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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纸马恒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丰富的形象，显示了民间文化的活跃生机。本文从动态的、历史的角度考察云南纸马之文化内涵，试图揭示其审美创造精神动力的旨趣。
关键词：云南纸马 文化流变 原始崇拜 英雄崇拜 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云南纸马艺术在文化内涵的深层规定性上，体现为一种鬼神崇拜与现实需要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观，或者说是求生、驱利、避害的最终统一性。这是从民间文化系统的共时性角度揭示其文化内涵。而要想完整地把握纸马之内涵，我们还需要在静态分析之后展开动态的、历史的考察，从而揭示这种艺术的审美创造精神动力的旨趣。
在民间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变异这两种活动机制是对立统一的。它们构成民间文化历史运动的动态两极性。“凭借传承和变异机制的调节，民间文化观念才能成为统一着稳定性和变化性、保守性和创造性内部张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只有用“文化流变”这个概念，才能涵盖云南纸马艺术的运动态势和历史意蕴。
一 原始崇拜
原始人类在远古采集、农耕时代大都依靠植物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对养育他们的植物无上的崇拜，认为他们所能采集到的各种植物是保佑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神灵。尽管目前能够看到的云南纸马中植物的形象不是很多，但从纸马的名称上看，很多神灵都是来自于植物，如树神、苗稼神等。
云南纸马中有很多是专门粘贴在门口的神灵形象，其原始意义就是带有原始植物崇拜性质的桃神崇拜，而后逐渐丰富起来，而用于家宅其他位置以及涉及百姓生活生产方方面面的众多纸马，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崇拜的泛化。也就是说，从原始崇拜到民间纸马的兴起和广泛使用，反映了求生、驱利、避害这种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性。
现实物质的匮乏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心理需要，固然是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物质原因和心理原因。但是，民间百姓的生存环境也是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封闭式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云南乡民百姓保守、顺从等适宜原始观念传承的性情和品格。他们因循天时地理，一代代地传授着祖先的经验、技术和智慧，不知不觉地承继着先民的神圣观念。另一方面，家族传宗接代观念的功利要求和文化心理，也成为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传承不息的基础。
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还得助于稳定有效的传播媒介。云南民间有着丰富的口头俗文学，如神话、传说、儿歌等，其内容蕴含着大量的原始观念。纸马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缘自民间口头文学的，比如石头本主、猴子本主、小黄龙段赤诚斩蟒等。习俗行为更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风俗活动多源自原始巫术活动，或与原始崇拜有联系。
总之，云南纸马艺术传承机制的功能体现在：不断地向未来传递原始观念，不断地维护民间文化观念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不断地促使个体认同于贯穿古今的集体意识。正是在这种发展演变中，云南纸马艺术的原始崇拜观念才得以模塑出适应民间百姓生活的众多鬼神形象。
二 英雄崇拜
如果说求生、趋利、避害等观念凭着传承机制能够始终保存某些原始崇拜观念的因素和影响痕迹的话，那么凭着变异机制，这种民间文化观念在历史进程中也能够不断地纳入新的因素、接受新的影响，以致纸马艺术始终呈现出一种嬗变之势。
我们不妨以门神的演变历程为例来看这种嬗变趋势。门神由最初自然形态的“桃梗”到“桃人”，再到人格化的门神——神荼郁垒，进而发展到以历史功臣为原型的门神——钟馗、秦琼和敬德。门神的演变历程表明了内含于艺术底层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演变规律：从崇拜自然神到敬仰人间英雄，从膜拜自然力量到膜拜人类自身的力量，从崇拜神圣世界到崇拜世俗生活。这一点在云南纸马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以上种种需要较长时间演化的不同形态都会在云南纸马中并存，也就是说云南纸马中包容兼收了不同时代特征的众多神佛灵怪形象。
云南纸马从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的转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纸马的内容本身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马内容的表现形式慢慢开始由原来的自然物替换成了英雄和历史人物。在具有地方特色的云南大理白族本主纸马中，许多本主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如宾川县和剑川县有以红砂石作为本主的村社，也有供奉“水草大王”、“五谷娘娘”、“太阳神”为本主的村社。大理双廊乡一带的很有名气的“红山本主”，鹤庆地区的“雪山太子”以及其它地区的“石头本主”、“白马将军”等，也都带有明显的自然崇拜痕迹。而以上这些以自然物作为本主的纸马，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其形象已不再是自然物本身，大都被百姓替换成了当时或当地的英雄人物和历史名人。另一种情形是，很多云南纸马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把世俗的人奉为保佑村社的最高神，这是人对自身崇拜、人格解放的一个开端，是宗教心理上的对英雄的崇拜。在大理本主纸马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历史名人或英雄人物，是真有其人其事的，大理下关温泉村、塘子铺村、剑川板凳河村以及鹤庆西登村都把三国时的诸葛亮奉为本主的本主神。再比如大理喜洲河城城村本主段赤城和周城村本主杜朝选，皆因勇斩危害乡民的大蟒蛇而被本村尊为本主。
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商周的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作用……到了周代后期，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有时成为胜利的一方面。”这一时代神圣的动物以及所有那些原为人们膜拜的自然神物，似乎都成了受人支配和驾驭的、用来帮助人们沟通天地的助手和工具。商周以降，人类进一步获得理性的解放。先秦时代的诸子圣贤们重新思考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开始用理性来解释整个宇宙、社会、人类的起源和本质。随之，中国原始神话很快被历史化，原始神祈的动物性因素迅速消失而悄悄转化成古史传说人物。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整体地让位给了具有鲜明务实倾向和历史感的理性意识，或者说原始文化观念整个地被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理性意识所利用。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知识的丰富，生产生活实践有效地激发和鼓舞了主体的征服欲，使人们日益在实践主体和人工造物上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合目的性的现实力量。这种现实力量的直观感受和把握使民间文化观念中深入或滋生了自我崇拜的意识，英雄偶像开始替代各种自然神灵。
实践成果和经验智慧的积累不仅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以至出现自我崇拜，而且也帮助人们逐渐剥去覆在自然现象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他们把死亡、疾病、贫穷、灾祸等反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鬼”，相应地把生命、健康、富裕、安全等合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神”。“神”和“鬼”两个对立形象的确立，意味着民间百姓自我扩张、自我实现需要的增强和对外部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化，意味着传承于原始文化的崇拜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鬼神”已不是远古时代那种“客观地”、“真实地”寄居在自然实体之中的鬼怪神祈，而是以主体自身需要和目的为中轴核心，并借助某种感性自然对象来予以表现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
云南纸马艺术作品大量地描绘了那些正直、忠厚、善良的历史英雄以及佛道神祈，成为民间百姓崇拜和歌颂这些历史英雄以及神祈的艺术反映。总之，“神道设教”在不改变求生、驱利、避害观念的基础之上，不断融进民间百姓的自我崇拜意识，逐渐把圣君贤臣、哲人勇将、能工巧匠或烈女孝子等功名显赫、德行超群的历史人物尊奉为“神”或崇拜对象，最终使纸马艺术实现由原始鬼神崇拜向历史英雄崇拜的转变。
三 人文情怀
吕品田认为：“随着自然现象神秘色彩的慢慢消失和鬼神表象的悄悄隐退，崇拜观念对需要观念的隐喻关系逐渐转化成明喻关系。而且，需要观念也由对人的自然要求的自省，发展到对人的诸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崇拜观念的这种变形和转换以及对注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使得云南民间纸马由原来“神道设教”思想主导下的正统英雄崇拜逐渐转向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种种需要的全方位的关照，相应的，云南纸马的数量和范围也越来越丰富和宽泛。这样，云南百姓就可能借助对鬼神力量的主观渲染夸张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和理想，同时得到一种心理安慰。这种意念的能动性，在云南民间世俗生活中体现着一种“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体现为百姓在解释生活困顿和行为活动中的功利性、随意性和幽默性3个方面。
“民间社会生活到处充满着注重人生实际的功利性色彩，随处体现着务实不务虚的功利情调，即便是在神圣的宗教信仰领域，即便是对待伟大的神祈”。《国语·鲁语》曾曰：“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也。非是不在祀典。”可以看出古代先人的这种祭祀活动就已经是很功利了。后世云南的民间祭祀活动与之相比就更胜一筹了。在云南民间祭祀中，百姓对那些与世俗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神祈，比如土地神、财神、喜神等会更加虔诚和崇敬一些，而敬“天”就显得有些敷衍。如今，对于云南百姓来说，不管敬谁只求应验，供奉成了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于是，与云南百姓生活联系不大的佛爷、关帝、孔夫子等纸马就少有人问津。灶王爷过去每月上天一次，人们觉得麻烦，于是灶王爷就只在腊月走一遭。祭祀如此，其它民俗活动更是如此。从婚礼纳彩到社火村戏、本主会等，民间百姓都有利益所求。
在云南民间生活中，人们对待世界、处理人生的随意性随处可见。在云南民间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笼罩着神的光辉，甚至对荆棘丛、阴沟污泥都赋予了神力，如果人得病、生疮、长癞子就是冲犯了它们。在田间地头、岔路口、巨石古树边等等很多甚至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总能看到粘贴着折叠好的一组纸马、几柱燃了一半的香火、几个装着水果糕点的简易纸杯，就知道这肯定是哪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来这里解决问题的。云南纸马中有几十种代表生活中会遇到的关隘，通称为“关科”，人们认为焚烧这些纸马就可以遇难成祥，比如汤火关、四季关、夜哭关等几十种纸马，囊括了人生各个年龄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关口阻碍，充分体现了民间百姓处理人生问题的随意性特征。
带有戏谑逗乐、玩耍开心特点的幽默性，也是云南民间风俗活动常见的情形。这种人生的幽默在云南民间纸马的使用中比比皆是：云南民间传说中的夜游神从不做坏事，但是他喜欢作弄玩耍人，使人们在夜里做噩梦，于是做恶梦的百姓只要拿“夜游神”纸马焚烧，请他们到别处玩也就不做恶梦了；小孩子夜哭、睡不安稳，或者家中常吵架，被认为是“哭神”在作祟，只要拿来“哭神”纸马焚烧一下就平静了，你在看那“哭神”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孩子眼中大声哭闹的大婶形象，她披头散发、咧着嘴巴、两眼下面滴着几排泪水，造型极其简朴稚拙，和儿童画一样，幽默夸张至极。这是多么幽默的画面，多么幽默的行为，多么幽默的人生。于是，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自我的境界，都变成了空灵的神秘世界，一切都化成了人的一切：石磨、畜栏、角房、马车、大树……到处贴挂着象征吉祥的红纸签、纸马，旁边还要插上几柱香、供奉上几片瓜果点心……此刻，我们应该产生出一种很执着的看法：“与其说那一切是‘泛神论的人生’，毋宁说是‘人生的幽默’，是深刻的对待世界和人生的幽默。”
总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在长期的文化流变过程中形成。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似乎是一个文化平面，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于民间纸马艺术的当下时态。实际上，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历史的结果以共时的时态来呈现。云南纸马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云南纸马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人文情怀的文化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当下时态以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而呈现于世人面前。
注：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0Y052。
参考文献：
[1]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
作者简介：曲艳玲，女，1971—，辽宁铁岭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云南保山学院。
关键词：云南纸马 文化流变 原始崇拜 英雄崇拜 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云南纸马艺术在文化内涵的深层规定性上，体现为一种鬼神崇拜与现实需要相统一的天人合一观，或者说是求生、驱利、避害的最终统一性。这是从民间文化系统的共时性角度揭示其文化内涵。而要想完整地把握纸马之内涵，我们还需要在静态分析之后展开动态的、历史的考察，从而揭示这种艺术的审美创造精神动力的旨趣。
在民间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变异这两种活动机制是对立统一的。它们构成民间文化历史运动的动态两极性。“凭借传承和变异机制的调节，民间文化观念才能成为统一着稳定性和变化性、保守性和创造性内部张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只有用“文化流变”这个概念，才能涵盖云南纸马艺术的运动态势和历史意蕴。
一 原始崇拜
原始人类在远古采集、农耕时代大都依靠植物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对养育他们的植物无上的崇拜，认为他们所能采集到的各种植物是保佑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神灵。尽管目前能够看到的云南纸马中植物的形象不是很多，但从纸马的名称上看，很多神灵都是来自于植物，如树神、苗稼神等。
云南纸马中有很多是专门粘贴在门口的神灵形象，其原始意义就是带有原始植物崇拜性质的桃神崇拜，而后逐渐丰富起来，而用于家宅其他位置以及涉及百姓生活生产方方面面的众多纸马，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崇拜的泛化。也就是说，从原始崇拜到民间纸马的兴起和广泛使用，反映了求生、驱利、避害这种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性。
现实物质的匮乏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心理需要，固然是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物质原因和心理原因。但是，民间百姓的生存环境也是原始崇拜观念传承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封闭式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云南乡民百姓保守、顺从等适宜原始观念传承的性情和品格。他们因循天时地理，一代代地传授着祖先的经验、技术和智慧，不知不觉地承继着先民的神圣观念。另一方面，家族传宗接代观念的功利要求和文化心理，也成为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传承不息的基础。
云南纸马原始崇拜观念的传承，还得助于稳定有效的传播媒介。云南民间有着丰富的口头俗文学，如神话、传说、儿歌等，其内容蕴含着大量的原始观念。纸马中的很多形象都是缘自民间口头文学的，比如石头本主、猴子本主、小黄龙段赤诚斩蟒等。习俗行为更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风俗活动多源自原始巫术活动，或与原始崇拜有联系。
总之，云南纸马艺术传承机制的功能体现在：不断地向未来传递原始观念，不断地维护民间文化观念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不断地促使个体认同于贯穿古今的集体意识。正是在这种发展演变中，云南纸马艺术的原始崇拜观念才得以模塑出适应民间百姓生活的众多鬼神形象。
二 英雄崇拜
如果说求生、趋利、避害等观念凭着传承机制能够始终保存某些原始崇拜观念的因素和影响痕迹的话，那么凭着变异机制，这种民间文化观念在历史进程中也能够不断地纳入新的因素、接受新的影响，以致纸马艺术始终呈现出一种嬗变之势。
我们不妨以门神的演变历程为例来看这种嬗变趋势。门神由最初自然形态的“桃梗”到“桃人”，再到人格化的门神——神荼郁垒，进而发展到以历史功臣为原型的门神——钟馗、秦琼和敬德。门神的演变历程表明了内含于艺术底层的民间文化观念的演变规律：从崇拜自然神到敬仰人间英雄，从膜拜自然力量到膜拜人类自身的力量，从崇拜神圣世界到崇拜世俗生活。这一点在云南纸马艺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以上种种需要较长时间演化的不同形态都会在云南纸马中并存，也就是说云南纸马中包容兼收了不同时代特征的众多神佛灵怪形象。
云南纸马从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的转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纸马的内容本身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马内容的表现形式慢慢开始由原来的自然物替换成了英雄和历史人物。在具有地方特色的云南大理白族本主纸马中，许多本主来自原始的自然崇拜。如宾川县和剑川县有以红砂石作为本主的村社，也有供奉“水草大王”、“五谷娘娘”、“太阳神”为本主的村社。大理双廊乡一带的很有名气的“红山本主”，鹤庆地区的“雪山太子”以及其它地区的“石头本主”、“白马将军”等，也都带有明显的自然崇拜痕迹。而以上这些以自然物作为本主的纸马，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其形象已不再是自然物本身，大都被百姓替换成了当时或当地的英雄人物和历史名人。另一种情形是，很多云南纸马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把世俗的人奉为保佑村社的最高神，这是人对自身崇拜、人格解放的一个开端，是宗教心理上的对英雄的崇拜。在大理本主纸马中有一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历史名人或英雄人物，是真有其人其事的，大理下关温泉村、塘子铺村、剑川板凳河村以及鹤庆西登村都把三国时的诸葛亮奉为本主的本主神。再比如大理喜洲河城城村本主段赤城和周城村本主杜朝选，皆因勇斩危害乡民的大蟒蛇而被本村尊为本主。
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商周的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作用……到了周代后期，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有时成为胜利的一方面。”这一时代神圣的动物以及所有那些原为人们膜拜的自然神物，似乎都成了受人支配和驾驭的、用来帮助人们沟通天地的助手和工具。商周以降，人类进一步获得理性的解放。先秦时代的诸子圣贤们重新思考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开始用理性来解释整个宇宙、社会、人类的起源和本质。随之，中国原始神话很快被历史化，原始神祈的动物性因素迅速消失而悄悄转化成古史传说人物。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整体地让位给了具有鲜明务实倾向和历史感的理性意识，或者说原始文化观念整个地被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理性意识所利用。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知识的丰富，生产生活实践有效地激发和鼓舞了主体的征服欲，使人们日益在实践主体和人工造物上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合目的性的现实力量。这种现实力量的直观感受和把握使民间文化观念中深入或滋生了自我崇拜的意识，英雄偶像开始替代各种自然神灵。
实践成果和经验智慧的积累不仅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以至出现自我崇拜，而且也帮助人们逐渐剥去覆在自然现象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他们把死亡、疾病、贫穷、灾祸等反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鬼”，相应地把生命、健康、富裕、安全等合主体目的性的规律视为“神”。“神”和“鬼”两个对立形象的确立，意味着民间百姓自我扩张、自我实现需要的增强和对外部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化，意味着传承于原始文化的崇拜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鬼神”已不是远古时代那种“客观地”、“真实地”寄居在自然实体之中的鬼怪神祈，而是以主体自身需要和目的为中轴核心，并借助某种感性自然对象来予以表现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
云南纸马艺术作品大量地描绘了那些正直、忠厚、善良的历史英雄以及佛道神祈，成为民间百姓崇拜和歌颂这些历史英雄以及神祈的艺术反映。总之，“神道设教”在不改变求生、驱利、避害观念的基础之上，不断融进民间百姓的自我崇拜意识，逐渐把圣君贤臣、哲人勇将、能工巧匠或烈女孝子等功名显赫、德行超群的历史人物尊奉为“神”或崇拜对象，最终使纸马艺术实现由原始鬼神崇拜向历史英雄崇拜的转变。
三 人文情怀
吕品田认为：“随着自然现象神秘色彩的慢慢消失和鬼神表象的悄悄隐退，崇拜观念对需要观念的隐喻关系逐渐转化成明喻关系。而且，需要观念也由对人的自然要求的自省，发展到对人的诸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崇拜观念的这种变形和转换以及对注重社会要求的全面自觉，使得云南民间纸马由原来“神道设教”思想主导下的正统英雄崇拜逐渐转向对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种种需要的全方位的关照，相应的，云南纸马的数量和范围也越来越丰富和宽泛。这样，云南百姓就可能借助对鬼神力量的主观渲染夸张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和理想，同时得到一种心理安慰。这种意念的能动性，在云南民间世俗生活中体现着一种“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体现为百姓在解释生活困顿和行为活动中的功利性、随意性和幽默性3个方面。
“民间社会生活到处充满着注重人生实际的功利性色彩，随处体现着务实不务虚的功利情调，即便是在神圣的宗教信仰领域，即便是对待伟大的神祈”。《国语·鲁语》曾曰：“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也。非是不在祀典。”可以看出古代先人的这种祭祀活动就已经是很功利了。后世云南的民间祭祀活动与之相比就更胜一筹了。在云南民间祭祀中，百姓对那些与世俗生活利益直接相关的神祈，比如土地神、财神、喜神等会更加虔诚和崇敬一些，而敬“天”就显得有些敷衍。如今，对于云南百姓来说，不管敬谁只求应验，供奉成了达到目的一种手段。于是，与云南百姓生活联系不大的佛爷、关帝、孔夫子等纸马就少有人问津。灶王爷过去每月上天一次，人们觉得麻烦，于是灶王爷就只在腊月走一遭。祭祀如此，其它民俗活动更是如此。从婚礼纳彩到社火村戏、本主会等，民间百姓都有利益所求。
在云南民间生活中，人们对待世界、处理人生的随意性随处可见。在云南民间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笼罩着神的光辉，甚至对荆棘丛、阴沟污泥都赋予了神力，如果人得病、生疮、长癞子就是冲犯了它们。在田间地头、岔路口、巨石古树边等等很多甚至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总能看到粘贴着折叠好的一组纸马、几柱燃了一半的香火、几个装着水果糕点的简易纸杯，就知道这肯定是哪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来这里解决问题的。云南纸马中有几十种代表生活中会遇到的关隘，通称为“关科”，人们认为焚烧这些纸马就可以遇难成祥，比如汤火关、四季关、夜哭关等几十种纸马，囊括了人生各个年龄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关口阻碍，充分体现了民间百姓处理人生问题的随意性特征。
带有戏谑逗乐、玩耍开心特点的幽默性，也是云南民间风俗活动常见的情形。这种人生的幽默在云南民间纸马的使用中比比皆是：云南民间传说中的夜游神从不做坏事，但是他喜欢作弄玩耍人，使人们在夜里做噩梦，于是做恶梦的百姓只要拿“夜游神”纸马焚烧，请他们到别处玩也就不做恶梦了；小孩子夜哭、睡不安稳，或者家中常吵架，被认为是“哭神”在作祟，只要拿来“哭神”纸马焚烧一下就平静了，你在看那“哭神”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孩子眼中大声哭闹的大婶形象，她披头散发、咧着嘴巴、两眼下面滴着几排泪水，造型极其简朴稚拙，和儿童画一样，幽默夸张至极。这是多么幽默的画面，多么幽默的行为，多么幽默的人生。于是，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自我的境界，都变成了空灵的神秘世界，一切都化成了人的一切：石磨、畜栏、角房、马车、大树……到处贴挂着象征吉祥的红纸签、纸马，旁边还要插上几柱香、供奉上几片瓜果点心……此刻，我们应该产生出一种很执着的看法：“与其说那一切是‘泛神论的人生’，毋宁说是‘人生的幽默’，是深刻的对待世界和人生的幽默。”
总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在长期的文化流变过程中形成。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似乎是一个文化平面，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于民间纸马艺术的当下时态。实际上，云南纸马的文化意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历史的结果以共时的时态来呈现。云南纸马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云南纸马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人文情怀的文化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当下时态以原始崇拜、英雄崇拜与人文情怀同时并存而呈现于世人面前。
注：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0Y052。
参考文献：
[1]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
作者简介：曲艳玲，女，1971—，辽宁铁岭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云南保山学院。