静，但又不满于其不够果敢直率，欠缺与人民沟通的能力。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面对公众在痛惜情绪之下神化已故总统的风潮，他直言肯尼迪在对外政策上“是相当拙劣的”。他私下承认，他始终不能忘怀肯尼迪的一个道德劣迹，即他当年逃避了对麦卡锡的斗争。
李普曼和约翰逊总统的关系则是一个纯粹的由亲善到反目为敌的故事。约翰逊就任之初，李普曼对这位处境尴尬并不太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政客给予了宝贵的同情和支持，经常出而为其辩护。而总统对李普曼也以各种方式极尽热络讨好，包括授予他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在1964年大选中，李普曼为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高声喝彩。
随着越南战争败象渐显，李普曼断定“凡正人君子都不能再支持这场战争”，两人之间的关系急转之下，最终势同水火。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越战问题，抛却在评人论事中一贯的克制，以从未施之于其他总统的激愤和鄙夷抨击把美国引向越战困境的约翰逊。而受冒犯的约翰逊也以恶语中伤来发泄他的对李普曼的怨忿，其情状表明，李普曼已经成为他的私敌。
在纷繁的美国政治史上，李普曼和总统们的关系跌宕起伏，充满纠葛。他对总统们议论评断也并非一贯正确。但李普曼对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闻人的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追求和坚持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他和美国各位总统的关系如何演变、如何结束，其中没有任何一位是他的私敌。在李普曼和美国总统的关系中，他智力上的超拔和自信，人格上的独立和纯粹，总在熠熠生辉。
Ronald Steele，Walter Lippmann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Little，Brown，1980(中译本：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于滨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
Marauis Childs and JamesReston(eds.)，Walter Lipmann andHis Time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9
如果说有谁能体现“媒体是第四权力”的说法，头一号便当推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年)。他是美国历史上成就和名气最大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关于时政问题的专栏文章不停地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章，稳定地拥有大约1000万读者，而这些人是美国社会中智识水平最高、政治上最有能量的部分。他的言论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意向。李普曼也是一位致力于为美国民主社会“立心”的思想家或“公共哲学家”，不时推出讨论重大、深刻和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的“公共哲学”著作。他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教导他们在这个纷繁复杂而急速变动的世界上如何进行理性的、有效的思考，如何建立对公共生活的良好判断力。他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意领袖”。
但李普曼的作为和影响力并不限于思想和舆论的领域。他也称得上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了。他在美国权势集团有广泛的人脉。他为政治领袖撰写讲稿和报告，也多次投入竞选活动；他为让他属意的人获得某项重要职务或竞选提名而奔走运作，也会为阻止某个人的仕途晋阶而密谋活动；他就重大政策问题向当权人物进言献策、充当谋士，也游走于各国领袖和外交家当中，扮演沟通者和调解者的角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美国全国性政治人物来说，能得到李普曼的支持和赞扬乃是一种赐福，而他发出的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则不啻为一种诅咒。所以他成了政客们争相结交乃至于献谀的对象。
有人说，国务卿或纽约州州长之类的职务对李普曼而言不在话下。但李普曼坚决拒绝以政客和官员的身份介入政治。他的朋友小亚瑟施莱辛格说，李普曼总要保持一种观察世界的“哲学上的距离”，而“他的一生志业，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历程，探索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的政治中的角色”。从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开始，李普曼和12位美国总统有直接交往。他的这种探索，也体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当中。
年轻时的抑扬：与老罗斯福和威尔逊
1908年老罗斯福总统卸任后，仍高扬进步主义和变革理念，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力图再度问鼎白宫。他的社会改革信念和知识分子气质对年轻的李普曼有巨大的吸引力。他著《政治引论》一书，为老罗斯福鼓吹呐喊。1914年春，25岁的李普曼终于见到他所仰慕的老罗斯福，后者盛赞李普曼为“同龄美国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后来老罗斯福又邀请李普曼等《新共和》编辑到他家中竟夜长谈。李普曼使自己主持的《新共和》杂志成为支持老罗斯福的一个舆论平台，并为充实老罗斯福的政治纲领而撰写社会问题研究报告。《新共和》曾因老罗斯福对威尔逊总统过于蛮横无理而发文予以轻辞责备，招致老罗斯福勃然大怒，对李普曼等恶言相加。但李普曼不以为意，继续支持老罗斯福。然而到1916年大选时，对老罗斯福的机会主义和他讨好共和党保守派的做法越来越不满的李普曼终于撤销了他的支持，著文对其予以尖锐批评，并转而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对李普曼而言，对老罗斯福的支持是基于对他成为符合美国需要的领导人所寄予的希望，当这种希望已经落空时，对老罗斯福的个人情感就不应该继续左右他的政治选择。但在60年后，李普曼对友人说，在所有他交往过的美国总统中，他真正热爱和钦佩的还是老罗斯福。
对1913年就任总统的威尔逊，李普曼最初的评价相当负面。但到1916年大选前，当他更深人地了解了威尔逊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当他看到他正奋力推动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李普曼即转而支持其连任。他亲自为其撰写演讲稿，在竞选集会上发表支持威尔逊的演说。他还和威尔逊的亲信顾问豪斯上校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后者组建的美国第一个总统智囊“咨询团”(the Inquiry)的核心成员，担纲起草了著名的“十四点”。然而，当威尔逊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放弃原则对英法妥协，使战后和平埋下了新的祸根时，李普曼又站到了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
中年的矛盾：对小罗斯福的支持与批评
李普曼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相识很早，彼此引为朋友。李普曼曾在1928年极力敦促游移不定的小罗斯福竞选纽约州州长。但是李普曼也认为小罗斯福缺乏总统职位所需的“任何重要素质”。直到1932年总统大选前夕，李普曼仍公开指斥他缺乏勇气和信念，在政治上过于势利逢迎，甚至断言“小罗斯福的支持者迟早会对他非常失望”。后来，这经常被用来说明李普曼的识人之明也会出问题，但李普曼自己说：“小罗斯福在1932年时就是这个样子，我到死都会这么认为。”不过到了1932年10月，由于感到小罗斯福的对手、前总统胡佛对美国是更坏的选择，他才在矛盾的心情中支持小罗斯福。在小罗斯福当选后就职前，李普曼与他两次晤谈，仍怀着不满对他严辞告诫。但是，当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变革精神，并在随后一个星期内采取果断措施以遏止萧条复兴经济时，李普曼当即著文予以赞扬，并呼吁国民放心地授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需的权力。此后两年内他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还主动充当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到了1935年底，由于担心新政会走到危害自由经济的极端，感到已经到了把在大萧条的紧急状态下急剧扩张的总统权力加以限制的时候了，李普曼又开始撤销对罗斯福的支持。1936年大选中，虽然他确信罗斯福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兰登是无能之辈，而且罗斯福必定获胜，但还是公开号召不给罗斯福投票，并声称：“没有什么比民主党再次大获全胜对罗斯福先生、对民主党乃歪于对国家更为有害的了。”
1940年的大选中，李普曼公开指责小罗斯福对国际法西斯势力软弱怯懦，但他也深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在矛盾心情之下选择了投弃权票。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领导国家投入战争的功业又促使李普曼修改了他对罗斯福的评价。在罗斯福去世前五天，李普曼发表了写给罗斯福的一篇热情洋溢的颂词，赞誉他“领导国家摆脱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他希望罗斯福在最后时刻能亲眼读到他这个曾经的朋友、也是无数次批评过他的人对他的最后致敬。
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对肯尼迪和约翰逊
在肯尼迪时期，李普曼对白宫的影响力达到高峰。他和肯尼迪个人之间并无深久渊源，且他自称一向并非“热情的肯尼迪派”。但是肯尼迪对他却格外礼重。肯尼迪有意使李普曼成为其“新边疆”政策的一个招牌，而李普曼对肯尼迪政府生气勃勃、锐意变革的气象也曾一度备感振奋，写文章说了不少褒扬的话。但是在随后的猪湾事件和柏林危机中，他却也对年轻总统的对外政策发出时轻时重的批评。在国内问题上，他对肯尼迪更是多有责备。他赞赏肯尼迪的敏锐和冷静，但又不满于其不够果敢直率，欠缺与人民沟通的能力。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面对公众在痛惜情绪之下神化已故总统的风潮，他直言肯尼迪在对外政策上“是相当拙劣的”。他私下承认，他始终不能忘怀肯尼迪的一个道德劣迹，即他当年逃避了对麦卡锡的斗争。
李普曼和约翰逊总统的关系则是一个纯粹的由亲善到反目为敌的故事。约翰逊就任之初，李普曼对这位处境尴尬并不太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政客给予了宝贵的同情和支持，经常出而为其辩护。而总统对李普曼也以各种方式极尽热络讨好，包括授予他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在1964年大选中，李普曼为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高声喝彩。
随着越南战争败象渐显，李普曼断定“凡正人君子都不能再支持这场战争”，两人之间的关系急转之下，最终势同水火。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越战问题，抛却在评人论事中一贯的克制，以从未施之于其他总统的激愤和鄙夷抨击把美国引向越战困境的约翰逊。而受冒犯的约翰逊也以恶语中伤来发泄他的对李普曼的怨忿，其情状表明，李普曼已经成为他的私敌。
在纷繁的美国政治史上，李普曼和总统们的关系跌宕起伏，充满纠葛。他对总统们议论评断也并非一贯正确。但李普曼对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闻人的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追求和坚持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他和美国各位总统的关系如何演变、如何结束，其中没有任何一位是他的私敌。在李普曼和美国总统的关系中，他智力上的超拔和自信，人格上的独立和纯粹，总在熠熠生辉。
Ronald Steele，Walter Lippmann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Little，Brown，1980(中译本：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于滨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
Marauis Childs and JamesReston(eds.)，Walter Lipmann andHis Time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